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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空间”及其构建原则
2018年07月20日 10:05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问题空间”构建既然决定了研究任务、内容、变量关系与方法选用,其研究地位自然重要。那么,好的“问题空间”构建需要什么样的原则来保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景怀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原题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空间’及其构建原则” 

  “问题空间”(problem space)是信息加工心理学创始人A.纽厄尔和H.A.西蒙在研究人类问题解决时使用的概念。他们认为,研究人类解决问题现象,不仅要考察被试实际的、外显的行为,也要考察其头脑中内隐的行为,这种内部行为即“问题空间”。他们指出,“问题空间”包括呈现给人的问题的起始状态,要求达到的目标状态,解决问题中各种可能的中间状态(想象的或经验的),可以使用的算子(操作),也包括与问题情境有关的“约束”。简言之,问题空间是由被试对所要解决问题的一切可能的认识状态构成的。 

  如果说把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理解为问题解决过程,学者们也是通过类似的“问题空间”而展开其研究的。为使讨论有更为明确的概念基础,这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空间”界定为:在研究者的研究意图(目标)推动下形成的清晰或不清晰的研究任务及其相关问题,包括研究内容、变量关系、实现途径、研究方法等等方面的心理集合状态。社会科学的“问题空间”表现出三重交叉性。第一,社会特性与人文属性交织。第二,“客观”与“主观”的交汇。第三,现实问题与学科解释交互。总之,“问题空间”是研究者在研究意图推动下形成的研究任务、内容、方式的心理集合。问题空间不是现实存在本身,而是研究者的心理构造,是研究的基本结构或框架。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是围绕“问题空间”而发展或推进的。那么,“问题空间”构建的原则是什么呢? 

  “问题空间”构建既然决定了研究任务、内容、变量关系与方法选用,其研究地位自然重要。那么,好的“问题空间”构建需要什么样的原则来保证? 

  原则一:问题中心,学科思维 

  社会科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应以“问题中心”的方式进行。“现实问题”从来是不分学科的。“问题中心”以社会问题为重心,以所需的多种知识为理论基础,消除学科知识壁垒,实现对知识的灵活运用。 

  “问题中心”研究策略有如下优势:第一,消解学科界限,更全面地解释问题。现代社会科学带来了研究问题的学科化界定,甚至在不少情况下,先确定某一问题是否属于某个学科,再用学科来解释。这一研究方式有太强的学科人为性。“问题中心”超越了这个局限。第二,保持问题的主体性,避免社会现象研究的简单西方化。中国作为被现代化国家,近代以来不得不走向西方式的学术范式,大量引进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好处是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迅速发展起来了,负面的结果是中国问题被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化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被“国家观”了,级差伦理被“公私化”了,“智”被“智力化”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西方理论框架,使中国现实被西方学术“肢解”了,从而失去了自己“自在”生存的“意义”主体性。第三,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学科或领域。“问题中心”的方式能够从中国特有的现象出发,构建自己的核心问题与理论解释。例如,中国传统没有西方宗教意义上组织化宗教,但中国有自己的儒释道信仰,同样具有安身立命的信仰功能,为文明系统提供核心理念与价值观。 

  当然,“问题中心”必须回应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化挑战。现代社会科学毕竟是由大量分支学科构成的。“问题空间”如何与现代学科衔接,决定了一项研究能否融入知识共同体的关键环节。对此,“学科思维”是化解这一困境的必要选择。“问题中心”致力于“问题空间”构建的全面性、跨学科性。学科思维则超越学科理论框架,对问题进行符合某个学科的解释,体现了学科特征。如国家治理研究,本身无疑是跨学科的,需要“问题中心”的研究。而诸如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维,社会学的社会要素互动机制探讨,心理学的心理认知机制等“学科思想”,都可以构成解释优势。因此,“问题中心”和学科思维,实现了研究“现象”的全面性与“学科”分类专门性的结合,从而构成对某一社会现象的深度理解。 

  原则二:“时地人”通情 

  社会现象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下的,总是在特定时空下发生的。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的“问题空间”构建,应体现出这一特性,即“时地人”通情的构建原则。所谓“时地人”原则,指的是应从研究对象发生的时间、地点、人所构成的时空来解析资料、分析问题和做出判断。从社会科学层面看,“时地人”进一步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时”为时代和时间感。只有进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所负载的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内容与特征。比如,对于农耕时期“水”的重要性,若不进入靠天吃饭的历史情境中,就不会深刻地体悟其重要性。同样地,从今天的农业科技出发,也很难理解传统农耕生活的艰辛和食物的来之不易。再如,对于两千多年中国治理实践研究,也不能静态、单一、刻板化进行,不宜简单地把皇权视为独裁而无视谏官、封驳、相权、集议、三权制衡(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等权力制约机制。进入历史空间,视野会丰富得多,而这正是现有“学科”研究所缺失的。 

  第二,“地”为地理环境、地域、地点。这有三层含义:一是地理环境,即一个社会或国家 

  存在的物质空间。如希腊文明与其地中海气候密切相关,中国农耕文明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关。农耕社会对于家庭纽带有天然要求,由此而生的家庭伦理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础,国家与儒家的复杂互动终致儒家文明社会的形成。二是地域。地域往往预示着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和性格特征。如爱辉—腾冲线的地域特征表明,它的东部,是农耕的、宗法的、科举的、儒教的,是大多数人理解的传统中国;它的西部,则是游牧或狩猎,是部族的、血缘的、有着多元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非传统儒教中国。中国的南方与北方,甚至不同省级的地域特征,均可成为理解特定事件的参照。三是地点或情境。任何事件都发生于特定的情境。情境对于事件的进展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关键。人或社会稳定的素质与地点的情境结合才是全部的信息。不同情境中,生死拼搏下人的心理行为是不同的。理解事件的前后脉络,离开情境同样是不完整的。 

