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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黄泰岩等: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笔谈
2019年01月04日 10:02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总结和提升这些经验,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马克思经济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同行 

  作者:顾海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1978年,正值马克思诞生16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启程,马克思思想的“普照的光”再度辉煌;2018年,在马克思诞生200周年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不惑之年”。40年来,马克思经济思想一路相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尽显其理论智慧和力量,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寻踪溯源,马克思经济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一路相行的成就和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就已经显现。 

  万事开头难。1977年,“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结束,但“文化大革命”留下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观念,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1977年8月,邓小平在同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中提出了需要在根本上拨乱反正的四个理论问题,其中,除了“三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外,其他三个理论问题,一是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二是要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所谓“批判”,三是要澄清按劳分配问题上的误解。这三个理论问题,是事关能否摆脱旧有思想束缚,走出新时期思想解放第一步的关键问题,而最后两个问题直接涉及马克思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认识。 

  坚持马克思关于实践问题的基本思想,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1977年5月,邓小平就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就是如何坚持“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对“两个凡是”思想藩篱的突破,实际上揭开了1978年开始的“实践标准”讨论的序幕。 

  坚持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唯物史观方法论,揭示对“唯生产力论”所谓“批判”的根本错误。1977年10月,邓小平谈到:“‘四人帮’否定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如何认识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从来就是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也历来坚持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对“唯生产力”所谓“批判”的要害,在于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问题,如邓小平一开始就指出的,这是一个坚持“毛泽东思想体系”、如何发挥好毛主席的“根本思想”的问题。 

  重新认识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1977年8月,邓小平在谈到按劳分配问题时指出:“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现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东西,强加给毛主席,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 

  按劳分配是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分配原则,它是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的劳动者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条件分配决定消费资料分配;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在这里,“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探索中,对按劳分配的重新认识远远超出了对分配制度的理论和实践认识的范围,更是关系到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如邓小平在1978年3月同胡乔木、邓力群再次谈到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从突破“两个凡是”思想藩篱,到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根本思想”,再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体现了改革开放之初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引领作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初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坚实的一步。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发展经验 

  作者: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校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发展经验。总结和提升这些经验,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为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 

  一、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 

  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通常适用于多个社会经济形态,具有一般规律的性质。我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经验,既是中国的财富,也具有世界价值,主要有: 

  1.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确立之后,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扩大生产力的总量,创造出比以往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下都要快的发展速度,从而为新的生产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显示出新的生产关系超越以往任何生产关系所具有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优越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既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又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实现了以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没有达到的40年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验证了马克思揭示的基本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独立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2.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发展的道路,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即将全面脱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这就为那些尚未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提供跨越“低收入陷阱”的中国经验,还为那些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从中低收入阶段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创造了经验。 

  3.政府与市场的优化组合方式。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需要解决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充分发挥了政府和市场的优势,对政府与市场相互关系进行动态优化组合,为那些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探索出了成功的运行体制和机制,也为那些市场发育不良和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怎样既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4.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方式。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所有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难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在既反对平均主义“大锅饭”,又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合理区间内推进公平与效率的动态优化组合,为所有国家防范和化解因两极分化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风险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那些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发展经验。 

  二、经济发展的特殊经验 

  经济发展的特殊经验主要是指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具有特殊规律的性质。我国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这些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提供了新的制度选择,更为我国在新时代实现强国目标提供了重要经验,主要有: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所有制形式,既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可以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条件下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经济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且显示出了巨大的制度优越性。这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增强了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融合。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国一直致力于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成功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这不仅突破了市场经济只能与私有制相联系的传统观念,创新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理论,而且为社会主义利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 

  3.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和道路。股份制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既可以成为私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可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国通过理论创新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成功有效地推进了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找到了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为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做强做优做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和道路。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全球优化配置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既可能给一国带来全球化的红利,也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压力。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而且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形成了开放型经济体制,使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获得了发展红利。 

  5.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既可能给一国带来强大的发展动力,也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国一方面积极推进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全面创新大格局;另一方面以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起步,形成一定积累后,及时转向追求自主创新,走出了技术创新的渐进之路,为我国40年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第一动力。 

  三、高质量发展的经验传承与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中低收入陷阱”,挑战“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强国发展目标,因而传承和创新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发展经验,对于破解发展难题、厚植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缺乏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可贵。 

  1.继续坚持和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既要坚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和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力,还要扩展到通过绿色发展保护生产力,形成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的“三位一体”生产力发展体系;既要坚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不断扩大经济总量,还要创新性地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既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还要创新性地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形成“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既要坚持“三个有利于”评判工作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还要提升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高度,把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判断工作得失成败的基本标准。 

  2.继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还要创新性地探索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共生共荣的机制与形式,使“两个毫不动摇”从“板块式”结合向“有机式”结合转变;既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要创新性地贯彻落实共享发展新理念,推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更好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 

  3.继续坚持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坚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方向,还要创新性地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有效途径和形式,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更加有效地结合起来,使这一制度更加规范、运转更加有效;既要坚持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还要创新性地探索深化“放管服”改革,解决政府的“缺位”、“越位”和“不到位”,以及探索要素市场改革,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使市场与政府的组合更加优化。 

