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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东方文化与现代生活
2018年03月27日 09:31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从文化根源上来分析,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所经受的种种病变和煎熬,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对防止和医治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大有启发和可借鉴之处。诸如: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
 

  来源:《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 

   

  近年来,对东方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的探讨,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浓厚兴趣。近几百年来,西方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西方文化因而也就在世界上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与此同时也明显地存在着一种文化论上的片面和失衡,即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和对东方文化的妄自菲薄。长期以来,人们一味赞扬西方文化的优点而看不到它的短处,严厉批评东方文化的缺点而看不到它的长处。以致直至今天,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中仍然潜伏着一种以唯西方文化为是、为优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在自然科学理论、生产工艺技术等方面,人们更是奉西方文化为圭臬。 

  从现象上来说,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有相当一部分与当今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的联系。诸如:现代生活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们为满足自身的欲求,利用现代高科技为人类提供的有力手段,无限度地向自然界索取各种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而现代高科技提供的方便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养成一种浪费性的消费习惯。这种生活消费习惯,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而且制造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废弃物,从而严重地污染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自然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造成了全球性的气候反常,旱涝风雹灾害频发,怪病恶疾孳生蔓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和烦恼。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 

  无可怀疑,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而现代人的平均寿命也大大地提高了。然而,如果人们不能有效地解决生态平衡和环境污染的问题,那么不仅能否长期保持现代人的健康长寿将是个问题,进而更为严重的是必将贻害子孙后代,大大缩短整个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历史。这也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非常迫切的、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生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缩小了地球世界,许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涉或交往为电话、手机、电脑、网络所替代,因而也间隔了社会中人际间的直接感情交流。同时,在现代高科技提供的各种现代化生活手段的环境中,通过自动化设置,乃至电脑程序控制完全有可能把一个人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周到舒适,因而也为个人封闭式(孤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如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现代社会生活中孤寂症的蔓延。 

  现代生活对于高科技和人为环境、手段的过度依赖,造成了一种人们始料不及的现实矛盾,即: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而适应自然的能力却越来越减弱。因此,只要人为环境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一点点小问题,都将使整个社会和个人生活陷于瘫痪。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时刻处于一种极大的不稳定和不安全感之中。 

  如果从文化根源上来分析,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所经受的种种病变和煎熬,与现代人的价值取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其中,以无限度地追求物质增长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二者联系最为密切,影响最为深远。 

  这里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包含两个不同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指与上述追求物质增长和生活享受联系在一起的,即一般伦理意义上所谓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它的膨胀将导致社会上的严重的人格危机。而且这种(外在的)以自我为中心,其结果却往往是落得个(内在的)自我失落。第二是指与自然相对的人类自我中心。它的膨胀则导致人类任意地控制和支配自然万物。其结果则如上所述,不断地、越来越迅速地遭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严厉报复。又,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以人(我)为中心(人类中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利己主义的自我陶醉。 

  必须指出,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首先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根本的联系,同时也与一定的文化价值取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无可讳言的是,上述的种种社会病变,大都与西方文化的某些基本观念、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有着直接的关系,至少也可以说,它与盲目地、片面地理解和接受西方文化有关。 

   

  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对防止和医治现代生活中的种种病变,大有启发和可借鉴之处。诸如: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根性、整体性和平等性。如《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倡导“仁民爱物”,如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着意强调万物与人为同类(“与”),应当推己及物。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也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一)。而其弟程颐更反复声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同上,卷第二上),等等。汉儒以阴阳五行说大讲天人感应,其间附会于社会历史、政治、人事等方面者多有可探讨之处,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也曾尖锐地批判过(见《论衡》一书)。然其被吸收于医学中者,则成了中医认为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和疾病密切相关的重要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破坏或失调,是人得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反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保证人的健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体现于中医的治疗中,则无论是诊断还是处方,都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于严格到选择药材之产地产时。这种把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联系起来的观念,是完全符合事实的科学的理论。同时,这种观念也告诉人们,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必须要全力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这在当今世界尤其有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此外,儒家还有许多关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节约消费的思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例如,荀况把“节用”与“御欲”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生活消费中必须要有“长虑顾后”的观念,而不应当任人之欲。那种“不顾其后”,随意奢侈浪费的人,乃是一些“偷生浅知”之徒。这是很有深远意义的见地。 

  佛教提倡“护生”,道家主张自然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不为不恃,因任自然。这种对自然的态度,就其消极一面讲,诚如荀子所批评的,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即忽视乃至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过,“因”的思想并不完全只是消极的,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两方面的合理因素:一是不以主观的好恶或意愿,随意地去违反或破坏自然及其规律,而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二是主动地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中其实包含着某种“权变”“因时而变”的思想,所以一些道家思想家强调说:“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忤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淮南子·汜论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看起来与原来的环境不合,却与变化了的环境相合,这叫做懂得权变;相反,就是不知权变。不知权变者,好事也会变成坏事。 

