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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仲泉:新中国70年执政党建设的创新性贡献
2019年10月11日 10:13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70年来,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不断推进执政党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创新性贡献?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4期

  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法宝。新中国70年来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到强起来,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使我们党努力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不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道路上总结经验、胜利前进。执政党的建设任务是多方面的,所做的工作是异常繁多的,取得的成绩是举不胜举的。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文主要谈谈70年来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执政党建设的创新性贡献。既然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可以简明地概括为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那么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历史也可按此划分为三个历史段落来论述。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执政党建设的奠基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主要是毛泽东创立的。由于旧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党情,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毛泽东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即以思想建党为核心加强党的建设,将其作为“伟大的工程”全面推进,建立起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形成的我们党的党建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作了创造性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怎样进行执政党建设,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一直非常关注,并为之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体情况一样,对于执政党建设的认识,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就其成功经验来讲,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作出了奠基性贡献。 

  (一)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务必”,严惩贪腐,开启了从严治党、清廉治国的良好风气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已发展为拥有近450万党员,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大党。从整体上看,党的基本队伍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仍然保持着艰苦奋斗的本色,积极发挥着模范带头作用。但是,党的状况和组织发展存在不少与执政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一部分党员滋生了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革命意志衰退,贪图享乐的思想有所抬头,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开展整风整党运动,坚定不移地贯彻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务必”精神。1951年底,党中央决定将“三反”运动与整党相结合,严肃地批判和处理在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受贿等腐化堕落的行为。最引人注目的,是从严处理了共和国第一宗大腐败案的刘青山、张子善事件。 

  刘青山、张子善二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革命的,是经受住了残酷战争考验的干部,新中国建立后,分别担任了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和天津地区专员的重要职务。他们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利用权力盗用公款折合新币171万元,做投机倒把的非法经营活动;此外,还盘剥民工费22万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挥霍3.7万元,成为大贪污犯。当时有高级干部为他们“说情”,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功劳,但党决不姑息。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对他们判处极刑的建议。这样的处理引起了全国震动,起到了非常好的威慑作用。这个案件和这场运动,教育了干部、党员和人民,对树立起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良好社会风尚,增强防止非无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提高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正确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党、廉洁治国的良好开端。 

  (二)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调查研究作风,明确提出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问题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这样特殊国情的国度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本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没有完全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弊端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到一条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但是理论认识的明确是一回事,实践探索的情况却没有那么径情直遂。在走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弯路后,毛泽东在1960年6月的《十年总结》中,从认识论高度,提出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问题。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用第二个十年去调查它、研究它,找出它的固有规律,学会驾驭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就必须实事求是,获得“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此后,他不断强调恢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对于克服“左”的错误的重要性。1961年初,他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指出:这几年错误的发生直接源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不做了,只凭想像办事,“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他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和调查研究年。这是党的思想路线回归正确方向的重要标志。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这次调查研究对于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制定关于农业、工业、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一系列调整条例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进一步丰富了群众路线的内涵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也是对我们党的党建理论的伟大创造。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最根本的就是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将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大作风的显著标志。刘少奇在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特别强调群众路线是新党章的一个重要特点,并逐一地论述了毛泽东创立群众路线的四个群众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这四个观点,就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有了这样坚固的群众观点,在党的工作中就能执行群众路线,实行正确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强调作为执政党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每次整党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都是解决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党的八大把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历史任务。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群众路线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观点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这样,它既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群众基础,又是党获得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由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及其可能产生的危害比以前大大增加了。官僚主义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我们党内得到完全贯彻和执行。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邓小平还特别指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承接党的八大,在对执政党建设经验作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新的探索中,毛泽东的讲话、刘少奇的报告以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进一步强调了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共产党员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一切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要坚持从群众自愿原则出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四)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严格对党员、干部的先进性标准,培养好革命接班人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肩负双重任务,既要治国又要治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始终坚持管党、治党。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把加强党的建设列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八项重要工作之一。1951年2月,中央决定从这年下半年开始,先以一年时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每一个党员都明白做党员的标准。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规定了共产党员标准八项基本条件。其基本条件的要点是:(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2)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3)共产党员必须下定决心,终身英勇地坚持革命斗争;(4)党员的斗争和工作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5)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6)党员应经常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及时地加以纠正;(7)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8)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党在领导全国政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坚持共产党员条件作的新的努力。 

