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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如何置身全球“长期停滞”之外
2021年01月05日 16:45 来源: 作者:蔡昉 字号
2021年01月05日 16:45
来源: 作者:蔡昉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全球经济长期停滞的理论依据、深层原因和现实动态,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揭示人口增长停滞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和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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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以前的研究中,笔者反复论述和检验了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这一事实;相应地,从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转为负增长这个新变化自然可以推论人口红利的消失,进而可以预测到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实际增长的减速。在此类研究中,我们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趋势,对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计和预测。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准确性也为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变化所验证。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的预测值与实际增长率的水平和趋势大体表现一致。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之后具有较高吻合度,主要由于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较高。2020年遭遇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中国经济虽然缓慢下行,却始终保持比较平稳的增长。正是由于并没有预见到需求因素的结构性或趋势性变化,笔者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将按照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轨迹增长。相应地,以往研究的关注点也集中于从供给侧探讨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途径和效果。 

  然而,世界经济本身正在发生一些趋势性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也超出了过去的预期。因此,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需求因素是否构成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制约,以便按照变化了的形势认识可能面对的其他情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出现了诸多新趋势,伴随着严峻挑战。例如,贸易增长慢于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问题从高收入国家蔓延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及至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羸弱,新兴经济体遭遇各种困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助长了许多国家的内顾倾向,全球供应链断裂和脱钩等。这些现象既助长了逆全球化倾向,也使经济学家警示的“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愈益成为不可避免的世界经济长期态势。 

  同时,一系列新情况也使得长期停滞这个世界经济特征对于中国经济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针对性。首先,中国作为最大的开放经济体,必然在需求侧受到全球经济增长状况的影响。其次,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会因供应链断裂和脱钩遭遇巨大困难。再次,中国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过程,也日益接近人口总量的峰值,既面临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挑战,也面临独特的“未富先老”的挑战。最后,在经济增长减速的条件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改善分配状况决定着超大规模消费潜力能否得到挖掘,成为现实需求拉动力。 

  本文着重探讨中国经济如何排除全球长期停滞的干扰,创造稳定和扩大需求的必要条件,确保经济增长符合潜在增长率。第二部分从理论渊源和现实状况两方面阐释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在第三部分,我们从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就形成的逆全球化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在各国产生的内顾发展倾向以及与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政策取向相关的供应链脱钩趋势,观察疫情后世界经济的复苏态势与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第四部分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讨论人口增长停滞可能导致的经济冲击。第五部分探讨中国如何打破结构性需求不足的制约。第六部分在全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二、以长期停滞定义的世界经济 

  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Summers)观察到,美国经济(也适用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经济)早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不再能够以金融可持续的方式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明显孱弱无力,通货膨胀率难以达到中央银行预期目标,真实利率更是经历长期下降。鉴于这些现象,他借助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在近80年前讨论类似的经济持续疲软现象时提出的概念,认为美国经济、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经历着长期停滞状态,主要表现为储蓄倾向提高与投资意愿下降造成的不平衡,进而过度储蓄抑制了消费需求,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对于长期停滞这种现象,萨默斯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论点,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该经济现象的性质以及与中国的相关性。其一,他在较早的文章中曾明确地做出判断,认为美国和发达国家面临的(长期停滞)问题在于需求因素而非供给因素。其二,他抱怨道,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模型所能供给的政策都只是熨平宏观经济的波动而非提高增长水平。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宏观经济学认识问题。 

  宏观经济学包括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一般认为,周期理论主要研究相对短期、主要由需求侧的冲击因素造成的周期现象。换句话说,由于需求侧冲击导致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形成增长缺口,因此,宏观经济调控者所要做的就是运用政策工具消除增长缺口。增长理论则研究相对长期的供给侧的增长能力问题,可以说所有与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包含在这个领域之中。长期停滞这一问题既是长期的,又是需求侧的,因此与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相抵触。在宏观经济学的演进能够给出更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之前,我们姑且把长期停滞看作由结构性需求因素引致的一种长周期现象。 

  结构性需求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种便是人口因素。过去20—30年中比较流行的人口红利研究,主要是从供给的角度,把人口转变导致的年龄结构作为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长期停滞假说的不同之处则是从需求角度观察人口因素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其实,萨默斯论述长期停滞时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说史上是有出处的,已故经济学家汉森的研究是其直接理论渊源。 