  以上只是列举了很小一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想,然如能灵活地吸取其精神,反思我们今日对待自然的态度,那么对于缓解当前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亦是不无裨益的。 

  儒家的修身养性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一种与他人和社会群体和谐、协调的道德品格。儒家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推己及人”的精神,至今也还是值得倡导的一种个人品德和社会风尚。 

  不少人认为,东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忽视(或压制)个性和个人(自我)的权利、价值。这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道理的。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当我们冷静地、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中,任何一个个人都不可能离开他人和群体而存在,自我只有在为他我、群体的奉献中,只有在得到他我和社会群体的认可时,才会凸显出个人(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儒家强调献身群体和社会,并非只是消极地否定自我。相反,如果我们能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其精神,那么个人对他人和社会群体的奉献,正是实现自我价值、养成完美人格的正确途径。人们以崇敬仰慕之意,千年不绝地传颂着宋代名臣范仲淹的不朽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公集·岳阳楼记》),这不正反映了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把自己献身给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的价值的高度肯定吗?不正反映了人们殷切期望社会涌现出更多具有这种品德的人的心愿吗? 

  目前,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一股学习禅佛教的热潮正在升起。许多西方的禅学者,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把禅看作是什么“东方神秘主义”了,他们开始注意和研究禅的各种教理与禅的根本精神之所在。学禅打坐不仅能治病健身,调解人体生理上的失衡(这只是对禅的低层次上的了解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信禅学禅的人来说,它能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调解人们心理上的失衡。禅学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自我的本性,着重揭示了造成人生痛苦、烦恼的主观自我方面的原因,并且探求了如何让自我从怨天尤人、受命于环境的被动中摆脱出来,而通过自我主动的努力去解除种种痛苦和烦恼,做自我的主人翁,等等。如上所分析的,禅学的这些探求正是现代人精神上最渴求得到的东西。加之禅佛教不离人伦日用的世间性格、坚忍不拔的实践精神、自我去缚的解脱主权和当下顿悟的超越喜悦等,禅佛教的世界性热潮方兴未艾。 

  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此语源于《老子》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与“自知”相比较,何者更为困难呢?先秦法家代表韩非认为:“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故曰:‘自见之谓明’。”(《韩非子·喻老》)著名玄学家王弼也说:“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老子道德经注》)由此看来,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比之于认识别人要困难得多。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见解。在大多数人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如此,亦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推之于人类自身和客观自然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情况与此相类。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要比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困难得多。我在一篇短文中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番感慨,我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大而至于外空星系的宏观,小而至于量子真空的微观,在今天都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并且对进一步去认识它和把握它充满了信心。而与此相比,人对自我的认识,特别是对自我精神世界的认识,则还相当肤浅,愚暗不明。至于通过对自我的认识,来自觉地把握自我的精神世界,这对于多数人来说,更是难之又难了。另外,我还提到,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有一个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人类更需要对自我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然而,这也是比认识自然更为困难的事情,或许还可以这么说,人类至今在自知方面尚不是很明。如上所说,人类依仗着高科技,加速了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支配,同时也正在更快速地受到自然的强烈反抗和报复。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难道人类不应当认真地自我反思一下吗?我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能动的一方,因此也是关键的一方。换言之,关键在于人类要对自我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自觉的自我节制。 

  人们都知道,一个人的言行是受他的“心”(头脑、思想)支配的,一个人心念的变化会影响到他言行的变化。荀子尝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这是告诉我们说,人是参与到天地生养万物的进程中的。而人的这种参与还不是一般的参与,在《礼记·礼运》篇中有这样一句话:“人者,天地之心也。”这是告诉我们,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地位,就像心在人体中的地位。人心一动,人的言行就会发生变化,以此推论,人的心念、行为的变化,也一定会引发天地万物进程的变化。正因如此,人类更应当对自我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并由此而进行更自觉的自我节制。 

  《老子》第三十四章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段话是很值得细细体会的。我们对于人类的力量和个人能力的认识,是否也应抱这样的态度?人和个人既要能认识自己的大,也要能认识自己的小,要能不以大自居,不以小自卑。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人的自我失落,大都来自于自然和他我的不融洽、不协调,而其根本则还是在于自我本身,即不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小而妄自菲薄,就是由于只见自我之大而盲目尊大,也就是说,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自我,缺乏自知之明。 

  《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谓无上正等觉)。”这句话也是很可以借用的。如果能以平等心去认识自我、认识他我、认识自然万物,破除各种偏见和执著,将有助于克服自我与他我、个人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和对立,融自我于他我、群体和自然之中,得自我之“大解脱”。 

  随着东方世界走向现代化,应当引起我们对于东方文化的历史反思;通过历史的反思,应建立起我们对于东方文化的自觉、自尊和自信。我相信,随着人们对东方文化了解的不断深入,东方文化将在人们的现代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我们团结合作,共同努力,积极开发东方文化这座宝库,务使东方智慧日进日新,在显示其古老光辉的同时,展现出它崭新的现代风采,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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