  党的八大党章,提高了党员标准,从严要求党员干部。邓小平的报告指出:我们向每一个普通的党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全党有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万人,这三十多万人的工作的好坏,对于党的事业有决定的影响。”党的干部应当首先学会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自满和不害怕困难,勇于接受自下而上的批评,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进一步强调要重新教育党员和干部,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作风。对党员的教育以中组部和中宣部共同编写的《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书为教材,使每个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党员,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什么是党的优良传统,怎样做一个好党员等。这项工作到1962年底基本完成。毛泽东亲自抓干部教育。他指出:从现在开始,要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他主持制定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例。经他改定的“三大纪律”为:(1)一切从实际出发;(2)正确执行党的政策;(3)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加强干部建设的一个基本条例。在1962年冬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讲话分别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的任务,不是比过去轻了,而是更重了。党的建设,仍然是党的主要法宝之一。“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因此,必须用更高的要求来教育干部、挑选干部、监督干部,同不良倾向进行严肃斗争。 

  在中苏两党关系紧张后,毛泽东更加强调建设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强干部队伍。他提出的培养革命接班人,成为那时执政党建设一个带根本性问题。1964年6月,他对革命接班人的条件列了五点:一是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二是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谋利益。三是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四是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讲民主,听各种意见,不能搞家长作风。五是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他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这五条尽管有历史烙印,毛泽东本人也没有解决好接班人,但这个问题关系到党的事业生死存亡,应当以科学的方法,另辟蹊径来认真对待。 

  (五)强调执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指导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初重新强调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思想理论建设历来是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也是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经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长期艰辛探索,终于产生了我们党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考虑到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对此是否接受,以及可能对两党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从1948年底始,毛泽东本人提议,凡各类文件和著述中,有“毛泽东思想”提法的,都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起来,马、恩、列、斯是树干,我们是枝叶。1953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还将作为附录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凡有“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或删、或改为象上面那样的、或与之类似的提法了。1954年12月,中宣部专门下发文件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时,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半个月后,毛泽东本人在同民主人士谈到政协的学习时,对此说明道: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 

  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在讲到党的七大提毛泽东思想和后来(包括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时,解释说:党的七大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有这个需要。如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前,不提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缘由。 

  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胡乔木讲的那个“禁区”不存在了。中共中央恢复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并不断地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中的指导地位。毫无疑问,由于“左”的思想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都曾经发生过偏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1981年制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重新界定,回到了正确认识的科学轨道。迄今,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 

  二、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开创性贡献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也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场伟大革命和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就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情况而言,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一直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向前推进。这个推进同样带有探索性质,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值得反思的教训。这里主要论述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对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开创性贡献。 

  (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非常重视执政党的建设。他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担任过党的总书记,抓党的建设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对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倾注了巨大心血,最重要的开创性贡献至少有这样几项: 

  ——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是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1980年8月18日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石破天惊。他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像群众反映突出的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等,固然有思想作风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改善党的领导,就是要改革、改善党的领导的某些组织制度、干部制度和工作制度等。只有坚决地改革这些产生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的具体制度,“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提出了制度治党治国思想。 

  ——强调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我们说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法宝,其所以成为法宝就在于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要地位。这是我们党加强党的建设获得成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一个“秘诀”。邓小平深谙此道,在抓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时,特别强调四个问题:一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的突出贡献是把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贯通起来,作为完整的思想路线提出,强调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这既提示了实事求是的动态性内涵,也使党的思想路线内容更加丰富和全面。二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弘扬共产党人革命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的座右铭就是“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反复告诫全党要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党和国家的政策对不对、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根本依据。也就是号召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三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讲政治,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他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我们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他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讲政治的重要内容。所谓精神文明,既指教育、科学、文化,也包括理想、信念、道德、纪律等。他强调:要教育广大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他们的思想作风和精神面貌好了,也会影响党的作风,有助于改进党风。四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群众路线,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如果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就会被人民抛弃。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要抓紧,一直抓六十至七十年。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这些思想丰富了执政党建设理论。 

