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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哲学的主要倾向是什么?
2018年07月27日 11:26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众所周知,当下世界哲学表现出的主要倾向就是多元化,过去那种某一个哲学流派或某一种哲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几十年甚至数百年而不变的情况,在当今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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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世界哲学的主要倾向 

  众所周知,当下世界哲学表现出的主要倾向就是多元化,过去那种某一个哲学流派或某一种哲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几十年甚至数百年而不变的情况,在信息如此丰富、科学如此发达、思想交锋如此激烈的当今时代是绝对不可想象的。更何况,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并具有相差很大的地理环境,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就会呈现不同特点,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会不同,即使面临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理路和方法也不一样,这样,各国哲学就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各有自己的特点。当然,这种多元化只是一种表象,在世界哲学发展中仍然可以看到其中一些具有倾向性的表现。比如,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即使欧洲大陆和英美的哲学家未能将大陆和英美两种哲学沟通和融合起来,而且由于美国独特的强势和英语在世界范围的普及,使得一些英美分析哲学家们认为欧洲大陆哲学处于边缘地位,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后分析哲学脱离语境的局限”,认可大陆哲学对民众的持久和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现在再来讨论大陆人本主义哲学传统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异同”“对话”“兼容”等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现在的情况是,西方各国的哲学一方面坚持哲学固有的追寻真理的理论本质,另一方面围绕当下人类面临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展开探讨。在美国,这方面的具体显现就是新实用主义的回归,而在欧洲大陆国家则表现为高度重视实践哲学的研究,并积极吸收英美哲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实践伦理学等实践哲学的命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像公正、正义、公共性、公共空间、生态伦理、文化间性、男女平等诸问题成为当下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 

  从哲学学理来看,当今的世界哲学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问题意识比以前更为突出,但并不陷入具体问题之中,而是用哲学的基本理论去分析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当代哲学家很少去幻想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而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哲学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像康德、黑格尔那样刻意去构造哲学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仔细看看100多年西方哲学界的情况,20世纪最著名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等,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而20与21世纪之交享有很大影响的罗蒂、德里达等,他们根本就没有建构体系的意图。这不仅是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要求任何一门科学的陈述都必须经得起理论的证明和经验的证实,对概念结构的精确性及其公理证明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这也不仅是因为现代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或虔诚,已经看到哲学知识就同他科学一样,在历史过程中有着其不可避免的相对性,任何超越时空的绝对永恒真理都是不存在的;这也不仅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对理论的体系化,而是零散化、边缘化、无深度的主张得以风行一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现代人对存在本身,对迄今所认可或信仰的绝对价值都抱有普遍怀疑的态度,“正如形而上学和信仰对现代人来说已不再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样,世界本身对于现代人来说也失去了本身自明的性质”。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样一种张力:自古以来哲学的努力方向就是要为一切科学表述寻求一个绝对不容置疑的根基,而今天人们却又不相信任何解说人生之最终意义的绝对真理,这样,在当今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就存在着巨大的分裂。正是这种分裂推动着当下西方哲学家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与现代社会的迷津之间寻找一种能够解决这种分裂的学说或理论。我们如果注意当下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下领军人物霍耐特,就会发现他与前述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的一些不同或变化。如果说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是想通过还原法和括号法开辟一条追求事物本质、追求绝对真理的道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哲学是要通过对本体论的言说去阐明“祛蔽即真理”,而哈贝马斯则是想以交往理论去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社会,那么,霍耐特则是以“承认”问题为研究焦点,赋予了规范的社会理论以具体的实践内容,使得规范理论不再那么空洞无物,而是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内容的社会分析功能,这种规范理论与具体经验的结合不仅开创了哲学研究的新范式,并且给人们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 

