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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概念先行”的社会文化基础是什么?
2018年03月19日 11:24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概念抑或话语先行在中国何以可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归纳起来有如下三方面:第一,中国人心灵深处业已固化了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文化及其人格;第二,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民间流行元素;第三,概念能够先于行动,还在于由概念建构的话语体系与新知识、新技术的结合。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周怡,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原题为“新时代治国理政中的“概念先行”——文化社会学视角的思考” 

  话语体系建设与概念先行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要倡导。2013年8月20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增强国际话语权。那么,学理上什么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discourse system)是指话语运用的范式;既表达说话主体的意志及其思想建构,也包括说话主体与受话人、文本、语境等要素进行互动的整体模式。依这些学理去理解“话语体系建设”的国家政治内涵,就意味着每一个文明国家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其目标功能是:(1)对外展现国家软实力的本土象征,在国际舞台上“说好中国故事”;(2)借用话语体系指引、规范或折射本国具体的发展道路。显然,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话语体系文本要素、以“中国梦”开启的系列标识性概念,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道路指示。近些年频繁出现于媒体且完全出自“顶层设计”的标识性概念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层面: 

  国家理想:“中国梦”、“一带一路”、“强军强国”、“打赢蓝天保卫战” 

  地方政府:“打通中间一公里”、“精准扶贫”、“经济适用房” 

  市场结构:“供给侧”、“去产能”、“共享经济”、“创新驱动”、“补短板,惠民生”、“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个体/集体价值:“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撸起袖子加油干”、“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专业知识:“智库”、“大数据” 

  上述这些紧随“话语体系建设”之后出现的标识性概念是全新而先行的。姑且先不问概念的源头抑或理据在哪里?现实告诉我们:这些概念一经提出并传播,便顷刻成了中国人(受话人)参与治国理政的具体行动。如,“一带一路”的概念推动中国依靠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邻里机制,借助区域合作平台,发展了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及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既体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又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充分认同。又如,“智库”和“大数据”的概念,促发了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智库组织的迅猛发育和成长,催生出大数据分析技术及其“云产业”的勃勃生机。再如,在“共享经济”的概念中,有了“共享单车”这样一种分时租赁交通的新模式;也有了“共享民宿”的这种便捷经济的旅舍等等。这些由概念驱使行动的种种现象,本研究称之为“概念先行”。 

  很明显,“概念先行”是中国新时代的话语体系建设倡导下涌现的社会事实。相比邓小平时代用“摸着石头过河”形容改革较多源自底层百姓试错式的“边缘革命”来说,当前的许多概念是“顶层设计”的直接结果,这也是“国家治理”取代“市场分化”的象征。尽管每一时代都不免有顶层的制度设计,但用话语概念,而不是用规章规范,去动员和唤起行动却是如今这个时代独特的方面。 

  概念先行的社会文化基础 

  概念抑或话语先行在中国何以可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归纳起来有如下三方面。 

  第一,中国人心灵深处业已固化了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文化及其人格。在谈论中国传统的本土特征时基本有两种说法已然成为共识:一种说法认为“家国同构”塑造的家长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历来是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结构;另一则说自汉代始“儒家思想”就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而长期执掌中国文化。作为结构要素的“家国同构政体”与作为文化价值要素的“儒家思想”合为一体,生成了所谓“制度化儒学”的国家治理体系。这种体系使得中国人在道德伦理上长期受威权主义顺从文化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中国人将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组织、整合起来时,首先考虑的就是血缘关系,亲代对子代的抚育中就蕴含使之服从的因素。早期的人类利用血缘关系实现初民社会统治乃属天然之事。逐渐地,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天然的恩赐由家拓展到家族及家族外群体,由宗法制度延展进今天的科层制度,复制或衍生到了国家的统治或支配模式。不少研究证实,“家”与“国”同构作为儒家社会伦理中存在的对偶现象之一。制度化儒学型塑出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威权人格和心态。这就是,在君臣权力关系中,臣子对君主的“忠信”及顺服历来被当作重要的个人美德,而被内化于心,再付之于行动的。中国百姓习惯于顺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和安排,对国家、对单位组织具有极强的依附。改革开放后,尽管社会的主导理念已经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几乎每个人都被推入相对自主的市场环境,但现实告诉我们,发生任何大小事情或任何社会问题时,国人第一时间呼吁的是“政府为啥不管”、“政府应该出面采取措施”等,基本没有主动或自主的参与意识。说到底,他们还是习惯了对政府、对国家及其组织的强烈依赖和顺从。近期一些研究也表明:政府的意识形态、政府的社会动员依旧起支配性的强作用力量。另据全球爱德曼公关公司2011年信任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88%,位居全球第一位,之后几年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80%左右徘徊,居全球前三位。政府持有稳定而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力量,以及民众居高不下的政府信任,其实以两个当下的社会事实呼应了中国人一以贯之的顺从权威、依附权威的深层文化特质。显然,社会成员具备这类文化特质,容易通过崇尚“‘国’是‘家’”、“个人应该服从集体、服从国家”的思想理念,将自上而下的新观念、新概念、新话语视作当然的制度安排而付诸实际的行动。 

