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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七十年来我国城市治理变迁、经验与未来走向
2019年10月28日 15:27 来源: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本文尝试剖析建国以来的城市治理变迁图景,进而理顺城市治理渐趋高效的逻辑思路,最终清晰界定城市治理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

作者简介:

  作者:徐顽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文彬,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8期 

  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都亟待科学反思、系统总结各个领域的建设发展进程与成功做法。相应地,及时梳理我国城市治理变迁进程,有效整合城市治理的成功经验,也能为高效推进新时代城市治理工作提供较多帮助。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要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此后,为了加强城市管理和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难题矛盾,党和政府先后于1962年、1963年和1978年召开了城市工作会议。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多数城市都有了显著发展,而且还出现了一批特大型城市。虽然国家一直高度关注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工作,但在此期间却并未召开全国性的城市工作会议。直到2015年,才召开了新世纪的首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而这次会议也成为了推进新时期城市治理工作的重要契机。事实上,历经七十年的城市发展管理,有大量城市治理问题亟待梳理,再加上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环境,都要求尽快思考更加有效的城市治理方案。文章尝试剖析建国以来的城市治理变迁图景,进而理顺城市治理渐趋高效的逻辑思路,最终清晰界定城市治理的未来走向。 

  一、问题缘起:反思城市治理进程及文献综述 

  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速和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的治理地位愈发重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进一步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一环。我国城市治理工作伴随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也有明显转变,为此,科学反思、认真总结建国七十周年以来的城市治理进程正当其时。而系统梳理学术界的城市治理研究成果,也能为促进城市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一)科学反思城市治理进程正当其时

  全面解读城市治理所面临的现实环境,能够发现,科学反思城市治理进程正当其时。从建国以来的历史时段来看,我国城市管理或治理工作走过了七十年历程,虽然也有不少曲折和波折,但整体上大都有效回应了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诉求。在我国不同的建设发展时期,城市工作也都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难题,而我国政府和民众在七十年的进程中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城市治理方案。进入经济社会建设新时代后,我国城市治理工作遭遇了各种新挑战和新难题,也需要从历史探索中寻找可靠答案或治理经验。且就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来说,城市治理工作也正在进入治理经验凝练总结阶段。根据中央政府的部署,2020年将会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收官之年,当前距离这一规划完成时间越来越近,亟待汲取既往城市治理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以便为2020年的新型城镇化冲刺推进提供更多的治理对策。此外,从外部环境来说,进一步反思和优化城市治理工作也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条件。为了化解城乡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难题,党和政府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实施也需得到城市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因而,为了更好地支持乡村振兴,也需要通过更加高效的城市治理来促进城市建设,最终为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持和治理建议。 

  (二)系统梳理既有城市治理研究成果 

  在城市治理的不同阶段,学术界也都进行了及时跟进并开展了较多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有关城市治理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科学解剖城市治理的难题、风险和路径。基于城市空间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加速和发展型地方政府理念驱动共同促使我国城市空间日渐解构,表现为居住空间分异、职住空间分离、商业空间高端化、交通空间通达性差和公共空间私有化,最终诱发了城市治理的困境和风险。而当前城市精细化治理对于秩序和确定性的偏爱与渴求,以及对于数据治国和指标治理的迷信,也极易导致城市治理陷入秩序唯美主义、数据崇拜和技术决定论的迷思,这其中也蕴含着独特的内生性风险。为了帮助城市治理走出多重困境,需要高度重视治理理念的本地化调适、治理机制的创新改进和为治理主体多元化提供发展空间。二是精准剖析城市治理的转型和创新问题。当前,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治理将进行三维战略转型:在治理主体上,应由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型;在治理目标上,应由唯GDP目标转为人本化目标;在治理空间上,应由城乡分割转为城乡统筹。我国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体制框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需要探索和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合作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以全面整合城市治理资源,有效应对城市治理的现实挑战。此外,城市治理也要实现制度和实践层面的转变,即如何保障更多人参与社会治理和建立不同人群之间的沟通模式。三是重点关注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目前,社区是我国推进城市治理的重要载体,因而社区也承担了相对较多的城市治理任务。城市社区中存在固有的治理能力,治理能力较高的社区不仅能够自发解决社区问题,而且各个治理主体的交往关系良好,能够促进社区健康稳定发展。而未来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将呈现合作共治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进一步增强、智慧社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等发展趋势。四是聚焦研究城市治理的智能化和精细化问题。通过采集、整合城市各类要素运行数据,动态监测城市发展现状,可以为城市治理过程中决策制定与部门协作提供数据与技术支撑。且借助大数据平台也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并促使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此同时,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也会催生城市治理机制的创新,城市精细化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上海市的探索可以概括为权责配置精细化、资源统筹精细化、行动策略精细化、执行过程精细化和社会支持精细化等五个方面,能够为其他地方提供较多启示帮助。此外,在应用先进科技服务城市治理时,也要警惕数据驱动的城市主义的肆意扩张,守住人本治理的底线和培育包容性的治理胸襟,处理好技术、制度与社会的关系。虽然上述研究都较为清晰地分析了城市治理的各种问题,但相对缺乏对城市治理演变过程的梳理总结,本文则尝试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 

