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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十年发展之发展哲学沉思
2019年01月23日 15:29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我们要对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获得一种全面、深刻、准确的认识,离不开发展哲学的视角,因为这种分析视角能使我们透过发展现象看到发展本质……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邱耕田,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丹,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11期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发展学相结合中形成的发展哲学,是关于社会发展观的学问。所谓社会发展观或发展观,是人们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发展观来源于现实的发展活动,是对发展实践的观念反映。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哲学的兴起与演进,与我国四十年来的改革发展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为:发展哲学是伴随着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生成并发展起来的,在时间上几乎具有同步性;发展哲学是对四十年发展的哲学维度的观照和审视,在内容上具有同质性;发展哲学在四十年发展实践的推动下不断丰富完善,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我们要对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获得一种全面、深刻、准确的认识,离不开发展哲学的视角,因为这种分析视角能使我们透过发展现象看到发展本质,使我们清晰把握四十年发展的“逻辑历程”。 

  新时期的“发展觉醒” 

  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唤起了我国在发展方面的觉醒。伴随着“发展觉醒”,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并获得了四十年的辉煌发展。对于四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做多角度的反思,但发展哲学的反思无疑是必要的。对于深刻而准确地把握四十年来我国“要不要发展”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为什么要发展”“如何实现发展”之类的学理问题,发展哲学的反思无疑具有独特的作用。四十年的发展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关于新时期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它包括发展本体论、发展认识论、发展价值论和发展方法论等内容。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发展观,是我们总结和反思四十年发展的“显微镜”,也是我们展望新时代中国发展走向的“望远镜”。基于发展观的视角分析,四十年来,我国的“发展觉醒”具有“一个前提、两个基本维度”的逻辑结构性。所谓“一个前提”,是指我们对“要不要发展”这一关键性、前提性问题的回答;所谓“两个基本维度”,是指在解决要不要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我们着重围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实现发展”这两个基本方面来从事发展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创造。在发展观的视阈内,由此可以引伸出关于发展本体论、发展认识论、发展价值论和发展方法论等分析向度。 

  新时期最大的发展成就就是确立了发展的“本体”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觉醒”上的根本表现或我们在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确立了发展的“本体”地位。“本体”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对最具有普遍性并拥有最高地位的事物及其属性的肯定或表达,本体论就是关于最具一般性、普遍性和根本性、至上性事物及其属性的理论。发展本体论是对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确认,是对发展是新时期党和国家全部工作之“中心”的揭示。在发展本体论看来,我们不仅需要发展,而且一开始就把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之成为了新时期国人的一个最为根本的追求。换言之,“发展”是新时期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共同认定和在实践中普遍“锁定”的一个“本体性”的东西。可见,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本体论,回答的是关于中国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即至上性的问题。四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这种发展的至上性,“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等,都是对发展的本体地位的揭示和强调。 

  在关于发展的本体问题上,我们党还有一个原则性的看法,就是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看待并强调发展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4页)在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就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进行了明确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把发展与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优越性紧密结合起来,这既是新时期我们党关于发展本体地位的“政治性”强调,也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和与时俱进的表现。 

  发展之所以具有本体性,在于在发展的功能性,即在发展中蕴含着实现我们的目标、克服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由发展本身是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统一获得合理解释。一方面,发展具有目标性。在作为目标性的发展中,包含着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希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发展还具有手段性。发展的手段性意味着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大法”。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之所以要确立起发展的“本体”地位,倡导和追求发展,一个根本原因是当时我国面临着民穷国弱这一最紧迫的问题。1978年,即使按照当时确定的贫困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也有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针对当时贫穷落后的国情,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1页)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贫穷落后的问题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发展,要高举起发展的大旗,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习近平也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最终靠的是发展。”(《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7页)没有发展,我们既富不起来,也强不起来,我们就会“挨打”“挨饿”“挨骂”。正由于发展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所以,我们当然需要发展,当然要把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视其为“硬道理”“最大政治”“第一要务”等等。 

  发展认识论揭示了新时期发展的求实性 

  确立了发展的本体地位,还要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而这主要由发展认识论予以回答。发展认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认识活动的理论,主要是对社会发展“是什么”一类问题的把握,获得的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知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认识论则是对新时期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的揭示与回答。 

