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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的核心要素:富民和教民
2018年07月09日 14:23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以民为本,就要从各方面为黎民着想,为百姓谋利,最主要的是富民和教民两个方面。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易培强,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
 

  摘自:《武陵学刊》2017年第6期,原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探析” 

  以民为本,就要从各方面为黎民着想,为百姓谋利,最主要的是富民和教民两个方面。 

  关于富民与教民的关系 

  中国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将富民提到突出的重要地位。管子最早强调了富民的重要意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孔子认为:“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墨子也有“民富国治”的说法。荀况提出“上下具富”“兼足天下”,而起决定作用的是民富,他断言:“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荀子·富国》)。一些思想家政治家还认为富民是治民的必要前提。管仲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意思是:百姓丰衣足食,且仓储充实,就会懂得礼节、荣辱,国家的教化、刑赏才能起到作用,社会秩序才能安定。 

  中国古代的民本和民治思想,在强调富民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教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里讲的是:用行政和刑罚手段来对待、引导民众,民众就会没有耻辱感;而代之以道德和礼制,民众就会有耻辱感且守规矩,其要旨就是强调德治和教化的关键作用。孟子也十分看重对人民的教化作用。他指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先哲们还认为,富要富之有道,也就是求富必须合乎义。孔子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孔子极力反对和鄙视违反义的求利行为。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也对谋不义之财的人进行了强烈谴责:“君不乡(“乡”同“向”)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 

  关于如何富民 

  如何富民?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很多主张。 

  春秋时期齐桓公的主要谋士管仲,推行了一系列富国之政,包括:第一,重视分工,实行四民分业定居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固定的居住和劳作区域,实行职业世袭制,以利于技能的传授和分工秩序的稳定。第二,采取各种措施,保证作为富国基础的农业生产正常进行。一是“无夺民时”,即不在农忙时节征调农业劳动力从事徭役。“无夺农时,则百姓富。”(《国语·齐语》)二是“相地衰征”,即根据土地肥瘠程度而进行差别征税,以免税负畸轻畸重而不利于农业生产。“相地而衰征,则农不移。”(《国语·齐语》)三是“山泽各致其时”,即要求和允许百姓在特定季节进入山泽从事采伐捕捞活动。这既可以适当采伐捕捞增加财富,又能保证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还可防止滥捕滥伐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故曰:“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国语·齐语》)“不苟”,指对农业生产不苟且。第三,鼓励工商业适当发展。齐国有重视工商业的传统,曾“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以工商业发达闻名于列国。管仲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历史传统,并利用齐国的霸主地位,积极促进工商业发展。《国语·齐语》记载:“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还主张实行“牺牲不略”之策,即禁止抢夺别人的牲畜。“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这可以说是一项保护私有财产的措施。管子还提出:“府不积货,藏于民也。”(《管子·权修》)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藏富于民”的思想。 

  孔子及其弟子主张轻徭薄赋。孔子的弟子有若对鲁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意即百姓的财富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百姓的贫富,决定着国家的财富状况。因此,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这与管仲的“无夺民时”是一个意思,就是要爱惜民力,保证百姓从事农作等生计的时间。于是,“择可劳而劳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就可以达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论语·尧曰》),即让人民得到实惠而负担不重。按照现代经济学语言来说,就是要让人民获得的实惠大而付出的成本低。 

  孟轲在承继孔子及其弟子的富民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的主张,以实现“黎民不饥不寒”,“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的目标,进而达到“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尽心上》)的富足程度。孟子的富民主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制民以产。鉴于“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主张要制民以产,使百姓拥有一定的生财手段即生产资料,在当时主要是指田地。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主张要使贫困的“野人”(指农民),每户得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作为“恒产”。二是主张薄税赋,即“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薄其税敛”(《孟子·尽心上》)。孟子说:“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孟子·尽心下》)这段话的意思是:三种赋税形式(“征”指赋税)只能采用其中一种,不能同时采取另外一种或两种。如果同时实施两种赋税,就会有百姓饿死。如果同时实施三种赋税,就会出现父子为生存而互相残杀的局面。在孟子看来,减轻百姓负担于民生极其重要,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人民的深厚体恤之情。 

  如何富民?富民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这个角度对富民思想再作探析。管子认为,财富来自生产,生产是物与人两个要素的结合。他以粮食生产为例说:“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无以致财。”(《管子·八观》)汉代司马迁指出:“农而食之,虞(“虞”指掌管山林水泽出产的官,依靠他,才能把这些产品弄出来)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四者缺一不可,才能共同生产出财富。所以“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殖列传》),这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发展生产,是创造和增加财富的基础。 

  在分配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占主流地位的是主张“均”,反对“不均”。孔子最先提出反对不均的主张。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孔子把不均的问题看得比贫的问题更严重。 

  孟子对财富不均的现象及其恶果也表示了强烈的愤懑。他指出,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致使“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上》)。“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仓廩实,府库充”(《孟子·梁惠王下》)。这里说的是:统治者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百姓却面黄肌瘦,饿死了只能抛尸荒野。国库充实,而百姓中老者弱者却被弃尸沟壑,壮年人则四处流亡奔波。这都是分配不均的结果。 

  道家的代表作《老子》则严厉抨击了现实中存在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等加剧分配不公的所谓“人之道”,而力主“捐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老子·七十七章》)。他认为,只有“法天”“法自然”的“人道”,才是人间正道。 

  墨家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则“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冻馁之民为了求生,就会违反法纪,而国家为惩治犯罪则加重刑罚。“刑罚深则国乱”,“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墨子·辞过》)。故此墨家主张在消费方面实现公平,去王公大人的奢侈之费以益平民百姓的基本生理需要之物;在财富的分配上,主张“有财者以分人”(《墨子·鲁问》)。 

  秦汉以后,均富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尖锐地指出: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使富者“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而“贫民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于是,贫民起而抗争,官府为了压制贫民的抗争,“刑戮妄加”,迫使贫民“亡逃山林,转为盗贼”(《汉书·食货志》),走上了武装反抗之路。龚自珍鉴于贫富差距扩大引致社会矛盾加剧,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统治的现实,在《平均篇》中指出:“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龚自珍全集·平均篇》)为此,他强调“平均”于治国的极其重要性:“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同上) 

  关于如何教民 

  如何教民?主要是教什么和用什么方法教的问题。 

  教什么?从孔子的两句话可以得到说明。一句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另一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第一句的涵义前文已作解释,此不赘述。第二句中的“明明德”,指的是不断彰明人内在的光明德行,即培养高尚的道德。“亲民”就是指对百姓亲和。宋儒程颐、朱熹解“亲民”为“新民”,即革新人民的精神面貌。所谓“止于至善”,则指追求、保持尽善尽美的意境。全句的意思是,通过对百姓的教化,培养其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修养。 

  用什么方法教育人民?首先要确立人皆可教的意识。人人都可以去恶从善,也就是孔子说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其次是教要入心。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指宣讲仁德的言语不如表现仁德的音乐那样深入人心。这里孟子的意思是以仁化人不能光靠说教,重要的是要深入人心。再次是要因材施教。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这里,孔子按智力或接受能力将人分为中等水平以上和中等水平以下两类。对前者可以教给较高深的道理或难度较大的内容;对后者,则不可以教授这些内容,就是要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这里讲的是:君子教人的方式方法有五种:对有的人,像下及时雨那样去灌溉;对有的人,主要是教育他提高品德;对有的人,主要是培养他的才干(“财”通“才”);对有的人,只是回答他的问题;对有的人,只须指点他把自己当作先贤的弟子、认真去研读先贤的著作。总的来说,就是要区别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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