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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莉: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之转换
2018年06月15日 10:25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 相继出现了“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等四类影响较大的研究范式, 推动着学科不断走向新的广度、高度与深度。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河北学刊》2018年第2期 

  现代化”范式 

  以“现代化范式”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主要表现为以下理路:以西方现代化为标准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目标,按照现代化元素和模型,对照查找中国近代社会的对应元素及发展状况。“现代化范式”在1980-1990年代社会史复兴时期是主流解释理论,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并推动了学科的初期发展, 其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研究重心“回归社会”。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目标确立为现代化,取代政治革命为核心价值,并由此反省和探索中西比较下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缺陷、障碍与艰难曲折,研究重心由以往政治斗争、革命运动转向社会本身,重点研究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状况等各社会要素的现代化程度及与现代化变革的关系。 

  二是研究视角“眼光下移”。鉴于现代化是社会全面、整体性变革,因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研究视角和关注重心由以往集中在上层精英阶层,转向社会与民众,大大扩展了研究领域。 

  三是理论方法更新。在“实证”这一史学基本方法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提高了历史分析力与解释力,使历史研究得到现代理论方法上的提升。重视理论反省与方法更新,也成为社会史研究不同于以往史学研究的一大学科特征。 

  在“现代化范式”研究实践经过一段发展后,显现出一些缺陷,对此已有学术界的反省与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西方中心”的一元现代化论, 以西方模式生搬硬套中国社会,而忽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土特性和内在逻辑;二是用传统向现代的单线性、目的论概括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过程,过于简单化,而忽视了社会变迁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三是以“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落后—进步”等二元对立价值论划分及评判社会现象,失之于概念化、表面化。由此,学术界、理论界开始力求克服这些缺陷,以期寻求超越“现代化范式”的新突破。 

  本土现代性”范式 

  进入1990年代后,一些研究者在反省现代化范式缺陷基础上,力求立足中国本土社会,挖掘中国社会自身内在与现代化相关因素,逐渐形成新的研究范式——“本土现代性范式”。 

  本土现代性范式”在具体研究实践中,主要特征是由宏观渐入微观,由笼统走向具体,出现两个新兴的研究路向: 

  一是区域史研究兴起,即以一定地域范围的地方性社会状况及社会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地方社会结构、关系网络、制度运作等。一般以行政区划、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区域为研究单位。区域史研究在1990年代中期兴起,形成研究热点,这从每两年一次的中国社会史年会主题中便可以反映出来。1994年,第五届会议主题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6年,第六届会议议题之一是“区域社会比较研究”;1998年,第七届会议主题为“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2002年,第九届会议主题为“国家、地方民众互动与社会变迁”。区域史研究成为长期兴旺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对此已有论者作过综述。 

  二是微观史、个案研究兴起。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从宏观建构向微观研究转向,表现为研究论题由宏大叙事转向个案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个案, 如某个城市、村庄、团体、家族、个人、事件、现象、载体等,进行具体、深入、细致地考察与剖析,或称之为“深描”,以求探索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区域史和微观史研究在1990年代兴起后逐渐成为普遍流行的研究路向,反映了“本土现代性范式”的研究取向。这一新研究范式是对“现代化范式”反省基础上的深化与超越,体现了研究重心回归本土,立足于中国本土社会实际进行研究,注意发掘本土传统与现代化的连续性,探索地方经验。由此产生的许多成果虽然仍是在普遍现代性价值框架下来评述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但不再停留在贴着现代化标签的空泛、西化的概念上,而是回归到本土实际,也不再是用西方现代化标签来概括中国社会元素,而是直接呈现中国社会本真面貌,还原中国社会实态。研究方法趋向微观化、具体化,力求深入、细致地观察中国社会内部的各个方面,甚至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但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研究领域的拓展,“本土现代性”研究范式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这些区域史或微观研究的重心虽然回归中国、立足本土,但往往隐含的现代性价值标准仍然是西方现代化模式,是一种“隐性的西方中心”,仍未提出本土内在的理论解释;二是往往偏重“深描”、还原具体史实,而缺少宏观观照和理论分析,有“平面化”之弊;三是有些个案研究过于细碎、零散,缺少整体性观照与普遍联系,因而缺乏普遍性价值,呈现“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5期开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专栏,多位学者对社会史研究中“碎片化”问题作了分析与反省,提倡应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社会与国家”范式 