  ——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党风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他强调,解决党风问题最重要的是反对腐败现象。20世纪80年代前期,针对经济犯罪日趋严重的问题,他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不坚决刹住,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的。他指示书记处同志,党风建设要长期抓、一直贯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之中。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在国内政治风波之后,他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他强调指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还指出: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是他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交代。这个政治交代,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党的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 

  ——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被概括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是我们党的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最早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不断地进行总结。党的十三大概括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大体轮廓,并认为这是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大成,并以异常尖锐、鲜明、透彻和凝重的语言发表了许多“惊世骇俗”观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关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于经济发展要靠科学;关于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关于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关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等等。这些观点发表后,震惊了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国。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基础,通过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进一步总结和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进一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党的十五大鉴于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首次将这个理论称之为“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用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修改党章,明确地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进程中,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开创性贡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 

  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队伍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数量大幅度增加,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既给党的发展带来活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成为必须要解决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要求党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开创性贡献至少有这样几项: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改革开放以来治党治国的新经验作了科学总结,成为我们党新的指导思想。在千年世纪之交,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的多样化在进一步发展。国内外的新情况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带来了深刻影响,也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它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认识,涉及同世界先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密切联系,反映了国内外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这就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物质力量,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牢固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基础;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群众基础。这些要求有利于增强党的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更具时代精神。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对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提出在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是“新的伟大工程”新理念,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邓小平提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政治交代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曾说过:我们常委会的首要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党的建设,一个是经济发展。这样明确地将党的建设作为两个首要任务之首,显示出那一届党中央难得的政治定力。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高度继续推进。这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历史性决策。党的十六大对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作了新部署,强调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要提高这五种能力:“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这样,在新时期新阶段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 

  ——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著名理念,将执政党建设重要性认识推向了新高度。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临危受命后,抓党的建设工作时思考的一个带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治国与治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特别是大国执政党,不仅要治党还要治国,不可能离开治国去孤立地治党,只能在治国的同时来治党。一定要厘清这两者的关系。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四次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我们党正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而奋斗,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纪律、组织状况和战斗能力、领导水平。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遵循治国先治党的思路,始终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不断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作为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 

  ——提出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和研究。如何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个新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总结我们党执政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他特别强调,在新世纪新阶段把握好共产党执政规律,最重要的是这四个问题:一是执政兴国。他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要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段论述是对我们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根本内容的深刻揭示。二是执政为民。他指出: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里将执政为民的要求作了科学说明。三是执政安邦。共产党执政后,同任何执政者一样,就是运筹安邦定国,谋求国家稳定、希冀社会安宁。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江泽民同志指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坚持治党治国的基本经验。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四是执政清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腐败现象仍然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正廉洁。不解决好反腐倡廉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就没有坚强的政治保证。“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要“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合力”。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全面推进,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国际环境大变革大调整、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并根据进入新世纪后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许多矛盾凸显的新情况,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言,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开创性贡献至少有这样几项: 

  ——提出科学发展观,深度把握新的阶段性特征,成为我们党又一个新的指导思想。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在深刻地分析了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外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坚持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不断实现科学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其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再次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包括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的文明发展道路。最后必须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努力形成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党的十八大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创新理论作了整合性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总结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仅作为党的全局性战略指导思想的理论就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段论述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高度概括。 

  ——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个新课题。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论述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时,提出了要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任务。党中央带头践行学习型政党理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以来逐渐形成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制度。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任务。加上“服务型”,主要是突出体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更加能够鲜明地与其他政党区别开来,同时也是针对党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危险而言的。加上“创新型”,更加能够体现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也与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任务相匹配。无论是提出建设单一型的“学习型政党”,还是将其扩展为复合型的“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这不仅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提升,也是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发展。 