  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思想滥觞于青年黑格尔关于“承认”的思考,同时吸取了米德的“情感关怀、法律承认、团结认同”的经验内容,这样,对霍耐特而言,“承认”这个概念就具有解释和规范的双重意义。即是说,承认的目标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承认的条件包括爱、法权和团结,所谓“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取这些条件,而且也是要求一个社会的稳定不能因为不具备这些社会关系而引发社会的破坏。“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并非原创性的理论,他借鉴了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模型,但却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和形而上学特性。”霍耐特的新作《自由的权利》则标志着“霍耐特已经从批判理论走向了后批判理论,而且意味着霍耐特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实践哲学家之一”,即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黑格尔对霍耐特的决定性影响,这正如霍耐特本人所说:“再一次用黑格尔的意图,从当代社会结构的先决条件中,构思一种自己的正义理论。”这即是说,霍耐特是以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为蓝本,突出了黑格尔关于法的本质是自由而不是限制的思想,继而将法定自由推进到道德自由,最终建构起他自己设计的社会自由。我们由此看到,霍耐特的社会理论是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某些理论与现代的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内容结合在一起,突出了主体间相互依赖的优先性,这就不只是像通过商谈交往达成共识那样简单,而是首先承认差异,继而通过交往、商谈达到一种共识。由此来看,他不仅继承了哈贝马斯的思想,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深化和发展了肇始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 

  霍耐特的思想反映的是当今西方哲学研究的一种趋势。联系当下的弗雷泽关于分配、承认和代表性的理论以及齐泽克把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可知这种把传统的哲学原理与现实相结合的新思路在当今是有代表性的,它带给我们的启发是:以问题意识为核心,强调哲学理论与现实分析的结合,从而赋予哲学在当今社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现代哲学家高度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及其对哲学基本理论的影响。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物理学、生物学、信息技术的前沿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也推动了哲学的前行,改变了哲学原理中某些一成不变的说法。比如,过去讲物质决定意识,只是笼统地讲,缺少科学说明的支撑。现在若是注意当代理论物理学家关于暗物质、反物质的论述和实验物理学的实验结果,注意宇宙引力波现象,我们恐怕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去做“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可以认识的”这样简单的论断,而是必须结合当代物理学最新成果去重新解释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再比如,将芯片植入人的大脑或神经系统,已经证明确实改变了人的意识,人的思维、心理诸因素也因此会发生变化。所以,人的精神因素必须与人体结构结合起来,由此去讨论人的精神到底在何种程度上能发挥何种作用,或许是更合理的。不仅如此,生物学领域还包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仿真技术等,它们的成就让我们重新思考人本身如何存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哲学,它的进步或许会昭示哲学今后的发展方向。所以,说科技哲学将成为哲学中的一种显学,代表了一种趋势,一点也不为过。更进一步讲,自近代以来,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推动,黑格尔之所以被当作“死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理论与当时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相背离;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步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是奠基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础之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科学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推动了哲学认识的进步,是人类从自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的翅膀。当然,哲学的进步也应当指导科学的发展,我们若是注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科学家的启发,就会明白哲学与科学相辅相成的道理。 

  现在,有些学者只有人文学科的视域,甚至只是简单地强调恢复文化传统的优越性,却忽视科学技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如此下去,不但不能推动学术的进步,而且必定会被现实社会所抛弃。所以,中国的哲学要想重振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世界文化中要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重视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思想、文化、哲学的影响。 