  第三,“人”是价值的、认知的、性格的。价值观是个体以信仰为基础的系统化心理内容,包括个体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等方面的看法。态度则是价值观与社会现象互动而产生的对人、事、物的具体看法,包括认知、情感和意向三个因素。心理意义功能通过认知过程,以能力方式展现于社会。“认知”指个体对事物认识的心理过程,包括感知、记忆、思维过程等。人的认知因大脑机能特征和经验不同而存在能力差异。 

  能力是个体顺利完成某种活动所必备的个性心理特征,其核心是人的智力。Sternberg认为,智力应被理解为复杂推理和问题解决的信息加工过程,即分析的、创造的、实践的过程。Gardner认为,智力是有机整体,包括了言语的、逻辑数学的,空间、音乐、身体运动、人际关系的,内在个人的,自然的。人也是性格的。性格是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复杂组成,赋予个人生活的倾向和模式(一致性),反映着天性(基因)和教养(经验),包含过去的影响及对现在与未来的建构,决定行为方式和特征。 

  “时地人”策略要求研究者“通情”地进入“时地人”情境中。“通情”(empathy)是心理学概念,指一个人在内心以他人的视角、他人的感受,进入他人的心理世界,理解其心理体验与心理感受,是知觉别人观点,体验和共鸣别人情感和行为的能力。其核心是像他人那样产生同样的情感体验,理解他人内在经验的品质和能力,或者接受他人情感的过程。“通情”有三个基本成分:知觉和区分别人的情绪,即认识、确定和标明别人的情绪;以别人的角度思考,即假设和体验别人经验的能力;情绪反应的能力,即类似别人情绪反应的能力。“通情”的心理过程是:有理解对方心理状态的意愿,在内心扮演对方角色,体验对方的感受,判断对方的心理状态。这包括认知、情感和预期三个方面的替代体验:认知的替代体验,指个人理智上对他人内部经验的洞察、理解;情感的替代体验,指在情感上体验他人的内部情绪状态;预期的替代体验,指个人能预期他人在具体情境中的情感反应。也有学者指出,“通情”有四个阶段:情绪认知,认知他人的情绪情况;他人思考,把自己放到别人的位置,体验他人的处境;情绪体验,体会他人同样的情绪;反应决定,对他人的情况做出反应。研究者只有进入研究对象的“时地人”状态,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准确、深刻的把握。例如,任何历史人物均是生命过程的展开,均有成长的过程,也有心理变化、情绪波动的时刻,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也应在行为发生的时间内进行。对历史人物进行“时地人”式的理解,无疑要比简单孤立的片段认知要丰富得多。 

  原则三:理论框架反思 

  现代社会科学是西方的产物,主体框架是西方的。社会科学也有突出的文化性,知识论上突出体现出文化性。仔细阅读西方的社会科学,其宗教文化色彩异常浓重。即使近代西方文化突出的怀疑、证实、自我追问等特性,无不与其上帝信仰何以可靠,知识何以为真实等追问分不开。这与中国文化特征不同。中国文化更多是现世的安身立命、经验理性特征。中国社会家族中心式的网络性社会形态及其文化,无疑与西方宗教信仰下个体式社会存在文化存在相当差异。虽然现代中国已深受“西方”影响——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文化观念,甚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多多少少地有西方的色彩。但中西二者毕竟有着文化社会底层的根本性差异。因此,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建构时,尤其是采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时,其中的契合、差异与互补问题,研究者时刻应保持理论自觉。研究者通过对理论上的自我审查,提高研究理论框架的契合性和深刻性。 

  原则四:研究者应被研究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问题空间”构建的一个原则应该是“研究者首先应被研究”。其一,应认识到研究者的价值观对学术研究的天然作用。虽然韦伯、西蒙所说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值得倡导,但真正的“价值无涉”难以实现。这不仅在于,同任何人一样,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行为是在其心理系统推动下产生的意义化行动,其价值情感天然地成为学术行为的先在要素,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解释问题的视野与框架。比如,价值观最集中的表现——宗教信仰本身即是一种认知框架,宗教信仰对人的生活有全方位的影响。而且,个人对与其价值观接近的事物必然产生亲和反应,即所谓的“见其所将见”“好其所将好”“见其所乐见”“好其所乐好”“见其所被乐见”“好其所被乐好”。对此,若没有清醒的反思,研究者的先在价值就会“自然而然”地作用于学术构建,但研究者却自认为是“客观”。其二,在社会生活中,社会科学研究者应把“学术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人”区隔。每个人有权利追求自己认定的价值生活,但学者并没有权力以“学术”掩盖其价值先在或主张,也没有权力在知识面罩下,不经他者批判反思或多方平等对话来影响公共权力、左右他人。 

  这方面,“反身思维”有特殊的作用。反身性指研究者持续的、主观的、动态的自我评价,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及场景时刻的、有意识的自我警觉。研究者要对自己进行反思与把握——认可社会的、个体的价值情感在社会科学活动中的天然作用,对研究者的双重角色进行区隔并处于理性反省之下。如,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关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研究者的作用如何,此“问题空间”的社会—文化—情境存在状况是什么。从而尽量把自己置于“理性”或“客观”的状态。(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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