  ——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重要理念,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概念作了规范化界定。1999年初,江泽民同志已使用“执政能力”概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并对“执政能力”的内涵作了初步概括。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这一思想又有进一步提升。它首次明确地提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概念作了规范化界定。《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一要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二要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三要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这是一个颇具新意的概括。党要成为这“三个”要求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党永远保持先进性,成为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提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任务。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七十多年后的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由“一化”扩展为“三化”。之所以强调“时代化”,这是对一个时期讲的“当代化”的提升,其外延的包容性更广,所指的时间性更长。之所以强调“大众化”,既是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重要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如何通俗、普及,使之大众化,成为更好地认识中国、改变中国面貌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割裂的统一整体。在三者中,中国化是核心,也是基础和前提。党的艰辛探索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乃党之魂、国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中华民族在21世纪和今后更长时间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进一步以“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为章标题来展开论述党的建设问题。这样,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新提法、新理念。它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决策,也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程中对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开创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审视国内外新的形势,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对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党中央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历史阶段时,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也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了新阶段。新时代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开创性贡献至少有这样几项: 

(一)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新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了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重大的时代课题。它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纪性课题,对它的回答还在继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不断探索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解决。在此,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国家没有两党制不可能反对腐败的“反腐党亡,不反腐国亡”的谬论,从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标识。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提到了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鲜活的理论成果,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党最新的指导思想。 

   (二)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区别。但“从严治党”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它最早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随后由江泽民同志将治党与治国加以贯通,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进入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履职后,就以从严治党作为重中之重的历史使命来抓党的建设工作。继先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后,2014年4月中旬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从此,“四个全面”的协调战略布局正式形成。对于“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新概念,习近平同志本人作过解释。他说: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更是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这是对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深刻解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最大推进器,是执政党建设理论带有标志性的重大创新。 

  (三)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 

  “思想建党”思想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早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提出着重在思想上建设党的思想。到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这个思想,要求共产党员不仅是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不断地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一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整个党的建设理论的核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提出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系着党的历史是否改变颜色的问题,必须要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就是制度治党治国思想,它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时明确提出了关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论述。他说:“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这是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也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党建理论的新篇章。 

  (四)提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既是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深化,也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逻辑延伸,是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又一创新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是属于宏观层面的。在开展党的建设工作时需要具体抓手,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就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具体化和落脚点。依规治党是制度治党的具体体现,它要求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求纪严于法、纪在法前,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用纪律和规矩管住大多数,做到有规在先、抓早抓小,使全体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提出以德治党,旨在落实思想建党的要求。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它的三方面内容:一是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党员、干部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要把理想信念作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二是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党性修养教育。要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三是抓好作风建设,既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要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以德治党与依规治党是相互贯通的。依规治党蕴含着以德治党、思想建党的具体要求,以德治党又以依规治党、制度治党为支撑。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共同体,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思想创新。 

  (五)提出强化巡视监督,充分发挥从严治党利剑作用  

  巡视制度早在1996年就开始探索试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的重大决策,到2003年开始全面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巡视监督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巡视监督的创新性主要表现为:(一)空前地提升了巡视监督的重要作用,将其视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习近平同志说: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但必须有权威性,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二)明确了巡视工作方针,剑指党风廉政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重点就是“四个着力”——着力发现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巡视工作的着力点恰到好处、切中要害凸显其利剑锋力。据统计,党的十九大后,中纪委立案审查的中管干部,一半以上是根据巡视组移交的问题线索查处的。这是从未有过的成效。三是全面开展专项巡视,在推动巡视工作方面要扩大巡视范围,加快巡视节奏频率,增强全覆盖要求下的巡视工作的灵活性。目前,巡视工作已经制度化、常态化。 

  (六)提出健全和完善监察制度,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推进了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 

  我们党很重视建立监察制度。早在2003年12月就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对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党内监督作了若干规定。但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必须对十多年前试行的《条例》进行修订。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和习近平同志的修订意见,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个新《条例》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思想作了归纳,并将其转化成为党内法规要求。比如,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中,强调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个新《条例》是在新的历史节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成果。与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制度相匹配,在国家层面也建立各级监察委员会。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后相继成立了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这是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加强对公权力监督的重大改革创新。在党内监督对象覆盖了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后,就要求从国家层面构建监察体系,对党内监督覆盖不到或者不适用于执行党的纪律的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新建国家监察体系,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是整合各个系统的监察、反腐机构的必然要求。它代表党和国家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是汲取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智慧、总结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经验的重大成果。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有利于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实行全覆盖,健全党领导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是对权力制约体制的新探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它标志着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正在形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制度的丰富和发展。(注释略) 

  (因版面有限,本文内容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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