  二、多维转变:建国以来的城市治理变迁图景 

  着眼建国以来的城市治理探索与变迁进程,可以精准找出城市治理的多维转变。虽然城市治理的内容和范畴较为庞杂,但治理理念、主体构成、治理行为、治理生态和治理目标等构成了城市治理的核心内容,而城市治理也在这些方面发生了最为明显的转变。为此,以上述五个内容作为变迁主题,能够精准剖析城市治理的变迁内容,且这一梳理过程也能帮助提炼城市治理高效的成功经验。具体示意图见下图1。 

   

  (一)理念升级:传统管理vs现代治理 

  全面实现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的理念升级,正是七十年来城市管理工作的最为显著的转变。建国以来,我国城市政府一直沿用管理型的行政模式,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传统的管理型行政模式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建国初期,面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混乱和破败,党和政府需要借助国家力量来迅速实现城市复兴,因而采用了较多管理控制和集中计划手段,而这种管控思维正是传统管理的典型特征。以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为例,为了减轻城市的发展压力,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等文件。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各级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提高,以及社会公众诉求的增多,政府行政中出现了较多合作应对行为。这也体现了政府管理思维的缓慢转变,开始逐渐抛却传统的管理思维,尝试使用合作思维来推进城市治理工作。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进城务工浪潮不断兴起,虽然较多农民涌入城市也给城市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条件带来了一定压力,但多数地方政府不再采用简单粗暴的“截流”方案,而是科学思考如何提高城市承载能力。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激发入城农民服务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和热情,中央政府和相关部委也先后制定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文件,希望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为农民进城提供有效保障。 

  (二)主体强化:政府主导vs多方协同 

  随着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转变,参与城市治理工作的主体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强化色彩。一方面,我国城市治理的主体日渐多元化,而不再是单一的政府体系。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参与城市治理的热情不断高涨,而且政府提供的听证会等机会也为其建言献策提供了有利平台。此外,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日渐成熟,其参与城市治理的基础条件和能力也在不断完善,这一群体也正在成为愈发重要的治理主体。因而,我国城市治理主体结构应该是“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一核”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元”包括政府、社区自治类组织、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等主体。事实上,治理主体的日渐多元化既能降低城市政府推进治理工作的压力,也能帮助节省政府体系的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治理进程中,多方协同和积极合作也是新时期城市治理的显著特征。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公众的治理诉求不断增加并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这使得政府需要加强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沟通交流,继而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治理活动。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联结引导作用,努力和社会组织、公众保持密切联系,并进行有效的协商合作,最终共同完成各种城市治理任务。 

  (三)行为转向:被动参与vs自觉行动 

  从建国七十年以来的城市治理进程中,也能发现明显的治理行为转向特征。在传统的政府管理过程中,政府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其他主体参与管理工作。建国初期,城市政府的行政能力相对较弱,既难超前估计城市建设发展难题,也不具有丰富的治理资源,因而往往处于被动回应管理难题的处境。而在政府体系的强势主导安排下,其他治理主体也只能做出被动参与的选择。进入城市治理的新阶段后,不仅政府主体开始主动积极地部署城市治理工作,其他主体也开始了较多自觉性的治理活动。历经多年的城市治理探索,以及借助先进科学技术的辅助,多数城市政府具备了较高的治理能力,且政府所掌握的治理资源也愈发丰富。在此背景下,政府可以为许多治理事务提前制定制度或设计政策,有效转变了“被动应对”的不利局面。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和公众等治理主体凭借自身掌握的治理资源,并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自身的治理诉求,也开始主动自觉地投身城市治理进程。总的说来,城市治理任务繁重,单独依靠政府力量很难完成,亟待获取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支持和参与,特别是在当前推行的网格化治理运动中,各项治理任务往往直接分配到具体组织和个人,这必然要求治理主体的参与和支持。 