  在介绍汉森的长期停滞假说之前,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关于停滞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论述,因为正是该论断直接启发了汉森假说。凯恩斯这方面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一次演讲中,其针对性在于,当时社会的主流认识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控制人口增长,然而现实中人口增长减速已经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凯恩斯认为,在人口增长减慢的条件下,需求会低于预期水平,从而导致供给过剩。除非通过改善收入分配从而扩大消费,否则在人口增长速度从递增转变为递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会遭遇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汉森把短期的周期性问题排除在长期停滞的定义之外,认为一般周期造成的失业现象在经济周期处于上升期的时候自然会消失;只有当生产性资源长期不能充分得到利用,存在着导致经济复苏孱弱乏力,并且使得衰退的过程长期延续并加深的种种因素时,长期停滞现象才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他认为,技术创新、新领域的发现和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也必然成为持续存在的就业不足问题的根源。 

  然而,汉森并没有像人口红利理论那样,从供给侧视角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后潜在增长率如何下降,而是强调总人口增长停滞对总需求的不利影响,并且他的分析超越了短期周期现象的维度。值得注意的是,汉森的分析几乎全部围绕着在人口增长放缓条件下资本需求必然减弱而进行。不过,这个关注点所揭示的逻辑联系却是十分清晰的。由于产出或收入需要在消费与储蓄之间进行配置,投资需求不足就意味着需要对储蓄率进行调整,即把收入中更大的部分转向用于最终消费,以便填补投资下降带来的需求缺口。 

  汉森本人也提到了可能的政策选项,包括改善收入分配、实施再分配、扩大公共支出以及增加社会福利项目等。但是,他也十分明白在自由市场经济下,此类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可行性绝不是毋庸置疑的。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一定的系统性、持续性因素使得消费无法得到足够的提高,结构性需求不足就会成为长期现象,进而导致长期停滞。不幸的是,这正是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带给自身和世界经济的后果。 

    

  三、逆全球化趋势、内顾倾向及脱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具有不同于以往全球化的特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同时也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革命性变化。这些特点可以分别概括为“回归李嘉图”和“超越李嘉图”两个阶段或两种形态。 

  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比较优势原则基础上构建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禀赋在国家之间存在差异,通过把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凝结在某些产品中,用以交换那些凝结了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各国得以分别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因而从国际贸易(以及对应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获益。在此立论之下,国际贸易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国家之间交换可贸易产品,二是交换的产品中分别凝结各自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于世界经济按照东西两大阵营和南北两个世界划分而处于割裂状态,典型和主流的国际贸易并没有在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展开。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并没有构成当时世界贸易的主体,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具有相同或相近要素禀赋的西方国家之间,主要依据规模经济的差异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因此,那个时期的世界贸易并不反映典型的李嘉图式比较优势分工。 

  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前计划经济国家和更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因而国际贸易回归李嘉图模式,依据比较优势在国家间进行。最典型的案例是,中国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交换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同时,扩大了城乡居民的就业,逐步提升了产业结构的高度。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同时伴随着以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通信等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兴起,创造出一个全球分工的新特征,即价值链分工,从而再次超越了李嘉图式的贸易模式。也就是说,每个国家不再是仅仅基于自身生产要素禀赋,生产某种或某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以交换其他国家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而是每一种产品的生产都要依靠其他(国家)生产者提供的部件和成分。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对这个现象做出了生动并准确的概括: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生产苹果手机的比较优势,有的只是在苹果手机的全球价值链中生产某些部件的比较优势。于是,贸易模式超越了以劳动力成本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版本,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具有了产业内贸易的特点。与此同时,有一些处于较低收入阶段的国家仍然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发挥“比较优势”。 

  全球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模式的两次转换给传统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带来的发展机会是相同的,然而最终的实际结果却大异其趣,以至两类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与历史上的情形相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最典型的是,与美国的主张及行为不同,中国代表新兴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国际规则体系的坚定捍卫者。同时,这种不同的结果以及不同的主张也在国际政治舞台和世界经济领域引发巨大冲突,全球化前景因此布满了阴云和迷雾。 

