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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一族崛起:中原与草原文化融合的成功案例
2017年07月21日 11:13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普遍帝国的秩序建构,需要激情与理性的共同作用。单纯的激情只会带来破坏,单纯的理性则无行动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运作的动力,理性则将激情整合为秩序,引导其方向。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施展,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摘自:《探索争鸣》2017年第3期,原题为“中国历史的多元复合结构”。 

  中原地区与普遍帝国想象 

  中原地区是古代中华帝国的核心地区,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东亚世界的轴心文明,其中的主脉络是儒学。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脱离开人际关系结构,孤身一人是无法实践的,儒家更无法想象一种荒岛上的鲁滨逊式的精神世界。这样一种人际关系结构,需要其中的个体都是处在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状态,便于其纲常伦理的展开。定居的生活状态,需要农耕的生产方式,而农耕有一个硬性的自然约束条件,就是年降水量不能少于400毫米。400毫米等降雨线的分布北界,基本上就是长城;说得准确些,中原帝国是在农耕地区扩展到其自然极限之处,修建了长城。 

  还需进一步解释的是,并非可以农耕的地区,儒家就能够传播过去。在儒家的多年发展中,“中原正统性”成为其潜意识里的一个前提,这在古代带来了中原的崇高地位,但是也相应地限制了儒家的传播空间。文化的传播,可以通过武力强行传播,也可以通过其文化吸引力让人自愿皈依。一方面,离中原过远的地方,即便可以农耕,但其超出了帝国的有效统治半径,帝国无法用武力使其儒化;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个地方还面临其他文化的竞争,那些以个体心灵为载体的宗教,其传播的成本一定低于以特定人际关系结构为载体的宗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儒教可以传入朝鲜、日本,因为当地不面临其他文化的竞争,可以传入越南北部,因为中原帝国曾统治其千年之久;却无法传入西域和越南北部以外的东南亚地区,这些地方有的超出帝国统治范围,有的没有超出帝国的统治范围,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要面对其他文化的竞争。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儒家文化具有一种地理依赖性,它因自然生态原因而无法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只能在中原地区展开。但是其世界想象却不会局限在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当中,而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想象,普遍主义是轴心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这带来了后来的一系列历史特性——一方面,它在历史上会构成超越草原—中原之上的普遍帝国的正当性辩护基础;另一方面,它也会使得中国对于超中国的世界秩序的理解遭遇到特殊的障碍,从而在现代转型之际遭遇到特殊的问题,这与日本等国截然不同。 

  儒家文明是对中原地区仪礼秩序的某种体系化表达。最初的仪礼秩序是一种自生秩序,它源出于传统,贵族制作为该仪礼秩序的载体,基于血统出身而有着君子与小人之分。只有贵族君子可以参加战争,战争的礼仪性质往往也会大于实用性质。宋襄公嗣后,中原各诸侯国陆续开始变法,诸侯国内部的贵族等级被夷平,传统仪礼秩序的载体不复存在。人们的身份高低不再是基于出身、血统,而是基于军功;平民也可以参战了,甚至可因军功升至超越于过去的贵族之上的地位。由于不再有约束中央政府之资源汲取的中间性力量——即贵族的存在,整个国家便得以建立起庞大的中央财政,庞大的官僚体系——吏治国家于是建立起来。而新被拔擢的平民,正好是用来填充官僚体系的最佳人选——他们不似贵族有着独立于王权之外的财务基础,同时平民地位的提升又依赖于王权,其与王权之间便会形成一种合作关系,这样一个群体进入官僚体系,便可使得其效率得以最大化。此时整个国家的财政体系也被依照战争动员的逻辑重构了一番,这样,全民战争开始出现了,战争的实用性转而超越于礼仪性之上,各国进入了比拼资源动员效率的阶段。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则其逻辑终点就是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并且这种大一统从技术上来说,差不多是不可逆的,因为大一统首先基于中央财政的大一统,而能够阻挡中央财政大一统的古典意义上的贵族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谓帝国,就其根本而言首先是个心理结果——帝国是对一种文明的道德理想的追求与认同,以一个世界历史的使命作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理由。帝国的吸引力不在于其威慑,而在于其文明,帝国遂行的武力统治,从原则上来说,不过是这个文明之道德理想的手段与外化。只有负载着轴心文明的民族,其精神中才会有这样一种外化为普遍帝国的需求,并会努力将其文明向外传播;而受惠于轴心文明之传播,无此负载的民族,其精神中则无此需求。所以,在东亚,由于古代中国作为轴心文明之担纲者的独大强国始终存在,以致古代中国天然地会通过文明来识别自身,也就必须成为一个普遍帝国——倘某轴心文明内的独大强国不存在,则没有哪个国家会以该文明作为自身的识别标志,否则将会无法区别自己与同文明区域内其他国家;而东亚的其他国家则是要努力将自己区别于普遍帝国,它们通过从帝国吸收的文化资源,结合本土资源,反过来构建属于自己的独立主体性。这形成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在精神现象学历程上的本质区别。 

  秦汉帝国一统先秦诸贤所能想象的天下,结束了周代的割据状态,建立起了普遍帝国;但面对草原帝国、及至到近代早期面对海洋帝国,中原帝国便会从普遍帝国被还原为特殊帝国。而儒家的理想并不会因此就放弃其普遍主义想象,所以它会力图超越这种特殊帝国的现实,内在地要求着一种超越中原区域的普遍治理秩序。 

