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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与成就
2019年09月20日 09:29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间节点,本文回顾总结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经验与成就,分析了学科发展的特色、优势和挑战。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陈晓宇,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麻嘉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教育与经济》2019年第2期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教育事业越来越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在知识经济时代,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离不开成功的教育系统提供高水平的人力资源。这已成为世界性共识,教育也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关于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教育的供给和需求、成本与效益等问题对政府和个人决策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为公共决策和个人的教育选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学和教育学学术理论体系。本文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间节点,回顾总结教育经济学的发展经验与成就,分析学科发展的特色、优势和挑战,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教育经济学发展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教育经济学在我国的萌芽与产生(1980年代)  

  一般认为,教育经济学在西方出现于1960年代。1961年西奥多·舒尔茨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框架,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发展,加之其后贝克尔、丹尼森和明瑟等人的创造性贡献,从宏观和微观层次为解释西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教育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更多学者展开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的贡献、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学校投资效益和效率、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等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支持和推动了1970-1980年代全球范围内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投资、扩大教育规模、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1980年代初期以前,我国的教育经济学尚处于萌芽阶段,虽然关于教育和生产力以及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文章能够见诸报刊,但仍以介绍前苏联和西方的教育经济学观点为主。 

  1979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建设我国的教育经济学。1980年8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工作交流会,许涤新、于光远、董纯才等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在会上倡导建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1981年8月,由刚成立的全国教育经济学会(简称学会)筹备组在北京举办讲习班,由华东师大邱渊教授首次在我国系统地介绍西方与前苏联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基本内容。 

  20世纪80年代,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一批教育经济学著作,我国学者也撰写了一批著作,其中包括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学研究组编写的《教育经济学讲座》,1984年厉以宁所著的《教育经济学》等。1984年10月,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在黄山正式成立,1985年学会创办的《教育与经济》杂志在武汉公开出版。 

  教育经济学与当时国家战略发展联系紧密,现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达4%的政策建议为例。198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研究”立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等二十多家机构参与,由厉以宁担任组长,陈良焜、孟明义、王善迈等参与并主持有关子课题。陈良焜负责国际比较部分,以计量经济的方法比较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世界上38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苏联、东欧3个计划经济国家的教育投资和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发现了教育投资占国民经济的比例随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的世界性客观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到二十世纪末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或接近1000美元时,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的政策建议。 

  1986年,厉以宁将研究成果汇报给中央领导,并刊发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国家各部委和中央领导的关注和争论。由于研究结论有大量数据的支持,经过严格的分析探讨,有着缜密的逻辑依据,因此逐渐得到了各方的支持。199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正式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4%成为中国教育史和公共财政史上一个重要的数字,体现了政府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决心。到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此项政策导致中国各级政府增加的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提高了两个百分点,以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计超过一万亿元。 

  4%的标准从学术研究到国家政策再到逐步实现,不仅大幅度增加了我国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国教育经费高度紧张的局面,而且围绕这一目标的实现,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体制机制上保障教育经费的持续增加,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城乡教育经费保障提供了有力的资源支持。4%成为我国教育史和财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4%的研究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作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的开篇力作,该研究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天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教育经济学在我国落地生根,结合我国政治经济和教育环境,结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与加强(19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进入稳步发展提高的轨道。在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过程中,我国教育经济学针对当时时代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教育决策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研究支撑,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教育经济学的量化研究范式也逐步赢得了教育学界的广泛认可,教育经济学的学科地位逐渐得到加强。 

  在高等教育方面,自我国恢复高考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主要是依靠设立新高校、增加高校数量来实现。高校数量快速增加,高校规模普遍较小。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实行地方和部门平行办学的“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很多城市和地区存在比较严重的院校或专业重复设置的现象,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办学效率低下,在当时状况下加剧了高等教育经费的紧张状况,严重制约了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闵维方利用我国136所高等院校生均成本和院校规模的数据,采用在校生规模的倒数模型,在控制了学生教师比和院校类型的情况下,证明了经济学厂商理论中的规模经济或规模效益现象在我国高校中显著存在,即规模小的院校生均成本水平高,规模扩大将降低高校的生均成本。在此实证结论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我国未来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扩大应该采取以“内涵式”为主的发展战略,即主要是通过挖掘现有高等学校的潜力,提高当时高校的内部效率,扩大现有学校的平均办学规模,来实现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发展。其后,闵维方及其研究团队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在考虑了院校类型和质量的条件下证实了规模效益现象,并在考虑了系和专业规模的条件下验证了规模效益现象在我国高校显著存在。 