  4.继续坚持和深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要坚持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还要更加强化自主创新,掌握大国重器,从跟随向并肩和领跑转变;既要坚持发挥每一个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要创新性地探索产、官、学、研、用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形成协同创新效应;既要坚持推进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实践创新,还要创新性地探索五大创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渠道和机制,迸发出巨大的创新合力;既要坚持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还要加大力度推进基础理论和重大工程创新,为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持久动力。 

  5.继续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坚持对发达国家的开放,还要创新性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形成全面开放型格局;既要坚持沿海对外开放,还要创新性地推进沿江沿边开放,加快口岸经济建设和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形成全区域开放新格局;既要坚持“引进来”,还要创新性地探索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去”的方式与途径,形成更高层次的开放新格局。 

    

  改革开放40年共享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 

  作者:刘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共享发展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式发展批判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式的科学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共享的文化意蕴和理想追求。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逐渐形成了其共同富裕的思想,清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共享的理想追求逐步实质化。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又赋予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内容。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中,“富裕”反映了社会成员对社会财富拥有的丰裕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因此,共同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征,从质的规定性上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适应新的发展需要首次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新发展观。这是在继承共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深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引领中国发展的思想指南。共享发展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共享发展成为其实践逻辑主线。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借以形成和展开的核心。在追求共享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国家逐步富强,人民逐步富裕,人民群众从改革和发展中得到了实惠。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在分配领域,出现了分配不公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让人民共享,特别是让穷人受益,20世纪以来发展经济学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经验概括出“包容性增长”和“益贫式增长”的模式。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失业现象,同时,需要依靠社会救助的贫困人口也可能随之增加。“益贫式增长”模式强调要增加机会平等,对贫困人口给予更多关注,实现充分就业并使劳动收入增长率高于资本报酬增长速度。对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而言,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可能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富农增收,是贫困减除和实现“益贫式增长”的主要途径,我们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共享发展作为中国道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包含着包容性增长和益贫式增长的意义,同时彰显了中国增长和发展道路的鲜明特色。实践证明,中国现代化必然要走、也正在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独特道路,在这条道路的特殊性内涵中,共享发展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价值之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如何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构筑共享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基础,既涉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涉及到不断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的新活力、新动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也涉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等问题。这是新时代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这些课题包括:社会主义收入分配领域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初次分配领域如何处理好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何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有效调节收入差距;如何走包容性发展道路,脱贫致富实现共享发展;如何把缩小差距和共同富裕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的基础之上;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创新,为我国收入分配领域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方案。 

    

  货币政策单一目标转向多目标动态权衡 

  作者:范从来,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经典理论一般认为,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单一目标,多数发达国家采取了“通胀目标制”货币政策框架。价格稳定成为单一目标背后的逻辑是价格稳定有助于经济增长,乃至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的实现。回顾我国货币政策改革的40年,我国在改革初期围绕币值稳定,货币政策是单目标还是双目标,进行了激烈地争论。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推进,货币政策在坚守币值稳定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多目标之间的动态权衡。 

  单目标与双目标之争。改革初期我国货币政策选择的是发展经济和币值稳定的双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必须兼顾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两个方面”,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这种选择与经典理论相悖,引起学术界很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稳定通货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很难处理,无法兼顾。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改革之初,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失衡,商品严重短缺。为迅速发展经济,我国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工资、安排就业等,势必造成货币发行过多,1980年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升了6个百分点。如果简单地采取抽紧银根、压缩消费的办法,物价是稳定了,但必然会造成生产难以恢复,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大家对改革发展就会失去希望。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采取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从搞活经济入手,重点发展农业和日用消费品生产,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增加商品供应,从而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相适应”。搞活经济,增加商品供应,以此为基础稳定物价。1981年我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下降到2.4%,1982年为1.9%。理论上,中央银行的产出稳定目标与价格稳定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取舍关系,伯南克等(2007)因此将这一现象称之为“神圣巧合”或“天赐的巧合”。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可以同时实现产出缺口稳定,从而使产出围绕自然水平增长。这种增长是指在充分就业水平上的平稳增长,即保持产出缺口稳定的增长。我国改革初期,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正是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打破理论上的教条,实施双目标的货币政策,迎来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开局。 

  稳健彰显目标之间的动态权衡。1985年、1988年、1994年我国均遇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为8.8、18.5、21.7,通货膨胀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将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确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单目标论的规定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认同”。1997年以后中国发生了通货紧缩,1998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97.4,同时又遭遇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陷入了低迷,中国似有信贷紧缩的迹象,社会各界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国实施的是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稳健的货币政策首次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对稳健的表述学术界一直认为内涵不清晰,不利于预期管理。但从实施过程来看,应该是指:对付通货紧缩,不是简单地通货再膨胀;对付经济增长低迷,也不是迅速扩张货币。在确保流动性充裕的前提下,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从1998年的7.84到2000年的8.49,再到2003年的10.04。通过经济增长的稳定恢复市场信心,实现币值的稳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到2004年回到100之上(102.81),成功化解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稳健货币政策显示出货币政策目标中币值稳定权重的加大,其现实背景则是,改革红利所得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经典理论中单一目标的条件开始具备。 