  大一统的帝国,必须要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支撑其运转,它是帝国首领的工具,首领及其工具都具有公共性,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帝国的工具。但官僚体系的公共性沦为私人性,上下暌违,于是帝国上下可以感受到一种普遍的末日心态,帝国便衰朽掉了。这种情况下一旦遭遇大的气候变化,以至于人口对资源的压力骤增,帝国便无应对能力,秩序遂瓦解。 

  草原与军事贵族民主制 

  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有着与中原截然不同的秩序逻辑。草原上降水量不足,人们无法以农耕的方式谋生,只能以游牧为生。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草原上无法像中原帝国一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中央财政。因为官僚体系和中央财政的建立有一个必须的前提,即赋税征收的成本必须小于收益,这只有在人口处于定居,可以被编户齐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草原上游牧者逐水草而居,生活高度地流动化,逃避征税太容易了,赋税征收的成本一定会大于其收益。那么官僚制在草原上就建立不起来,因为没有必须的中央财政为基础。 

  因此,草原上便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而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因为在小规模群体的情况下,是可以依靠熟人关系完成管理的;但是一旦群体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则它不再是个熟人社会,便只能靠规则来治理。规则需要专门的执行机构来使其运行,也就是需要官僚体系;但是草原上又无法建立起官僚体系。所以,一旦部落的规模超过临界点,则它就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继续以小集群的方式来行动。 

  如此一来,必须获得解释的问题就是,何以草原上会有那种可怕的游牧帝国?实际上可以先问另一个问题,可怕的草原游牧帝国是何时出现的? 

  答案很可能非常简单:草原游牧帝国的出现,除了必要的技术条件之外——如马具等技术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正是中原统一成为了庞大的农耕帝国。 

  联合起来的草原帝国,其人口仍是远远少于中原帝国,然而其战斗力一般情况下却强过中原帝国。原因在于,一方面,草原军队骑在马上来去如风,有着远超中原军队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草原上的生产、生活、战斗的单位是完全合一的,其战斗效率高,其后勤压力低,远非中原军队可比;再一方面,草原上比中原贫穷,对于草原帝国来说,战争近乎是净收益,对中原帝国来说,则战争近乎是净消耗,两边的战争收益和欲望大不相同。这一系列原因,使得草原帝国会对中原帝国构成巨大军事压力。 

  草原帝国严格说来是个部落联盟。作为部落联盟的游牧大帝国,部落盟主无法一言堂地做决策,小可汗们的意见必须得到尊重,因为大可汗事实上也没有强迫小可汗们无条件服从自己的绝对能力,这是游牧帝国当中常见的军事贵族民主制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蒙古部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还是满清入关之前的八王议政会议,都是这种军事贵族民主制的一种表现。 

  对草原来说,进一步的衍生结果就是,由于大可汗必须能征善战,才能维系部落联盟的统一,所以在草原上的继承逻辑不同于中原。对中原来说,根本需求是继承规则的唯一性以便确保皇统的稳定,只要皇统稳定,正当性的象征便是稳定的,其他一切事情交给官僚体系去处理便是。所以中原的继承逻辑在各种“立长立贤”的争论中,最终收敛在嫡长子继承制上,只要是嫡长子,小孩子也能作为正当性的象征。而在草原上,小孩子无法确保能征善战,倘若大可汗冲龄即位,则部落联盟将解体,反倒无法获得稳定性;所以其首领的继承规则通常是兄终弟及,以确保首领始终是成年人。但是到了第一代领袖的最后一个弟弟也去世之后,接下来该由谁来继承,就会出现争议,第二代的每一个孩子都有某种继承资格,也都渴望继承,大家就会打起来。这构成了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它会导致帝国的分裂瓦解。 

  所以,草原上无法出现以官僚体系为前提的集权秩序,而始终保有其基于传统的自生秩序,保有一种源初性的自由。这里所谈的自由,没有意识形态的意涵,它所指的就是,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秩序是源于自生的,而不是基于外赋的。草原帝国上保留着人类最本真的淳朴与最原初的激情。 

  普遍帝国的秩序建构,需要激情与理性的共同作用。单纯的激情只会带来破坏,单纯的理性则无行动能力。故而激情可提供运作的动力,理性则将激情整合为秩序,引导其方向。中原帝国历经多年的吏治统治之后,军事贵族已被消灭不再,激情已经被驯化消磨。每逢其衰朽之际,都必须新的激情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中原原有的理性不一定总是足以驯化此一激情,有时它也会需要新的理性要素的注入,这在历史上经常来源于西域(或说大中亚)的异种文明。两种新的要素与中原原有的各种要素相融合,才能够催生出新的秩序建构,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东亚大陆的体系演化也达到新的高度。比如,五胡乱华以及北朝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激情摧垮了已衰朽不堪的中原文明,来自西域的佛教等,则帮助北魏统治者找到了一种超越于草原-汉地之上的新精神要素。这些东西与中原文化相融合,才催生了灿烂的大唐帝国,东亚大陆上的人民也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加普遍的自由。 

  故陈寅恪先生赞之曰:“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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