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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三个判断
2018年02月12日 16:48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我们改如何应对这次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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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摘自:《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3期 

  第一个判断,全球经济治理正处于加速变革期。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总体上看,这套治理体系为维持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繁荣、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顺利开展,促进经济发展,进而保证全球的总体和平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不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自二战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中。之所以做出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正处于加速变革期的判断,是因为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性和偶发性因素,使得变革趋势加速。 

  趋势性新因素之一是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大幅提升。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一致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欠公平,这是因为现有规则更多地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比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制定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等,都是发达国家所关注的,能体现其竞争优势的领域。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整体能力的提升,要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进行调整和变革。 

  趋势性新因素之二是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对全球经济、贸易、投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深刻影响了全球生产力的布局、国际分工和价值链,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因此,新技术本身推动了跨境投资、跨境贸易和金融合作,同时本身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规则。例如信息安全、数据跨境流动等问题,迄今还未找到答案。 

  趋势性新因素之三是近年在发达经济体出现反全球化的声浪。总体来说,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发达国家有利,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较多,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声音是很正常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英国脱欧,然后是美国总统大选,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愈演愈烈的反全球化声浪。这反映了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全球化带来了收入差距变大的问题。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讲,全球化规则的不合理加大了国际间的收入差距,富国更富而穷国更穷,所以全球收入差距确实被拉大。全球统一市场有利于效率,不利于公平。过去三十年,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因此,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国内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均在扩大,这是全球及各个国家亟需处理的问题。而发达国家本身缺乏内部的收入调节机制,问题累积并不断发酵,一贯主张自由化的英国、美国等国家相继出现政策变化。而这些国家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其国家内部的政策调整,也会影响到全球政策调整的方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美国之前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称为一个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其理论基础是公平贸易。在政治格局变化以前,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已经调整,由此对全球化规则未来的走向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偶发性因素也在加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调整,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稳定委员会成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加速调整,G20也因全球金融危机而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商的重要平台。多种新因素的出现,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加速变革时期,变化是各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 

  第二个判断,经济全球化的方向难以逆转。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全球化理论的变化、政策的调整,会影响全球化的方向,但是技术变革本身会深化全球分工,对全球的跨境贸易、跨境投资和金融活动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未来一段时间,全球化的步伐会有所放缓,很难再持续以往大跨步推进之势,以消化和减缓全球化的负面效果。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最大的好处在于通过全球分工提高效率,把馅饼做大;但是在分馅饼的过程中,公平分配是个问题。因此,全球化的规则会有所调整,但是基本的方向不会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技术进步是根本的推动力,会继续推动全球分工的深化。因此,全球化的方向不会改变,但是短期内的步伐会放缓,可能出现一些波折。 

  第三个判断,中国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一,从维护战略机遇期的高度来认识,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维持经济全球化稳步推进的大局。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不过还是处于追赶期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两个百年梦想不能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市场割裂和保护主义盛行对中国是不利的,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不希望回到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作为跨境投资的大国,未来走出去也需要稳定、高效、透明的国际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本身需要稳定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从这一高度来理解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角色定位。 

  其二,要明确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特朗普当选后释放了一些反全球化的信号,包括退出TPP以及威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届美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有一丝往后退缩的态势,不像之前那么积极主动。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还是希望看到全球化的大局稳定,担心没有国家来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前进步伐,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得到国际舆论的欢呼支持。但是我认为,应该看到,尽管美国有所退缩,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期,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非其他任何国家可及。假如有一天,美国出于客观或者主观原因不再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领导者,那么在未来的全球治理架构中,不太可能出现替代美国角色的大国。我个人的判断是全球治理框架可能出现集体领导制。中国将是集体领导制中的一员。 

  其三,中国要想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做出贡献,首先要做的是增强硬实力。关键是加快提升在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的竞争力,倡导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高水平的自贸安排等都需要这一基础的确立。中国在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竞争力存在明显短板,补短板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 

  其四,中国需要快速提升软实力。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集体领导中的一员,要发挥引领者作用,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贡献中国智慧。一是要加强理论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首要是理论和观念,其次是规则和相应的国际组织,理论和观念先行。多年以来,自由贸易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主流,不过现在美国人转而在搞公平贸易。中国希望怎样的全球治理?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要更加公正、公平、开放、包容、可持续,提出上述目标可以赢得广泛接受,但是需要厘清背后的理论支撑。这是理论工作者肩上的任务。中国在发展当中有很好的实践和探索,但是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梳理的理论化还不够,没能在实践基础上提出新的发展理论,要在国际经济中将中国主张理论化,这是紧迫的任务。二是中国还要加强提出倡议的能力,这些年所做努力的效果都不错。比如“一带一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和热烈反响,取得出乎意料的好的效果,当然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三是中国要加强谈判协调能力,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协调能力,中国亟需改进对外谈判的内部协调机制,提高效率和权威性。最后是需要一大批的国际化人才,懂得国际经济、国际贸易、金融和法律的人才,培养一批真正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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