  以上研究和结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有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后期高校合并成为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一项全国性的政策。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在整个90年代基本保持稳定不变,甚至略有下降。 

  在此之后,高等学校的规模与效益成为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后续研究者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深入和拓展。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院校中研究职能的显著强化,大学多产出的特点更加鲜明,其多产出属性成为另一类研究,即范围经济的探讨问题。例如,成刚、侯龙龙等人的研究利用相同院校不同年份的数据,采用相似但有区别的技术,分别得出了高校不同产出之间范围经济现象在我国高校中不存在以及存在的结论。陈晓宇等的研究利用较大样本的数据得出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间的范围经济现象在我国高校中显著存在,即在同一个机构中同时进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比这两项职能分别由不同机构进行能够节约成本的结论。以上成果成为高等学校规模效益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在对教育投资的内部效率进行广泛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们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不仅存在投入低、资源短缺的问题,而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使用效率较低的现象,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成为解决资源不足的另一途径。在这一阶段,教育经济学者们对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在学校之间的分配、在学校内部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等问题进行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地区不平衡,与此相关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教育不均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而也成为研究者的重点研究问题。王善迈等利用1988年至1994年的统计数据,首先对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形成四个类别,然后就不同类别地区的教育发展和教育投入进行了差异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基本一致的,各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表现在中、高等教育的规模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教育投入水平不同和产业结构不同造成的教育需求的差别。该研究得出了需要中央加大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的政策建议。王蓉进一步采用1999年县级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对我国教育经费的地区差异进行了省际和省内的分解。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经费差异主要是由省内差异而非省际差异构成,因此研究得出了我国教育财政体制的改革应加强省级统筹的政策建议。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经济发展因东南亚金融危机而面临困境,有经济学家向中央建议通过高校扩大招生规模来拉动经济增长。受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委托,北京大学课题组对高校扩招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高校扩招拉动经济的效果有限,同时高校的扩招的速度应考虑现有高校的供给能力和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研究人员还采用投入产出乘数估算了高等教育部门对国民经济总产出的拉动作用,将高等教育的产出乘数与其他行业进行了比较,并计算了高校扩招导致的就业增加的数量。 

  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官风华等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政策和理论价值。研究者参考了美英等国的高等教育拨款公式的经验,以透明、公正、有效为目标和原则,基于高等院校成本行为分析,以成本中心为基础,构建了新的多参数的高等教育拨款模式。研究重新构建了高等教育的成本概念和成本结构,为高校间资源配置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科学模式。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我国教育经济乃至整个教育理论领域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运作机制、教育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讨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些讨论被归结为“教育产业化”之争。争论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第一,教育是否应当由政府负担,学校是否可以离开公共资金自主经营;第二,学校是否可以企业化运作,办成营利性机构。支持教育产业化的观点认为教育属于第三产业,应该产业化;将市场规律应用于教育有助于提高效率,引进社会资金可以帮助减轻政府负担。反对的观点中,具有代表性的如王善迈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教育是具有巨大外部效益的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与市场共同提供,教育管理体制必须进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但不应产业化即市场化,教育市场化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丰富与提高(2000年代)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黄金时代之后,在一些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同时也出现了由于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学科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而导致的不同程度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加之由于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不均衡而导致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效果,使得人们开始重新评价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此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了来自“筛选假设”“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等的挑战。在公共政策方面,高等教育成本在私人和政府之间分担格局的调整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财政经历的最主要的改革之一。许多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既包括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包括处于转型中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开始向受教育者收取部分培养成本或提高学费水平,以弥补公共高等教育资金的不足。 

  我国试点和推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始于1980年代末,并于高校扩招前夕的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收费并轨。自建国以来实行的免费高等教育制度宣告结束。在高等教育成本个人分担的前提下,关于高校学费的性质、高校收费的依据、高等教育的成本与收益以及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等问题自然就成为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教育经济学者结合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与世界教育经济学的主流进行对话,就以上诸多核心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既丰富了教育经济学的学术框架,也为我国相关改革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持。 

  王善迈的论文《论高等教育的学费》,从理论上论述了高等教育学费的性质,确定高校学费水平的依据和方法,并对学生资助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认为,基于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和收益,受教育者应缴纳学费。作为准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服务,其学费不是高等教育服务的价格,而是高等教育服务的成本分担。高等学校培养学生的成本及由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所决定的支付能力,是确定高校学费标准的基本依据。学费听证会是政府确定学费标准的有效形式。当学费达到一定水平时,各种形式的学生资助政策是缓解高等教育机会不公平的重要手段。 