  (四)生态扭转:治理固化vs灵活有效 

  在向城市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城市治理生态也有了显著转变。城市工作由“治理固化”逐渐转变为“灵活有效”,这也会极大地影响城市治理的效率和效能。在传统的城市管理阶段,政府作为相对单一的管理主体,其自身所携带的官僚体制弊端也会投射到城市工作中,最终导致城市治理工作的呆板固化。如在处理城市管理问题时,实际工作者往往需要经过层层审批,这样既会严重浪费治理资源,还极易错失难题处置的有效时机。更有甚者,由于政府行动的迟滞还会引发更加恶劣的后果,对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极大损害。而进入城市治理阶段后,城市政府有底气有能力开展灵活的治理活动,且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也能为处理各种治理难题提供更多的方案选择。一方面,进入新世纪后,城市治理所浮现的各种问题往往具有明显的异质性,需要城市政府采用针对性方案予以精准解决。这必然会要求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和治理条件,积极开展灵活性的治理工作。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等主体的思维更加活跃,他们的参与也能为城市治理提供更多的有效治理方案。实践中,在其他主体的帮助下,许多城市实施了治理的新措施,成为新时代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的“亮点”。 

  (五)目标转换:专注自身vs城乡融合 

  着眼城市治理的外部环境来看,城市治理目标也实现了明显转换。新世纪前的城市治理工作往往更加专注城市本身建设发展,而较少考虑城市治理的外部效应问题。在城市和乡村高度对立的情形下,多数城市都在大面积地汲取农村发展资源,而很少考虑回馈农村建设发展。再加上,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阶段中,许多城市的自身发展尚不充分,回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诉求尚且比较吃力,自然很难关注援助乡村建设发展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城市的治理体系日渐完善,也基本具备了反哺乡村的能力。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经验,党和政府明确认识到当工业化发展到相应程度后,应及时促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有效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之后,我国开始积极统筹城乡发展,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城乡融合,这都必然要求城市要为乡村建设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与援助。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也是对城市治理工作推进的全新目标设定。2019年5月,中央政府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从顶层设计层面部署城乡融合工作,也从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城市治理需要服务“城乡融合”的治理目标。 

  三、基本经验:城市治理渐趋高效的逻辑思路 

  聚焦建国七十年来我国城市治理的变迁图景和成败,有助于概括出高效的城市治理基本经验,而这也是持续开展城市治理工作的重要逻辑思路。一方面,要善于结合特定环境,制定相应的治理方案,这是最为重要的治理原则。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需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吸引和支持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行动,进而夯实城市治理的合作基石。另一方面,借助多元主体协作来完成各种治理任务,并将及时满足公众诉求作为优化城市治理的稳定动力来源。具体见下图2。 

   

  (一)治理原则:方案匹配特定治理环境 

  

  在不同历史时期内,城市治理都应选择能够匹配当时环境的治理方案,这便构成了推进城市治理工作的基本原则。在七十年的治理进程中,城市治理工作随着环境变化和公众诉求而不断调整,纵观那些成功的治理行为,可以发现其都具有高度适应治理环境的特征。而那些超越或滞后于治理环境的治理行为则很难实现既定效能。因而,为了实现高效的城市治理,必须高度重视所面临的具体治理环境,进而采取匹配度较高的治理方案。首先,在不同的治理环境中,治理方案在执行过程中的群众基础有明显的差异。而治理方案的精准落实,既需要各级政府的科学引导,也需得到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这必然要求治理方案充分考虑时下的群众认知情况。换句话说,城市治理方案需要有效适应特定的治理环境。其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用于城市治理的技术手段也比较清楚明了,各种治理工作也需要符合具体的技术环境。实践中,虽然部分城市政府提出了较多理论上可行的治理方案,但囿于技术条件限制,却很难实现,这也并不能完成城市治理的既定目标。总之,各种城市治理方案的制定要做到因时制宜,继而确保能够真正有效地付诸实践。 

  (二)合作基石:政府持有包容开放心态 

  在政府层面包容其他治理主体,能够构筑出推进城市治理的坚实合作基础。面对日益繁重的城市治理任务,政府力量总是相对单薄有限的,为此必然需要积极吸引其他主体的大力参与。在此过程中,政府需要始终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并为其他主体参与城市治理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历经七十年的城市治理实践,多数城市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吸引多元主体参与的重要性,这也成为优化城市治理工作的重要选择。一方面,城市政府应该彻底放弃封闭孤立的工作态度,努力持有包容开放的治理心态。为了确保更高效率的城市治理,城市政府需要精准认识自身的治理能力,善于将那些自身难处置或治理成本较高的事务交由社会完成。当前,城市政府采用的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正是推动开放性城市治理工作的有效尝试。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激励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工作,城市政府也要积极创造参与平台,并为其他主体投身治理事务提供资源支持。城市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和完善体制机制,能够扫除阻碍其他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难题,而积极给予资源支持则能帮助多元主体持续地服务城市治理进程。 