  新时期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只能由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现实国情所决定,只能从客观现实出发予以设计和选择。在具有反思性功能的发展认识论看来,新时期我国在发展观念和实践方面体现着鲜明的求真务实性。正是这种求真务实规定了新时期我国发展的基本状貌。事实上,邓小平要求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要面对国家的现实,要具有“中国特色”。他指出:“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邓小平的论述深刻地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新时期我国发展的求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时代背景的客观、准确把握。发展总是在特定时代所提供的舞台上上演的“历史大剧”,或者说,在现实的发展中总是蕴含和折射着一定时代的基本信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对时代背景或时代形势的准确把握,使得新时期我国发展与时代相契合。这种对时代背景的把握着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全球化趋势的清醒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在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下,世界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度不断增大。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当然离不开世界,为此就要实行一种开放发展。其二是对时代主题的洞见。面对着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浩劫,世人痛定思痛,表现出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渴望,使得追求和平与发展成为二战以来在总体上主导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力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要关注和解决的最高问题。邓小平曾明确交代:“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1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我们审时度势,利用和平的国际机遇在国内确立起发展的本体地位。换言之,新时期发展的本体性是对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回应,是在这种时代主题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坚定发展的基本时代依据。 

  第二,对中国国情的客观准确把握。发展认识的对象是特定的发展存在,而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最根本的“发展存在”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同上,第252页)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知,四十年来,我们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上,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发展的模式上,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抛弃照抄照搬的做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的政治保障上,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发展的重点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把生产力搞上去;在发展的目标上,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发展的价值取向上,高度关注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问题,把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实现他们的利益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在发展的动力上,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追求科技进步,通过改革开放为我国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通过科技进步来支持和引领我国的发展;在发展的检验机制上,坚持“三个有利于”的衡量标准;在发展的步骤上,坚持稳步、逐级、分段进行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发展的关系上,统筹处理好各种关系,“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等等。上述发展方面的主张和做法构成了新时期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基本图景。 

  第三,确立了实践的至上性。认识和实践是一对矛盾,具有辩证统一性。在发展认识论的视阈里,要准确把握新时期我国发展的客观现实,就必须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来,实践与发展及其求实性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一,就“实”而言,实是发展的基础和依据,实是什么样的,发展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实”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生成并加以改造或完善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发展的求实性的“实”主要是指一种实践化的“实”,求实性表明了新时期我们对社会实践的高度重视。其二,就发展来看,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实践。社会发展可概括为是人类通过改造世界的活动以满足自身的种种需要的实践进程。 

  换言之,社会发展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而社会实践则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实现机制,它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既然社会进步要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加以实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我国发展的至上性就是一种实践的至上性,即我们确立了实践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或主导性地位。这种实践的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实践的检验机制和实践的创新机制。所谓实践的检验机制是指我们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通过实践来检验我们的认识、我们所坚持的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如果传统的认识阻碍了实践的发展,那么就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由此形成了实践的创新机制。所谓实践的创新机制,是指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发展观念、发展政策和发展方式,使得我们的发展呈现出了历史的变动性和日趋合理性。 

  发展价值论揭示了新时期发展的利民性 

  发展既具有求真务实性,也具有趋善利民性。求真务实构成了发展的外在客观尺度,是一种发展是否为科学发展或合理性发展的基本的外在要求和“身份标志”;趋善利民则构成了发展的内在价值尺度,这种尺度揭示了发展的根本追求和内在意义。换言之,我们为什么要实现发展?客观上似乎是由“初级阶段”的落后性所决定的,但这样的分析还比较肤浅,或是一般化的分析。其背后根本的价值支点就在于发展所具有的能够满足广大人民需要、实现他们的利益、创造他们的幸福美好生活的功能,这正是新时期我国发展的利民性问题即根本的价值追求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对发展的利民性问题的探讨仍然属于发展认识论的范畴,它是从价值属性的角度对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一种把握和确定,但鉴于发展的价值功能或属性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我们需要从发展的认识论范畴中将发展的利民性问题分化出来,使之成为发展价值论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总体上,发展价值论揭示的是发展的趋善性或有益性,主要回答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特别是根本的价值追求问题。那么,如何准确把握发展的趋善性或有益性呢?这需要借助发展主体论予以分析,因为支撑发展价值论的基点是发展主体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发展的主体是人,是由人主导并为了人的,但这个人不是抽象的人,其基本成分或骨干力量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发展的趋善性或有益性,实则表达的是利民性。换言之,在发展中代表和实现一定时代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发展的善或是一种善的发展。真正的善,不可能只是体现在对物的追逐和占有上,因为“物”的东西或要素仅仅是实现人的发展的一种条件或手段;同样,真正的善也不可能只是体现为对少数人或部分人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上,因为这样的善只能算作是畸形的善或不合格的善。我们对发展的重视就必然要引出对发展的主体即广大人民的重视,由发展的本体性自然引出对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本体地位或主体地位的肯定。 

  事实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了六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主体论是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价值论的核心内容,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着至高无上的价值地位,也体现着新时期我国发展的价值逻辑。在发展价值论看来,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原则,就要尊重和倡导广大人民在发展中的首创精神,因为首创性是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推进改革发展的重要方法。邓小平就指出:“农村改革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同样,在发展价值论的视阈内,坚持社会发展的人民主体性,必然要求我们在发展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原则,因为只有这样的价值原则才能深刻体现发展的趋善性或根本的价值属性。 