  教育经济学者主要从教育收益的水平和特征来论证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合理性。教育收益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即接受教育既能给受教育者带来个人收益,又能对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然而,我国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实证研究均发现我国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水平较低,收入分配中存在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这样的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实行教育成本分担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研究人员发现了我国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水平逐步提高的现象。例如,陈晓宇和闵维方用1996年的数据估计了我国教育的收益率,研究发现,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虽然当时我国教育的收益率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但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收益水平正处于提高的过程中,而且新近就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者的教育收益水平高于改革开放前就业的中年劳动者。这意味着人们对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的实际预期要高于横截面数据计算出的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所表达的收益水平。据此,研究者推断,在当时的私人成本和收益的格局下,进一步有限度地提高教育成本的个人分担水平也不会造成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积极性的下降。陈晓宇、陈良焜等人对中国城镇就业人员跨年度的抽样数据分析显示,在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水平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状况基本得到了扭转。截止到2000年,中国教育收益率水平虽然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已与后者逐步接近。李实和丁赛同样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对1990-1999年期间我国城镇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是逐年上升的,该研究同时通过估计教育对个人收入增长的直接效应,显示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就业途径的选择来实现的。此后的研究者对教育收益率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发现我国教育个人收益率提高的势头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但随着高等教育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我国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于2006年之后出现了回落。 

  在教育经济学中关于学校教育效率研究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教育生产函数。教育生产函数就是教育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一种统计关系。学校的投入包括教师、教辅人员、管理人员、教学设施、校舍等。学校产出主要是学生在认知、情感与动作技能等领域能力的提高,以及学校其它的产出。21世纪初开始,研究者也开始将西方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方法引进我国教育经济领域。例如,薛海平等的研究利用甘肃农村的调查数据,采用教育生产函数方法和分层线性模型,对农村初中数学和语文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质量在个体、班级和学校三个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和学校同伴、教师素质、班级规模以及学校的分权管理制度等对数学和语文教育质量都有显著影响。胡咏梅等的研究利用西部五省区小学六年级的调查样本,对影响学生的语文和数学成绩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农村小学教育投入变量,在人力资源方面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显著的主要是少数民族专任教师比例、专任女教师比例、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物力资源中的生均图书册数、财力资源中的生均公用经费等对西部农村小学生成绩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生均公用经费的影响程度还较大。 

  教育成本是教育经济学的另一核心概念,是估算教育收益、衡量教育效益、评估教育项目以及进行教育诊断等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信息。学校为非营利组织,自身并不存在进行成本计量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但向受教育者收取学费,则有必要向学生和社会报告相关的成本信息。在成本分担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成本计量更加不能回避。当时(直至今日)我国高等学校乃至世界范围内非营利的高校,普遍采用收付实现制的记账方式,在多产出的高等学校中,无法直接区分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职能的成本数据,也无法在不同层次科类的学生之间划分培养成本。高校成本计量方面,袁连生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教育成本计量探讨》一书中,作者从成本会计的角度,对教育成本的概念、教育成本核算的理论问题,以及教育成本核算的实务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概念框架和操作方法方面推进了教育成本核算。在另一研究成果中,袁连生还以某所大学的数据为案例,利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资料尝试进行了高校学生培养成本的计量,证明了利用当时的会计资料进行学生培养成本核算的可行性。 

  在个人分担成本的教育体制中,由于对教育机会均等的关注,关于学生资助的研究和探讨也成为学术热点。在此问题上,李文利等论述了学生资助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并分析了国家助学贷款对贫困生入学机会的公平作用及其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条件。沈红及其团队从20世纪末开始即开展了对学生贷款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将成本、学费、学生资助的类型和对象作为学生贷款运行的前提,对这些前提要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把对学生贷款的核心内容研究集中在起点“放贷”、终点“还贷”及中间过程中的“政府责任”上;提出并逐一研究了学生贷款的结果,包括财政收益、社会公平及学生发展。罗朴尚等对我国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进行了评估,发现:政府资助在不同大学间公平分配,同时在学校内部分配时能够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此相反,大学的资助和社会资助不能完全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在最具选择性大学就读的学生得到了更多的学生资助而支付更低的学费。最后,还有相当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没有得到任何资助。 