  中国近代社会史运用“社会与国家”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互动等论题,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史、区域社会史、社会生活、民间组织、救灾慈善、法律等。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鉴这一理论来考察和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相关问题,如研究近代城市形成的商业、社区、公园、娱乐场所等“公共空间”,研究行会、商会、学会、民间组织等“公共领域”,研究公共交通、公共卫生、慈善等“公共事业”,研究城市商业生活及大众娱乐生活等“公共生活”,研究报刊、集会、演讲等“公共舆论”,等等。这些因研究对象差异而出现的“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事业”、“公共舆论”等概念, 都是运用“社会与国家”理论作为研究框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的一个流行理论。这些概念虽然仍然具有作为政治社会学意义的“公共领域”的基本含意,但在多数研究者的具体使用中,已经更加贴近中国本土历史的实际状况,并力求探索中国近代史上民间社会各种“公共性”的具体形态及特性。虽然研究者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具体内涵的认知和界定有所不同,但“公共领域”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运用,表明这些学者认为运用这一理论认识和分析中国近代社会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作为践行这一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朱英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一文中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状况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总结和评述。 

  从研究范式转换角度来看,“社会与国家”理论对“本土现代性”范式下研究平面化、碎片化倾向有所矫正,注重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对近代社会状况及其变迁提出了理论层面的解释,使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对中国社会公共领域、民间力量的研究,实则是对本土现代性的深化,是挖掘现代性的本土基础和资源,探索本土现代性的实际状况、社会力量及具体形态。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中蕴藏着的现代性内在元素及能动性,这种研究方向指向了探索中国道路的内在特性。因此,这一理论至今仍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中被广泛运用的一个热门理论。 

  社会治理”范式 

  在“社会与国家”理论框架下,深入思考社会与国家的权力互动关系,最终指向的是社会效果。“社会治理”也是一个政治社会学概念,是在多元现代性观念基础上,深入探索不同社会良性发展的理论路向。大致从2005年以后,一些研究者开始从“社会治理”视角选择切入点,将“社会治理”、“社会管理”、“社会控制”、“社会秩序”等相关系列概念作为研究论题或中心问题,形成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新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近十年来,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成果逐渐增多,渐成规模,开始形成引起关注的新研究路向。黄超《近二十年来国内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研究发展概述》(《现代交际》2016年第10期)一文,从社会治理模式、人物治理思想、制度治理变化等三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成果作了综述。但其选择研究成果范围比较宽泛,对“社会治理”的界定也比较简略,从社会史学科角度的总结评述还不够清晰与全面。由于“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是近十年来新兴的趋向,对其研究成果还缺乏比较全面、清晰的清理与评述,故本文稍作详述。 

  研究论著的论题,集中反映其研究的中心问题,笔者利用多个期刊、书籍网络数据库,以“社会治理”、“管理”、“控制”、“秩序”等关键词检索中国近代史论著,搜到标题中有这些关键词的论著有几十篇(部),多为2005年以后出现的成果,尤以近年比较集中,而在199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反映了“社会治理”研究是近十年来兴起的新趋向。此外,还有更多成果虽然标题中没有这些关键词,但实际内容属于这一范畴或与此相关,这类成果数量更多,难以统计。下面以检索标题中有这些关键词的研究成果为主体作一梳理与分析,应能反映“社会治理”研究的主流状况。综观这些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乡村治理、城市治理、制度治理、问题治理等几个领域,下面分别简要评述。 