  多目标内涵的拓展。进入新世纪,虽然我国银行法对货币政策的目标没有进行修改,但在实践中,多目标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把握好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间的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我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把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作为目标,而不是遵循经典的货币政策单一目标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西方经济普遍呈现出低通胀和平稳产出缺口并存的特点,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经济周期“大稳健”时期。本轮金融危机表明经济稳定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在某些情况下,基于经济稳定的政策目标事实上造成了整个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背离使得货币政策必须反思是否应该将金融稳定纳入最终目标。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就明确提出要“优化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处理好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2016年,防控金融风险正式明确成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并首提货币政策与金融审慎监管的协调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可以说,防控金融风险成为新的目标,货币政策多目标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地拓展。 

  我国货币政策从单目标走向双目标,再走向多目标,显示出中国的改革不是拘泥于经典信条,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不同发展阶段面对的不同矛盾加以权衡。正是这种选择,实现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币值的相对稳定。1996以前,经济大起大落,峰谷差距很大。1978~1995年经济增速波动性(标准差)为0.0340,通胀率波动性(标准差)是0.0718。1996年至今经济更加平稳,峰谷差距明显缩小。1996~2017年经济增速波动性(标准差)仅为0.0191,胀率波动性(标准差)为0.0238。中国经济总体上更加“稳健”,“高增长、高通胀”变为“中高增长、低通胀”。当然,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经济稳定、金融稳定之间如何对应,是货币政策改革面临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效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重新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者: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国内发展水平来看,1978年至今,人均国民总收入从190美元连续翻番达到88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全球经济贡献来看,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仅为1.8%,40年后则达到15.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30%,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究其原因,我国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尤其在经济领域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地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相结合,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和核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识性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便引发了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40年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日趋成熟和完善。 

  早在1998年,习总书记在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完善时就已经提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进行这样一场伟大实践不能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理论作指导。”这些话阐明了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重点突出了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组对应关系。针对美国在贸易战中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污名化指责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现实需求,应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经济体制。事实上,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和经验角度看,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去把握和全面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超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认知,又超越西方市场经济的认知。 

  首先,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摆脱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的语词之争,从而更好地避免西方话语陷阱。尽管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并且在理论层面论证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但是按照西方逻辑,市场经济只有一种模式、一套标准,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这是长期以来内嵌西方中心论的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市场经济的理想彼岸并不是西方市场经济,西方市场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蓝图,更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功实践,一方面不断突破西方市场经济的认知束缚,另一方面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市场经济的理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涉及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等诸多方面。就经济体制而言,“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正是十九大报告描绘的新时代经济体制蓝图。换言之,切中的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用“现代化经济体制”来指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凸显了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现代化历程,又避免掉入西方国家设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市场经济”的话语陷阱。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词句之争,但是关键在于把握“现代化”的内涵。这里的“现代化”意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又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就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引进了市场机制,发挥了价值规律作用,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增强了经济活力和效率;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之处在于在经济实践中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时,当下中国道路已经在提出新发展理念、缩小贫富差距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实现了对西方理论的超越。 

  其次,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更加凸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可以更好地实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有效互动和有机融合,有利于在更高起点上打造开放型经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当前中美贸易战的严峻形势,既要在理论上有力反驳一系列污名化指责,又要继续发挥我国经济体制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强化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保持国家竞争优势。中国崛起既在于将静态比较优势如丰富廉价的劳动转换为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产品,更在于借助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通过产业政策的有效引导,推动经济实现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中国的发展也更好推动世界发展,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是一个融合与互利的共同体。中国道路证明,一个经济体的成功需要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面对在数百年时间里形成的发展差距事实,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不能仅依靠新古典增长理论,如何从全球化的外部条件中获益并转化为自己的内生优势、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才是至关重要的,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共同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 

  最后,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从现代化经济体制层面把握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至少在三次公开场合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并先后涉及到三个概念,即“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命题,肩负着“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时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一般而言,理论创新都是建立在实践成就的基础上的,经济学来自于经济实践的成功,没有经济实践的成功就不可能有经济学的成功,同样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实践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可以在两个维度展开叙事,即在世界主义经济学中寻求张力的国际维度以及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经验提炼的中国维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于提炼和总结国内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从基本制度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廓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原则和运行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阐释改革和开放的互动关系,从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层面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举措。可以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书写了新时代“全球化”的崭新篇章: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40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伴随全球化而飞速发展的40年。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应对全球化并以此打造开放型经济,是一种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举措。我国对外开放的经济建设实践至少具有两方面的世界意义:一是丰富并发展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充分证明了打造开放经济的正确性;二是不能简单将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取得的经济成果归结为不公平的国际贸易,避免落入西方话语陷阱。 

  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40年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在实践中日益成熟。进入新时代,我国正面临由“富”到“强”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强”不仅仅是指“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强”,而且指向立足我国经济建设提炼的经济理论一定要“强”。因此,从现代化经济体制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理论探索的一个主要方向。 
 

  来源:《经济学家》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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