  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是教育实践及理论工作者、受教育者个人和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教育机会的分配状况,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展开的教育大发展及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随着居民日益高涨的教育需求,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成为教育经济学者的重点研究问题。事实上,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专业期刊《教育与经济》2000-2009年所有刊文的关键词中,“教育公平”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在关注教育地区差异之后,我国教育经济学者于1990年代后期开始从其他维度对教育公平和机会均等进行理论探究,稍后关于教育机会及公共教育资源分配均等性的实证研究也随之展开。陈晓宇等的研究利用高校抽样调查的数据对高校学费水平提高过程中不同年份入学学生的家庭背景对比,开始以实证方法关注高校受教育机会在贫富家庭之间的分配状况的变化,张长征等则以不同人群中教育年限分布为观察对象,总结了1978-2004年间我国教育年限分配的基尼系数的变化规律,发现在我国人口中教育年限分配的总体公平程度自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初处于持续的提高之中。丁小浩等的研究比较了1991年、2000年和2006年入户调查样本中进入大学的机会分布的变化情况,发现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前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的公平程度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21世纪的首个十年中,与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一起,我国教育财政体制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结点。从“以县为主”,到“新机制”,再到实现4%,教育经济研究在教育财政责任的分配与落实中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王善迈2002年的研究认为,当时我国各级政府间财力资源与义务教育责任存在不对称:中央和省级政府掌握了主要财力,但不承担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县、乡政府财力薄弱,却承担着举办义务教育的筹资重任。研究进而认为建立规范的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更大财政责任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解决在贫困地区表现最为突出的义务教育经费问题的根本保证。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王善迈等进一步阐明了应强调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教育财政职能的观点。范先佐更进一步认为,“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体制和管理体制并不能切实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应从“以县为主”转变为“以省为主”,省级政府应该成为农村义务教育最主要的教育财政责任承担者。王蓉等的研究则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支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有经济比重、第一产业比重及财政分权程度都会影响地方的教育支出水平。 

  教育经济学的继续拓展与深化(2010年代)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教育系统经历了诸多深刻的变化。首先是经过各级政府的实质性努力,政府教育投入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于2012年达到了4%,各级教育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改善,教育的普及程度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规模持续扩大。这一时期,教育经费短缺的矛盾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但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日渐突出;在高等教育方面,随着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以跨越式方式迈进大众化,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扩大,2008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超过了500万人,2018年即将超过800万。另外,从1990年代开始的一流大学建设,加强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但面对进一步发展提高的更高要求,过去依靠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模式亟需向提升质量和效率的内涵式发展转型。 

  随着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增长,大学生就业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每一年都被认为是“史上最难就业季”,教育经济研究者就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研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教育与经济》2010年至2018年第2期刊文的关键词中,“高校毕业生”出现的次数超过了“教育公平”,成为研究概念中频率最高的词汇。赖德胜等的研究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大学毕业生就业中何者更为重要,并进一步对其联合作用机制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在提高顺利就业概率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不可或缺,决定大学毕业生起薪水平的因素是人力资本,而决定能否进入国有部门工作的因素是社会资本;另外,在获取就业机会和起薪决定方面,二者存在替代关系,在决定能否进入国有部门工作方面,二者具有较强的互补关系。陈迎明综述了2003-2013年间关于大学生就业的中文研究文献,发现影响大学生就业因素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单因素和多因素之分,具体包括个人因素、学校因素、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等方面,相关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再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演变轨迹。岳昌君等的研究分析了自2003至2017年进行的8次大规模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数据,对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求职状况进行了趋势分析,归纳了我国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的就业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发现了我国高校毕业生毕业去向分散化、不同学历层次就业落实率趋同、就业集中于大中城市、集中于企业单位以及工作类型趋向多样化等重要结论。 

  在高校科研生产效率和学术影响力方面,胡咏梅等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通过对2006-2010年间“211工程”高校理工农医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科研生产效率的评估发现:人文社会学科科研生产效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理工农医学科科研生产技术效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不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鲍威等的研究实证分析了“985工程”在推动中国高校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中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985工程”项目,特别是专项财政资金的投入,有效促进了相关高校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的知识建构、国家间学术互动、留学生吸纳方面的增长,由此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我国高校国际学术影响力的提升。 