  (三)治理过程:创建治理主体协作机制 

  积极创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作机制,强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这也是构成高效治理过程的核心内容。虽然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治理能够为治理工作提供更多行动者,但为了真正保证城市治理工作的持续高效,最为关键的是要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协作。基于七十年来的城市治理进程,可以初步发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机制。一是多元治理主体需要实现目标协作和认同。不同的行动者往往会提出差异化的治理诉求,但城市治理的目标相对单一,这必然要求行动者形成统一公认的治理目标。只有借助统一有效的治理目标,才能不断化解治理主体之间的分歧纠纷,最终确保城市治理在合理有效的轨道内开展。二是多元治理主体需要实现资源协作。为了完成治理任务,亟需实现治理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部署。相应地,多元治理需要结合自身所承担的治理任务,提出合理有效的资源诉求,坚决避免治理资源的闲置浪费。在此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需要加强认同理解,并尽可能地给予相互支持。三是多元治理主体间需要实现行动协作。进入新时期后,某一项治理任务往往需要多元主体之间的密切配合,只有采取相互补充、相互扶持的工作态度,最终才能通过协同合作来实现治理目标。此外,多元治理主体之间也要实现监督方面的协作,尤其是其他治理主体和城市政府间应开展相互监督,及时指出现有工作中的不足或失误,进而及时调整和完善城市治理工作。 

  (四)动力来源:满足公众多元治理诉求 

  社会组织和公众不断提出各种治理诉求能够形成一种倒逼压力,并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回应,这也是构成优化城市治理的重要动力来源。实践中,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城市治理诉求,城市政府不得不持续改善自身的治理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和公众对城市发展的要求不断增多,不仅要求更加舒适有效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环境,而且还要求城市政府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公共服务与产品。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城市治理的工作压力。再加上,随着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提升,以及媒介手段的便捷性,社会公众能够较为容易地提出自身的发展诉求,并在引起其他主体认同的情况下形成公众议程,最终演变为数量庞大、内容清晰的治理诉求。而为了赢取社会公众认同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城市政府需要主动积极地推进城市治理工作。以城市环境治理为例,近些年来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有意识和有组织地表达对污染问题的关注和对环境治理的强烈要求,对城市政府加速治理环境难题形成了强大的压力。总之,城市政府需要正确认识和对待不断增多的治理诉求,并善于将其作为适时推动城市治理的重要动力。 

  四、未来走向:整体优化新时代城市治理工作 

  在科学总结七十年城市治理变迁进程和汲取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全面思考整体优化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未来走向。既要快速回应时代诉求,积极推进城市治理向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迈进,并深度开展“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城市治理环境,也要不断提升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治理水平,同时加速实现城乡治理的高度融合。此外,尽快构建优化城市治理状况的评估机制,也能帮助选择更加有效的城市治理方案。 

(一)回应时代诉求:城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

  城市治理只有适应时代环境,积极回应时代诉求,才能推进高质量的治理活动。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度应用,人类社会正在迈进大数据时代,这也为优化城市治理创造了良好机遇。具体说来,城市治理应该积极迈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并加速开展智慧城市建设。随着理论探索、技术革新的深入,智慧城市被认为是一种以环境、人和技术的综合性、可持续的方式来设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的智慧治理。为了更好地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政府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城市政府应该做好智能化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并科学制定一揽子制度。面对各种新型的科学技术,城市政府应该积极借鉴并大胆应用到治理进程中。为此,城市政府需要科学谋划,整体设计智慧城市的建设路径,并善于将各种创新性的治理活动通过制度化手段固定下来,继而实现持续性的效益。另一方面,城市政府也要做好智能化城市治理工作的试点探索工作,大面积使用先进技术担心会带来较大风险,因而必须进行必要的试点。在试验基础上,科学甄别智能化创新工作的不当之处和各种漏洞,并在后续治理进程中予以有效规避。此外,在应用新型科技创新城市治理工作时,也要遵守必要的边界约束,谨防城市治理变为“脱缰的野马”。 