  1.乡村治理 

  在中国近代乡村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既有传统的延续,也有近代的变革,体现为来自上方的国家权力与乡村内在力量的交互作用,这是乡村治理变迁的主轴,也是研究的一个重心所在。有一些从长时段、宏观史角度对中国近代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如张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以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三种乡村力量为分析框架,考察了从中国古代至改革开放各个时代,国家在乡村的权力配置方式、乡村精英的权威基础以及农民的行动逻辑对乡村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影响,对于传统与近代乡村治理模式及绩效分别作了分析。当然,更多成果是对某一具体历史时期或具体个案作的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如任吉东《多元性与一体化: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通过对近代河北宝坻县和获鹿县的乡村治理进行深入研究及比较,探讨了传统乡村社会治理向近代转型起点的原型状态,指出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的改造出现一体化趋势,但在国家一体化行政体系完成后,乡村治理由于乡村内生秩序不同而呈现多元性形态。这一研究揭示了近代华北乡村治理多元性内核与一体化模式并存并行的实态。任吉东还对近代获鹿县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作了个案分析。刘琼从传统的接续与现代性的生发角度对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作了个案研究。 

  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中,中共对乡村治理最为重视,治理成效较为显著,影响深远,并因之备受研究者关注。抗战时期,中共在一些根据地开展的土地改革及乡村改革,是中共农村政策及乡村治理的早期探索,为中共对农村的改造与治理积累了最初经验。有多篇专题论文对中共在一些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治理情况作了研究,如李里锋《革命中的乡村——土地改革运动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夏松涛《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生问题与乡村治理》(《晋阳学刊》2013年第3期)等。 

  还有对参与乡村治理的一些重要元素作专题研究。如乡绅是乡村精英、乡民自治的支柱,也是官府与乡民之间的纽带,是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乡绅在近代乡村治理中的状况及变化也是一个研究重点。 

  乡村治理”是有关“社会治理”研究中成果数量较多且最具本土特色的领域,关于近代乡村治理中各种新旧元素的参与、纠葛、兴衰、替代与演变,国家力量与乡村自身力量的互动、消长、重构与衍化,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本土解释,揭示了中国近代乡村治理的实态。 

  2.城市治理 

  城市化、工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城市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火车头和桥头堡,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城市治理也是社会治理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因此也是一个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从以往“社会与国家”范式下注重“市民社会”,转向从城市治理视角对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研究。 

  城市治理首先反映在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市政建设与管理是主要形式。关于近代城市市政史,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如张忠《哈尔滨早期市政近代化研究 (1898-1931)》(吉林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喻婷《近代武汉城市规划制度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有一些从城市治理角度对政府力量与某些城市社会群体之间的管理治理与被管理治理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对城市民间组织、社团在城市社会治理中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如郭彦军《近代上海社团发展及其社会管理意义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徐文彬《明清以来自然灾害与民间组织应对——以福州救火会为论述中心》(复旦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等等。 

  这些围绕城市治理的专题研究,或是对某一城市管理与治理的综合性研究,或是对某一特定城市群体参与城市治理中作用的研究,或是政府权力与社会群体之间治理与被治理关系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揭示了近代城市治理的实态与复杂关系。 

  3.治理制度 

  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动急剧,特别是清末以后,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随之社会管理与治理制度也发生很大变化,近代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社会治理制度变化状况及效能如何,一个研究比较集中的问题。 

  社会治理制度近代化转型首先从城市管理开始。对于城市治理制度的研究,自清末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以往主要是从政治运动及政治制度史角度展开研究,后来在社会史视角下,开始从市政管理制度角度进行研究,如市政建设、市民生活管理等。对于地方自治制度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较多,在此不必列举,有一些对重要的城市治理制度的专题研究成果,如近代警察制度是国家对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主要制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丁芮《管理北京: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孟庆超《中国警制近代化研究——以法文化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除了对城市、乡村治理制度变化的研究,还有一些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制度研究和对具体公共事业管理制度的研究。 