  第二,话语体系建构中的民间流行元素。显然,由概念抑或观念组成的话语体系需要有“接地气”的民间元素才更易于产生实际的影响和秩序。话语体现民间元素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与民生需求元素相对应的路径,叫民生路径;二是与文化传统元素相对接的路径,称之为传统路径。两种路径说到底都是社会动员过程中必要的文化定位(cultural positioning)策略。也就是把百姓需要的、熟悉的文化资源加以整合,用定位在民生的话语体系,来为社会建设、社会整合服务。让民众深感政府的话语概念及其政策是倾向于改善百姓生活质量的明示努力,即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努力去做的一切完全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这样一种文化定位,一直明显出现在中国社会。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想“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时,首先把制度建构的参照点放在“农民需要富裕,向往成为城市人”这样的民间话语层面。又如,当前体恤民生的概念包括“打通中间(最后)一公里”、“精准扶贫”等。在“打通中间(最后)一公里”的观念下,我们看到截至2016年2月国务院取消了272项职业资格,还取消了152项中央制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而在“精准扶贫”概念下,我们读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此概念所做的具体阐释:“立下愚公志,心中常思百姓疾苦”,“扶贫需要少搞些盆景,多搞些实惠”,“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民生工作要一诺千金,不要狗熊掰棒子”。再有,用“打赢蓝天保卫战”这样通俗易懂的百姓语言代替了“治理污染”等学究语言。总之,概念抑或话语从国家主席直接就到了老百姓,语言上没有任何“中间商”。这样定位于民生的话语加上领袖的亲民形象显然有唤起民众积极响应的强大力量,可以使“概念先行”的行动如期达成。同样,在改革和建设的任何时期,传统文化被纳入中国话语体系的实例亦屡见不鲜。因为历史上中华民族产生过儒、释、道、墨、名、法等各家学说,涌现过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符码和习俗来动员群众,让群众感到中国的改革及其建设是“中国的”,更容易获得接受和认可。比如,作为诠释中华文明复兴的“中国梦”概念,其传导的价值观“国是家、善作魂、勤为本”,“俭养德、诚立身、孝为先、和为贵”均出自儒家典籍。而习近平2013年11月对曲阜孔府的访问,以及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典句的直接引用,如,在从严治党的论述中他用到“明制度于先,重威刑于后”出自《尉缭子·重刑令第十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典出先秦《韩非子·喻老》等等,都通过“重访”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向民众传递出当代中国政治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强调,语义是中国人在以自己的本土文化符码解决中国的事情。本土符码的语义表达显然能引起民众的共鸣。 

  第三,概念能够先于行动,还在于由概念建构的话语体系与新知识、新技术的结合。用民间流行话语去建构话语体系所处的民粹立场,一旦被过度使用,则可能导致或加速文化世俗化的趋势。尤其在现代化发展的市场利益面前,源于商品市场发展的文化世俗化与国家主导的政治文化之间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大多数国家会通过强调复杂社会世俗化的变化来实现改善人民生活的诺言;而世俗化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知识和新技术;其中,新知识和新技术概念的提出却源于知识精英的参与和诠释。假如把“话语权”分为政治话语权(即意识形态领导权)和学术话语权(即构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两类的话,今天的中国社会更常见的是政治与学术话语权的两相结合抑或两相合作,更强调知识与国家治理的结合关系。“智库”的风起云涌、“大数据”的实际参与、“供给侧改革”概念的提出等都充分反映了政治政策话语与学术研究话语的联手。比如,“供给侧”属于普通老百姓很难理解的经济学学术话语,但该概念一经提出,在供给方面就出现了简政放权、金融改革、放松管制及其国企、土地改革等政策行动,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及市场利益。再比如,“一带一路”概念是新时代中央政府在全球化市场中给出的新概念、新表述,同时也是提炼于历史、经济、地理学科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即它今天的意涵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及其论证是政治文化与学术新科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我们看到了新型“中欧班列火车”的启动、“新灵渠”对中亚邻国的连接、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参与和支持等等。很显然这一作为中国高层推动的国家理念已经成为行动。知识与权力相结合的理念,容易被普通民众在不假思索的无意识中加以接受和认同的事实,这一点早在福柯的“知识权力观”里有过生动的阐发。而对中国革命、中国政治有深度关切的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ean Perry)亦看到,革命初期中国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身份出现在老百姓中,把他们的新理念、新知识带给乡村的上层绅士,通过他们让下层的老百姓接受。即她看到了知识分子把教育及其知识从大学传导到民间的参与革命的过程,并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的地方革命,能像中国这样强调革命家作为教育家的功能。相对文化定位来说,裴宜理称这样的新文化传导为文化援助(cultural patronage)策略,国家主动去操控文化、“培育同意”,构建新文化符码和形象,并使之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其中,文化援助的手段来自新知识或新技术。毫无疑问,今天我们的国家经过近40年的巨变,新媒体、网络支付、新金融等新技术的普及应用远超发达国家,这种创新驱动能够如此之广泛,与知识分子参与话语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知识分子用科学技术去告诉老百姓“这是科学的、实用的,应该这么做,不应该那样做”等等这番界说,与其革命时期传播新思想而发生的文化援助如出一辙。 

  如果说,社会普遍存在的威权主义文化及其人格为话语体系建设中“概念先行”铺垫了绿色通道,那么,顶层设计时使用民生话语、传统文化话语、知识话语,则为夯实概念与行动、顶层设计与基层响应间的一致性提供了长程资源。因而,我国新时期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概念先行”现象有其合理合法的、现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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