  (二)推进治理变革:深度开展“放管服”改革 

  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治理,理应持续推进治理变革行动,为优化城市治理工作提供良好的治理环境。目前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必然要求深度开展城市“放管服”改革。首先,城市政府应该持续变革治理思维,积极培育稳定有效的治理习惯。部分城市的政府囿于传统的管控思维影响,所开展的治理活动仍旧较为迟滞,难以充分满足和及时回应社会公众的治理诉求,使得城市治理所面临的环境较为严峻。为此,只有真正打破陈旧的官僚式管理思维,才能实现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的有效转变。其次,城市政府应该进一步开放其他主体可以参与的治理领域。虽然,多元治理主体参与城市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现象,但总的看来,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所能参与的城市治理工作范畴仍旧相对较小,这很难完全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价值作用。城市政府需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并在科学评估其他主体治理能力后,持续地开放更大的城市治理工作范围。第三,在城市治理变革进程中,城市政府应该更加聚焦公共服务供给,努力为社会组织和公众提供更多质优价廉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因而,城市政府也需要积极让渡自身所不擅长的公共服务生产职能,这也能为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城市治理提供较多机会。 

  (三)壮大行动者联盟:增强多元主体间协同治理 

  积极壮大行动者联盟,有效增强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能为优化城市治理工作提供坚实支持。当前,城市治理工作高度依赖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治理主体,这已经成为多数城市发展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亟待科学提升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水平。其一,城市政府应该为多元主体开展协同治理提供相应的协商合作平台。城市政府仍然是城市治理工作的主导者,也应积极发挥引导其他治理主体的重要作用。因而,城市政府需要积极构建协商合作平台,这不仅有利于城市政府及时发布治理任务,也能够为多元主体进行协商提供平台。具体说来,建议城市政府既要设置互联网协商沟通平台,也要构建线下协商机制,这样便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开展更加有效的面对面沟通交流。其二,城市政府应该适时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和公众进行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协同治理能力。而且,在此过程中,还能有效统一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城市治理思想和理念。总之,借助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治理,不仅能够有效壮大城市治理的行动力量,还能不断夯实城市治理的群众基础。 

  (四)顺应时代需要:实现城乡治理的高度融合 

  当前,我国进入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治理工作也要积极顺应时代需要,并努力服务城乡治理的高度融合。总的看来,实现真正公平公正的城乡融合发展,其根本途径就是加快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建设,而加快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建设的一个关键性任务就是迅速建立起一个适应新型城镇化下城乡融合发展社会治理体系。为此,优化城市治理工作时也要关注如何实现城乡治理的融合问题。一是优化城市治理时需要适当关注城乡融合的硬约束。为了助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在城市治理中需要避免出现阻碍城乡融合的治理举措,也需要坚决制止影响城乡融合的治理活动。也就是说,治理工作是否有利于促进城乡融合也应成为判定城市治理行为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二是城市政府也要及时将城市治理的成功经验反馈给乡镇政府或乡村,进而为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提供更多治理对策。 

  (五)建构评估机制:诊断城市治理的效能状况 

  在积极优化城市治理工作时,也需积极建构完整的评估机制,科学诊断城市治理的效能状况。正如社会公众的治理诉求是城市治理的动力来源一样,治理效果如何也需得到社会公众的及时检验,而且检验过程也能发现治理工作中的不足,最终及时纠正城市治理的错误和不当做法。具体说来,首先需要积极建构“前-中-后”的系统评估机制。在城市治理工作开展前,需要初步评估制定的治理方案是否科学有效;在治理进程中,需关注治理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和治理主体行动是否积极等内容;而在城市治理工作完成后,也要及时审查城市治理是否实现既定的治理目标。只有对城市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性评估,才能真正优化提升城市治理工作的实际效能。其次,城市政府需要结合治理任务,积极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指标体系。在此过程中,城市政府需要在明确评估原则的基础上,科学选择评估选项,通过专家打分法等方式明确不同选项所占的权重,最终构建一套完整的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第三,为了确保城市治理评估的公正客观性,也可以尝试邀请第三方机构对城市治理工作进行全面评估。总之,借助对城市治理的科学评估,不仅能够反思现有治理工作的具体效果,还能为优化城市治理指明方向。 

  五、结语 

  在建国七十周年之际,系统梳理我国城市治理的变迁图景,科学总结城市治理高效的基本经验,能够为下一步优化城市治理提供更多经验借鉴。着眼城市治理的整体过程,可以概括出城市治理的理念升级、主体强化、行为转向、生态扭转和目标转换等多维转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理顺城市治理的逻辑思路,最终准确指出城市治理的未来走向。当然,我国城市治理进程精彩纷呈,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总结反思,本文论述的相关内容既需得到理论上的检验,同时也希望能够为改善城市治理工作提供更多实践指导。(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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