  发展方法论揭示了新时期发展的规律性 

  具体的发展活动的推进还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这属于发展方法论所要回答的问题。前已所述,发展是一种“手段”,它是实现我国富起来、强起来的根本大法。但如何落实这一根本大法,还需要一系列的规则要求、方式方法、途径道路等的辅助和支持,这是发展方法论所要研究的对象。发展方法论是关于如何实现社会发展的方法的理论,它为发展活动发挥着“抓手”“栏杆”之类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法论看来,发展方法并非主观想象的产物,它是人们在对发展进行准确认知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所提出的针对特定时代的有关发展活动的方式方法,因而发展方法的谋划选择体现着发展的求实性原则。具体而言,特定的发展要求着特定的发展方法。但发展方法所依据的“实”不是一般意义的“实”,而是一种体现着发展规律的“实”。勿宁说,发展方法的设计选择就是对发展规律的认知和把握,即人们只能在发展规律所要求的方向上选择一定的发展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哲学关注的发展方法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一般意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选择具有对人的发展的规约性,即人们只能按照发展的规则、要求、方式等从事发展活动。在现实的发展活动中不同群体或同一群体内不同个体之间总是有不同的意志力,而为了约束这些不同的意志力,将其规范到发展规律所要求的轨道上,人们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规则、方式。它们是对发展规律的反映,体现了发展规律的强制性和必然性。正是对发展规律的掌握和遵循体现着新时期我国发展的方法论逻辑。 

  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有机体运动变化的特性,体现着社会运动发展的秩序和必然趋势,而这种秩序和必然趋势只能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加以体现。换言之,人类社会在发展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律,在普遍性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下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状态的规律、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这样一个必然而普遍的现象: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时候,它们就会获得较快或较好的发展,反之,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发展就会受阻。 

  新时期以来,我们党正是看到了我国社会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中存在着不适应的情况,通过改革纠正这种不适应性。诚如邓小平指出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1页)。当然,改革又是通过纠错和创新等方式实现的,或者说,纠错和创新都是改革的具体方式。纠错是纠正过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创新是创建新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包括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包括支撑生产力发展的资金、技术、市场等都具有全球性,因而,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这一趋势和要求,就要树立对外开放的理念、体制、政策,即要采取开放的基本发展方法。邓小平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9页) 

  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掌握和运用,意味着我们对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矛盾关系的认知。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规律观看来,规律是指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列宁就认为:“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55卷,第128页)在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基本的矛盾关系。我国发展方法的求实性既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掌握,也是对蕴含和体现着事物运动中的矛盾关系的认知。 

  我国社会发展当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而在诸多矛盾中,存在着一种主要矛盾。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了如此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78页)此后,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直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表述或定位。 

  上述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是新时期我国发展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更是我们遵循发展规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及其解决是我们掌握和遵循发展规律的重要表现。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为我们规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式或发展方法。新时期我国社会之所以会形成上述主要矛盾,关键在于我国社会物质生产的落后性上,而为了克服这种落后性,我们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6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做法可以说是新时期我国社会基本的发展方式或发展方法,它是发展这一“根本大法”的体现。 

  在社会发展中,既存在着主要矛盾,也存在着次要矛盾,因而我们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统筹解决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关系。习近平就指出:“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区分轻重缓急,在兼顾一般的同时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21页)这样一种既抓主要又抓次要的做法,实际上就是统筹兼顾的发展方法。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方向性、战略性的发展方法的话,那么,统筹兼顾则主要是一种实践性、操作性的发展方法了。就其含义而言,“统筹”是指总揽全局,总体谋划,即要登高望远,从全局高度思考、研究、解决问题;“兼顾”就是要照顾各个方面、平衡各个环节、协调各种关系。统筹兼顾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包括改革开放进程中创造的重要发展方法及工作方法。邓小平就要求“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2页)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也将统筹兼顾视为实现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这一重要发展方法的运用,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由于在实践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对次要矛盾的解决,把经济建设的中心性变成了“唯一性”,使得新时期我国发展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着一种“要素性发展”的态势,这就为新时代我们选择整体性发展埋下了“伏笔”。 

  当前,我国发展步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无疑是一个“分水岭”概念,其自身所蕴含的“撬动”时代转换的“杠杆”意义,赋予了我国社会发展以时代特征。基于发展观诸构成要素的视角分析,我国社会发展在新时代的“时空坐标”上呈现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变化。这些变化,为构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哲学提供了最直接、最生动的“现实素材”,也为发展哲学进一步发挥其观照和指导我国发展的功能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 

  参考文献 

  《邓小平年谱1975—1997》,200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1993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01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列宁全集》,1990年,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201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14年、2017年,外文出版社。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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