  在全球分工体系回归比较优势,即在国际贸易中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进行交换的条件下,在发展中国家劳动收益得到提高,并通过就业的扩大实现了大规模减贫,进而形成日益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增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穿透力,得以在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以后,仍然依靠在诸多技术环节中保持的比较优势,紧密地镶嵌在全球供应链之中。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虽然在发达国家资本收益得到提高,大资本所有者和跨国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却并不能让普通劳动者分享,加上教育发展的停滞和制造业岗位的流失造成中产阶级群体的萎缩,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分配两极化日益严重。为了缓解中产阶级的焦虑和低收入群体的不满,发达国家政府求助于宏观经济民粹主义,出台了一系列以造成金融体系风险和不可持续性为代价的刺激政策。 

  其中一个最具破坏性的政策就是鼓励和刺激以房贷为代表的借贷消费。阿蒂夫·迈恩(Atif R.Mian)等人研究指出,收入分配不均一方面导致美国乃至全球富人的过度储蓄,另一方面却使普通家庭无力消费。于是,在政府的鼓励政策和金融机构的逐利行为共同作用下,大规模消费贷款特别是房贷被发放给很多无力偿还的居民。然而,这并没有解决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问题,借贷刺激的消费也不可持续,同时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灾难。 

  奥斯卡·乔达(Òscar Jordà)等研究者收集和处理了丰富的历史数据,并得出一些富有启发的结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发达国家,金融的发展主要依靠家庭抵押贷款的增长,其中主要是住房抵押贷款;抵押贷款繁荣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日益演变为危机风险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每逢抵押贷款繁荣破产,都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羸弱,当代经济史上发生的金融危机和各种衰退无一不与抵押贷款危机特别是房债危机紧密相关。而每当这样的危机或衰退发生时,受冲击最大的最终还是普通劳动者、低收入家庭甚至中产阶级。 

  那些采取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在不能解决国内矛盾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反而进一步抬头,不仅国内政治进一步分裂,国际政治也愈显极端化。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英国最终退欧以及许多国家民粹主义政党执政都是同一种趋势的不同表现。早在应对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许多国家经济的内顾倾向就开始滋长,将经济全球化釜底抽薪,形成逆全球化潮流。 

  从全球贸易增长明显减缓这一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直到2007年,全球出口总额的增长速度都是显著高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全球出口大幅度跌为负增长(-11.8%,同期GDP为-1.7%),2010年以同样大得多的幅度回升到正值(11.8%,同期GDP为4.3%)以后,迄今为止,出口增长率总体而言未再高于GDP增长率。 

  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式微或者说金融危机后呈现出的逆全球化表现,即便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也已经是注定的趋势且逐步显现。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实行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严重威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多边主义机制,更加剧了这个趋势。然而,从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之日起,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诸多以往被普遍认同的全球化理念、机制和实践正在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根据历史经验还是迄今为止出现的种种现象进行判断,疫情之后的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笼罩在更为浓重的逆全球化阴影之中。这种逆全球化雾霾的构成元素和具体表现固然是多种多样的,甚至可谓不胜枚举。不过,如果着眼于它对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最重要支柱的潜在破坏性,我们可以把观察重点放在三个方面,即在发展理念上贸易保护主义对自由贸易的挑战、在全球治理上单边主义对多边主义的取代以及在现实经济层面上全球供应链的被动断裂和主动脱钩。 

  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早期开始,研究者就常常不约而同地表达一个看法,即新冠病毒在经济社会意义上的传染性丝毫不亚于公共卫生和医学意义上的传染性。各国媒体也披露了诸多印证这一说法的事例。把这些表现归结起来,不难看到全球化面临的与大流行病相关的崭新考验。 

  很多国家对于大流行病的反应,在认识上从掉以轻心到过度恐慌,在行动上从贻误时机到慌不择路,这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在慌乱应对中,各扫门前雪的心态甚至以邻为壑的自利表现暴露无遗。譬如,在意大利受疫情冲击处于最暗黑的时刻,有血脉之亲的欧盟国家一时竟无一伸出援手。更有甚者,在运输途中拦截他国购买的医用防护装备以及口罩、呼吸机、药品等救命物品的“海盗”行为也时有发生。 

  类似地,因疫情引起的保护主义意识和付诸实施的保护手段也不出意料地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大行其道。一项调查显示,自2020年年初至5月1日为止,全世界共有22个国家和地区对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实施了总计31项限制措施,有82个国家和地区对医疗用品和药品出口实施了总计132项控制措施。 