  第三,当代哲学显现出一种专业化、现实化的倾向。哲学已经不再坚持原有的元理论模式,反之,现在很多哲学研究似乎越来越具体了,不仅很少见到那种曾经有无限风光的形而上学式的研究,相反,在美国,新一代哲学家还会把哲学研究落实到一些具体的案例中去。“哲学家们迫切地要参加关于科学和社会人文问题的讨论,从不借口缺乏专门知识而推说不知。如今,‘纯’哲学家被视为例外,如果不被视为落伍者的话。”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对英美哲学家,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影响,它使得相当一部分哲学家认识到,“哲学家的规范范围已经从立法者的地位降低到评价者的地位”。哲学家不再是为社会生活的道德伦理提供规范,而是仅仅判断在某些案例中原有的规范是否得到遵守,哲学研究的范式总是会发生转换的。年轻一代的哲学家已经看到,现代社会是多元的,没有哪一门哲学能够指导社会数百年或者几十年,哲学也应当与各门具体学科结合在一起,哲学才能为某一方面、某一领域质疑现状、分析问题、描绘视界、勾画远景。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对他们来说,哲学不再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而是应当追求其在其他学科或科目中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这样,哲学就不再是“纯粹的”,而是与现实结合在一起,所谓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皆是因此应运而生。此外,后现代对宏大叙事的哲学也持批判态度,此不赘述。 

  哲学范式从来不是以空洞的口号或打出某种旗号来实现的,而是关注、探讨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充分借鉴和吸收现代科学提供的新技术、新方法,在方法论、认识论上予以创新,以促使哲学学科的改革和重建。现在,西方一些哲学家尤其关注这样两个热点:一是心智哲学,二是大数据。它们不仅从方法论层面冲击我们已经引以为常的哲学知识,而且还引发了当今时代何为哲学与哲学何为的思考。 

  西方哲学家,尤其是英美哲学家现在非常关注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这既与欧洲大陆从19世纪末就将心理学与哲学进行了结合、衍生出心理学—哲学这个传统有关,也与当代科学技术提供了一些新手段、新工具,让我们有可能从技术层面解决以前不能破解的难题有关。所谓心智哲学,主要探讨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意识智慧的本质,说到底,这里追究的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意识、精神、理性的本质及作用的问题,但这里却又回避不了这个关键问题:人的意识活动(包括心理活动)是作为一个复杂的物理系统的大脑的各种微妙活动的过程,还是单纯的意识活动?以塞尔为代表的心智哲学家们更强调意识是内在的、定性的、主观的心智现象,反对将其还原为一种物理现象。塞尔明确说:“我的基本看法是,无论你持非还原唯物主义观点,还是其他什么观点,你在心智问题的研究中都无法逃避形而上学。所以,我希望持各种观点的心智哲学家都能够对形而上学变得更感兴趣一些,希望他们能够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与心智密切相关的那些形而上学问题。”塞尔还将当下的心智哲学研究看作是对20世纪语言哲学的发展,他认为语言最重要的性质都是基于心智的,语言表述的意义和意向性等都来源于心智,搞不清心智能力,就无法澄清语言的性质,所以,英美哲学研究中心已经从语言哲学转向心智哲学。心智哲学的研究是当代哲学家试图以新科学、新手段解决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以前的心理主义,现象学说不清楚的东西,如心理的理智主义,心理的意向性、意向解构等,现在有了电脑、芯片技术以后,似乎从中可以得到新突破、新启发。这是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即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或许可以借助现代最新的科技手段去解决。我们最起码可以说,当下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是有突破的。 