  面临新时期的新形势,我国教育经济学者关于教育财政体制的研究也在继续拓展和深入。孙志军等的研究总结了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现状,认为还面临着省级政府的负担责任有待明确、地方政府的投入努力程度和分配公平有待加强、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责权需要进一步规范,以及城乡间学校生均经费的绝对差异扩大趋势需要扭转等突出问题。田志磊等则把目光投向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问题。近些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研究中总结出的“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理论备受关注。李成宇等把该理论应用于教育财政领域,利用中国1997-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选择合适的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的直接影响,以及相邻地区财政分权度对当地教育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形成了财政激励,使得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对教育的投资;并且,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地区财政分权程度提高会对当地的教育投入产生不利影响;政府规模以及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对教育支出也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范先佐的研究则持续关注省级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财政责任,认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是实行省级统筹,重点是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的不断提高。中央政府应通过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承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财政责任。实行省级统筹,让省级政府成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最主要的财政责任承担者,既符合义务教育的一般特性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同时也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具有较为充足的经费保障。 

  回顾与展望  

  中国教育经济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开端良好,发展迅速。1979年正式提出建立我国的教育经济学学科,1984年获准设立硕士点,1996年又开始招收教育经济学博士生。2018年,全国共有87个硕士学位专业点和17个博士学位专业点招收教育经济学的研究生。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前身为全国教育经济学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10月,历次年会的与会人数,从1990年代中期的数十人,到2000年代中期的一百余人,到2010年代的数百人,参会人数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于2012年达到600余人。 

  从知识属性上看,教育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具有显著的应用价值和实践意义,也为教育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丰富的知识贡献。中国教育经济学在以学术研究支持和推动国家教育改革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作用和贡献鲜有比肩。无论是从教育投资占国民经济合理比例的研究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高校规模效益研究到高校合并和内涵发展的政策、从高等教育对短期经济发展的贡献到高校扩招政策、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研究到高校收费政策、从政府的教育财政责任研究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政策。我国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政策影响力无论是在教育学众多分支中,还是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乃至在全球学术界都表现突出。 

  从研究范式到研究方法方面,教育经济学者主要采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范式,有时也与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有所交叉。自教育经济学在我国产生以来,尤其是从本世纪之交至今,我国教育经济学在研究内容方面得到了相当的丰富,研究资料的质量和研究工具的运用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问题逐渐涵盖了国际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主要理论概念。量化研究成为本领域的主流方法,调查与统计成为数据获得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研究投入的增加、数据的积累和技术手段的进步,研究数据样本规模扩大,结构复杂。随着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趋势,在我国教育经济学领域,回归分析、分层数据、时间序列分析、准实验研究等,采用的研究技术手段也渐趋复杂。更高质量的数据和高阶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决变量遗漏、不同子群体异质性等问题,使得分析结果在解释变量之间因果联系的可信度方面有所进步。在新世纪前后,我国的教育经济学从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逐渐接近国际主流。 

  作为一个学科交叉的学术领域,教育经济学既显示了其跨界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跨界的缺陷。教育经济学者在中国教育学术领域率先引进和推广以统计和计量为代表的量化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教育学术领域的科学化进程,其研究成果由于具有方法先进严谨、实证证据可信度高等特点,从而在整个教育学科中异军突起,为教育学术领域生产了大量质量水平较高的成果。在2018年9月中国知网发布的教育学者论文指数排名前50名中,教育经济学者占据了其中4席,而且教育经济学者的H指数表现更为突出。在政策研究话语权和影响力方面取得了一定优势。“与教育学者比方法”“与经济学者比教育”,使得教育经济学成为教育学领域中的一个“强势学科”。然而作为一个交叉的学术领域,教育经济学者在过去四十年中虽然已经从教育的宏观政策逐渐深入到学校管理以及班级层面的研究,但教育经济学整体上在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方面的关注和贡献显得相对薄弱,对指导教育教学实践的意义和价值有限,因此在教育学科领域中,教育经济学有被边缘化之虞。而在经济学领域,由于我国教育经济学者在经济学方法的掌握和应用方面总体上不占优势,且教育经济学在方法和理论方面的创新贡献尚显欠缺,因此在经济学科中的地位和影响表现不足。 

  虽然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教育经济学者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照搬外来理论,例如转型国家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与教育收益率的关系、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教育财政等,都是将传统的理论概念结合中国实践有所发展。然而总体上说,我国教育经济学领域还处于西方理论和概念的主导之下,本土的系统化理论体系构建薄弱;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处于跟随状态,方法和范式的创新还比较欠缺。另外,学术队伍能力以及研究质量水平差异较大,学术成果的可靠性科学性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我国当前拥有的世界最大的教育体系,中国教育所植根的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经济和教育的高速度和多样化发展,不但向我国教育经济研究者提出了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为教育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实验田地,更为有关学术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可以期待,在这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未来中国的教育经济学大有可为。(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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