  如果说上述表现是由于疫情暴发后国内感染率和死亡率迅速攀升,政府出于恐慌而慌不择路,似乎只是偶发性事件或者临时性措施,那么应对疫情冲击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联动性和协同性则是许多全球化制度和机制从设计之初便固有的缺陷。以欧元区为例,如果说以往对欧元机制的作用以及存在可持续性的怀疑是认为统一货币下的金融制度安排存在缺陷,牺牲了成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相机决策的灵活性和主动性,那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性质,这次事件则暴露出共同货币区域内协调机制的不健全和运转不力。当诸多国家认识到在危急时刻,盟友、全球化机制和区域机制都靠不住的时候,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倾向就更容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占据上风。 

  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全球大流行并日益严重化之后,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障体制上的诸多弊端暴露了出来,长期存在的贫富差距也表现在抵御病毒侵害能力的差别上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对疫情带来经济冲击的承受力大相径庭。这些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似乎成为政治家的唯一选项,对一些不明就里的民众也不啻一种安慰剂。 

  疾病大流行本身以及不得已而为之的严格防控措施在从供给侧和需求侧阻碍国内经济正常运转的同时,也必然抑制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活动,各国经济的内顾倾向和保护主义倾向愈加明显。像美国这样长期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近年来又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也就难免变本加厉地向现存的自由贸易理念和多边主义体系开战。 

  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的蔓延以及各国经济遭受重大打击,许多国家对战略性产业的保护意识和措施力度明显增强。出于重要企业被外资收购的担心,各国各地区纷纷做出旨在遏制跨国投资活动的更严格规定。欧盟、澳大利亚、印度、意大利、加拿大、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等分别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法规等措施,加强了对外国企业在特定行业投资和收购的限制。大多数这类政策法规的出台不乏浓厚的歧视性质和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意图。美国更是直接针对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大了对出口、投资和收购的审查、限制与制裁。 

  全球供应链受损是伴随疫情危机的一个突出现象,有着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无论是在大隔离期间各种经济活动被动停止以致部分供应链断裂,还是在经济重启的时候受到需求不足的冲击造成供应链受损以及无论是出于自身供应链安全的考虑,还是出于遏制竞争对手的用意,或者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抑或仅仅出于回天乏力的无奈,许多国家主动实施脱钩策略,包括减少“即时生产”和扩大“战略供给”范围。 

  这些措施无疑将加速供应链的断裂和脱钩,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成果——全球价值链或供应链——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持久性损害。事实上,仅这一方面,就不啻已经提出疫情大流行之后经济全球化是前进、停滞还是终结这样生与死的大命题。 

  经济史表明,各类大危机常常会进一步催化进而加剧已经发生的趋势。逆全球化、各国逐渐增强的内顾倾向以及美国等国家借疫情污名化中国,进而采取恶意脱钩的举措,都会破坏现有的供应链格局,伤害中国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由于造成这种趋势的各种举措并未触及种种痼疾的根源,因而对于解决各国乃至世界经济问题而言必然是南辕北辙。萨默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必然启动家庭(更多预防性储蓄)和企业(更少的投资)的结构性响应,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长期停滞。 

  可以预期,全球经济很可能复苏到长期停滞的一个新的、更低的稳态增长率水平。可见,世界经济的长期停滞趋势不仅仍将延续,而且会进一步加深。相应地,中国在疫情之后将面临不容回避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是新的发展阶段上将遭遇的成长的烦恼,需要做出恰当的政策选择,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自身的经济发展免于全球长期停滞这一外部环境的干扰。 

    

  四、作为转折点的人口负增长 

  在世界经济长期停滞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中国正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重要转变,也就是要应对门槛效应的挑战。为了认识这个阶段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点,我们需要从人口发展趋势入手。继2004年中国迎来刘易斯转折点,标志着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变化之后,2010年中国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表现为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曾经尝试以两种方式把观察到的这两个转折点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并揭示其对中国经济的政策含义。 

  第一,在论述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时,笔者承认这个转折点在时间上不一定仅仅表现为一个点(某一特定年份),完成这个转折更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区间,亦可称之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当时所定义的这个区间,预计就是从2004年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开始,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止。 

  第二,既然以往的研究已经反复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来自劳动年龄人口的迅速增长和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因此,一旦人口转变进入新的阶段,上述特征消失,就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的到来。这个判断的经济增长含义必然是,中国经济一经跨过2010年这个转折点,便开始显著减速。 