  “大数据”是当下西方社会各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热门概念。所谓大数据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数据应用,由于现代数据规模巨大、变化迅速、类型繁多,尚有很高的挖掘价值,已经并正在对人们的生产过程和商品交换过程产生颠覆性影响,而且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只是整个变革过程中的一个技术手段,而远非变革的全部。不少机构和学者都认为,“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识、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有些学者还因此宣称,人类社会正面临一场新的革命,正在走向数据驱动型社会。既然大数据不仅改变了而且还在继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摧毁了旧的价值观念,带来思维方式的变革,那么,哲学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对大数据本身及由此带来的变化予以重视、分析和研究。这里,我们注意到大数据确实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哲学带来巨大冲击:(1)从认识论而言,个体不再是主要的认识主体,认识主体已经转变为网络公司、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认识的动机不再是求真至善唯美,而是追求单纯的效果,而且认识主体可以将整个实施过程委托给某个机构或公司,认识的意向可以与认识过程相分离。(2)从方法论而言,大数据的关键是海量数据及根据数据的相关性做出预测,获得的数据越多,预测的价值就越高,而哲学研究通常注重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研究方法有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类比等,在这个时代似乎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人们习惯寻求的事物因果性已经被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所替代,知其然即可,而不必知其所以然;至于现代人追求的精确性已经被大数据提供的概率所代替,大数据提供的“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3)从道义责任而言,“让数据发声”模糊了责任主体,预测的功能和数据的所有权却又不知归谁所有,个人的隐私大大缩减,“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没有选择和自由意志的社会,在这里我们的道德指标被预测系统所取代,个人一直受到集体意志的冲击”。但是,人类的需求极其复杂,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和其他文化现象绝不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就可以替代的,这样,如何看待大数据与人类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们在承认大数据可以使人类对外在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本身的认识更快捷、更细微、更准确,对某些事物的运动规律的认知能力和预测能力大大增加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确实还很多。比如,大数据只讲事物的相关性,而不讲事物的因果性;只讲事物的普遍性和当下性,而不讲事物的特殊性和永恒性;只讲行为的有效性,而不讲行为的动机,这些都与人类几千年所追寻的目标大相径庭。几千年来,不论是东方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它们都是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人类的精神追寻和文化自觉,是探求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学问,是教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如何生活的学问。假如舍弃这样的基本追寻,让个性淹没于共性之中,让永恒的目标消失于当下的有效性之中,那怎么还会有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更极而言之,人类还会有进步吗?当然,作为哲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具备坚实的哲学基础,必须学习哲学史和哲学区分于其他各门科学的基本原理。要知道哲学之所以作为人类社会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其存在几千年自有其必然性。我们要想在哲学上有所建树,只有打下良好的哲学基础,勤于思考,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勇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才不会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哲学研究的进步,推动哲学事业的发展,在加深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让哲学真正承担起支撑社会作用的同时,也推动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要实现这种范式转换,我们要秉持中华民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既讲努力奋斗、又讲包容兼蓄的“中国精神”,讲继承、发展传统文化,也不忘学习、吸收外来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批判主义才能开辟出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天地,而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必定是没有出路的。前面所说的梁启超、冯友兰等前辈已经为我们做出榜样,同样,当代国外一些大哲学家,如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等都表示要认真对待中国文化。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绝对不能拒斥外来文化。我们现在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优秀文化,它对我们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发挥了不可比拟的伟大作用。同样,西方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来源,也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对待。 

  具体而言,现在实现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首先要实现三个转变: 

  第一,从过去以知识体系意识为主导转变为以问题意识为主导。以前那种着力构造知识体系的做法,实际上只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纯粹的学问,而没有注意哲学与社会的联系,更没有看到这种构造知识体系的意图实则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没有意义。虽然哲学研究要力戒以实用为目的的近视眼,但从中国哲学的整体发展来看,必须以问题意识为主导,以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带来学科的新建构。 

  第二,从单纯的民族视域转变为世界性的视域。科学技术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世界已经发展到地球村这个阶段。我们不应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以深远的历史视野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这样,我们的解决问题之道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有助于我们哲学事业的发展。 

  第三,从哲学学科的分裂转变为哲学通才。哲学原本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哲学教育必须是通才的,哲学人才应当具有广博知识,应当是全面而专深的。我们再不能一方面反对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另一方面却人为地搞学科划界,实质上还是在搞形而上学!我们再看看人类两千年来的那些大哲学家们,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他们本身已经说明,哲学不是一门具体学科,而是各门学科的总结和精华。 

  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体现,现在所以提出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因为我们的哲学与当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相差甚远,我们的哲学与我们的国家地位很不相称,我们的哲学没有反映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奋斗,踔厉前行,用我们的智慧和才华去创造和展现中国哲学的特点和魅力,作出我们当代哲学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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