  4.社会问题治理 

  关于近代社会问题治理的研究成果,唐仕春作了比较全面的综述,重点对灾害与救济、慈善、医疗卫生及禁毒、盗匪、赌博等社会问题的治理的研究作了集中评述。其所列举的大多数成果虽然并未在标题中明确标明“治理”等词汇,内容中基本都包括社会问题的状况及治理两个方面,其中有些在标题中明确标明“治理”的代表性成果,反映了研究者具有明确的社会问题治理思路及研究路径。如鸦片烟毒泛滥是鸦片战争以后贯穿中国近代百年、祸害各阶层民众、导致国弱民穷的一个巨大社会祸患,是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因而自晚清至民国,历届政府及社会力量都一直致力于治理烟毒、禁毒,采取的治理方式多有变化,效果也不同。同时,毒品在当代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须借鉴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因此对近代治理烟毒、禁毒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王玥、赵留记《1997年以来的中国禁毒史研究》(《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一文,对2010年前这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了综述。除了禁毒问题的研究之外,对于其他社会问题也有一些明确从社会治理视角的研究。如对赌博治理的研究,涂文学《近代中国社会控制系统与赌博之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从权力之禁, 家庭、宗族及村社之禁,社会组织、团体之禁,舆论之禁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禁赌状况作了考察。他认为,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控制系统已经残缺和衰朽,对于赌博的防范和治理收效甚微,呈现明禁实弛、愈禁愈滥的状况。还指出禁止赌博除了文化价值系统的调适外,更主要取决于社会控制系统和整个社会运行机制是否健全和完善。 

  上述梳理的“社会治理”范式下的研究状况,主要是以社会治理、管理、控制等为论题中心词的成果,此外还有虽然在标题中没有这类词汇,但内容属于或涉及这一范畴的研究成果,其数量更多不胜枚举。但仅从上述的粗略梳理,已经可以看到近十余年来“社会治理”这一新路向的发展趋向,特别是近年来这一论题日益受到关注。 

  社会治理”范式下的研究与“社会与国家”范式相比,从三个方面有所深化:一是关注点从社会与国家的权力互动关系,转向这些互动作用对社会发生的实际效能与效果。二是从社会与国家二元互动关系,扩展为更加多元、多层、细化、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三是不再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价值观评判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因素,而是以无分传统与现代、既有传统也有现代的现实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来分析社会治理的效果与能力,即从价值评判转向综合效能评估。 

  结语 

  从上述考察可见,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相继出现了具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等四类研究范式,先后相续,交汇转换,推动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新的广度、高度与深度。 

  促使这些研究范式的形成与重心转换的契机,大致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时代变动的现实刺激,社会现实问题对史学知识与史学理论需求的呼唤,许多理论范式的核心理论,就是中国社会现实提出的理论挑战或前沿问题,反映了近代社会史与中国社会现实具有紧密联系的学科特性。二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内部学术发展与不断深化的内在逻辑所引导。三是中国近代社会史具有借鉴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学科特性,因此业内研究者一直具有较强的理论反省意识,对于相关的新理论方法比较敏感,善于借鉴运用,促使学科具有较强的内在生命力和理论更新能力,这些研究范式的核心理论基本上都是引入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或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从改革开放反省现代化起步,从西方模式回归本土而产生“本土现代性”范式。对本土社会实证、微观研究出现“碎片化”弊端,以“社会与国家”理论的概括与解释则提供了新的理路,将中国社会本土现代性元素的认识提升到理论解释的层次。“社会治理”范式则使研究触角伸至社会多种元素 (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综合作用对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这几个研究范式之间前后相续,步步深化,使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认识一步步推向接近实际和本质。 

  回顾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30年来的发展,虽然随着“研究范式”的步步推进而使研究走向深入,但仍然面临缺乏回应现实理论问题及解释“中国道路”本质属性的理论创新难题,这仍然需要业内研究者从“研究范式”层面作出新的开拓。展望学科研究范式的进一步发展,也已经出现一些新的趋向。从“社会治理”研究范式为基点来看,有两个新的发展趋向:一个是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及全球史兴起,促使我们开阔视野,需将中国近代“社会治理”放到全球视野和坐标中予以观察,更多地进行国际比较、世界各国不同社会元素及治理方式的比较,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本身就对世界开放,在社会治理中有世界多种元素的作用,在这种世界坐标中可能更利于凸显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本质特性。第二个新趋向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眼光,即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治理的重心不应只停留在如何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维持社会力量的协调、消弥矛盾与冲突、整治社会问题等,而应加强“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纵向维度,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良治社会为目标,以探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成败经验及良性机制为旨归。这方面已经开始出现探索性成果,如宣朝庆最近发表《论近代以来社会建设的民间范式》(《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一文,指出中国近代当国家力量衰弱而使国家陷于危亡之际,民间力量的发展壮大,成为国家、社会、文化生存的重要基础。该文从社会建设的新视角,对近代民间范式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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