  根据中国人口的增长趋势,总人口峰值预期将很快接踵而至。根据最近几年的人口增长率动态,有的研究者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峰值为14.12亿,大约出现在2025—2027年之间。即便按照较早进行的较为保守的预测,2030年之后中国人口也将进入负增长。迄今为止,世界上按照人口转变规律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数量并不多,因此,研究者做出关于人口负增长带来显著的经济社会影响的警示,大多还只是逻辑判断或者是基于单个国家案例得出的结论。下文将进行一些国家间比较,以便增进对中国即将经历的这个转折点的认识。 

  我们剔除人口规模小于100万的较小国家(地区)后,发现在2018年有20个国家(地区)已经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其中有9个国家(地区)尚处于世界银行按照人口转变阶段划分的晚期人口红利阶段,11个国家(地区)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为了观察这些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将这些国家(地区)的人均GDP和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与三个参照组进行比较:第一个参照组是23个处在后人口红利阶段,但是尚未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地区)平均水平;第二个参照组是处于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第三个参照组是处于后人口红利阶段国家(地区)的平均水平(见表1)。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特点。 

    

  1 按人口动态分组比较 

  

    

  第一,处于人口转变的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并且人口进入负增长的国家(地区)中,除了黎巴嫩和波多黎各之外,全部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分别为拉脱维亚、塞尔维亚、摩尔多瓦、爱沙尼亚、波兰、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其中很多在1990年前后发生剧变期间就经历过非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这种冲击因素既会影响随后的经济表现,也会以某种方式影响人口发展趋势。 

  总体来看,这些国家(地区)与晚期人口红利阶段的国家(地区)相比,人均GDP的平均水平高40.5%,意味着这些国家(地区)处于该组别的较高发展阶段;同时,2000—201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却低43.7%。这一增长表现上的差异可以由其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来解释,无疑也同人口进入负增长有关。 

  第二,在处于人口转变的后人口红利阶段并且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中,除了日本、葡萄牙、希腊和意大利这些在高收入国家中以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著称的国家外,其他也都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包括乌克兰、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立陶宛、匈牙利、白俄罗斯和波黑),同样,其中很多在转型初期曾经经历人口负增长。总体来看,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比后人口转变组的平均水平低61.4%,2000—201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低56.2%。 

  第三,处于人口转变的后人口红利阶段并且尚未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因缺乏比较数据,剔除了古巴),人均GDP比该人口分组的平均水平高15.0%,2000—2018年的GDP年均增长率高14.0%。高收入水平和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无疑是其吸引移民人口的有利条件,反过来,移民也对其较好的经济增长表现做出了贡献。所以,虽然有些国家如德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为负,但是总人口仍然增长。相反,前述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很多欧洲国家(主要是中东欧国家),在这一地区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因而人口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净流出,而不尽然是人口转变的结果。 

  第四,真正既属于高收入国家行列,也处于人口转变的后人口红利阶段,并分别在2010年前后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是葡萄牙、日本、希腊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4、1.46、1.30和1.49。观察这些国家可以发现三点共同特征:其一,长期经历了人口增长率减速与经济增长减速,并且两者之间总体上是同步的。其二,在人口增长停滞及至进入负增长之际都分别遭遇过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其三,多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表现与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可谓乏善可陈(如图1)。 

  日本是一个先后完整经历过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转折点以及人口负增长等发展过程的典型案例,其中的教训不啻一座学术研究的富矿。一般认为,日本在1960年左右跨过刘易斯转折点。在出现劳动力短缺并导致工资上涨的条件下,日本加快推动重化工业化,利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的需求拉动,GDP增长速度仍然能保持不低于潜在增长率。与此同时,日本由于过度刺激经济,逐渐积累起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及至20世纪80年代末泡沫破灭。随后在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萎缩的转折,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1 人口负增长与经济增长表现 

    

  从此以后,日本固然也在提高潜在增长率方面做了努力,然而更典型的是一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补贴性的区域和产业政策刺激需求,试图达到符合甚至超过潜在增长能力的实际增长速度。然而,过低的人口出生率、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及至在2010年后进入人口负增长,极大地制约了需求的扩大,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并且加入发达国家的长期停滞行列。 

  2展示了日本银行估算的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差额即产出缺口。从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第四季度产出缺口的正值达到最大,随后一直向零点回归,而从1993年第一季度产出缺口转为负值之后,直到2020年第一季度,多达64.2%的数值均为负值。也就是说,即便在很低的潜在增长率情况下,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仍然低于其潜在增长能力。 

  

  2 日本经济的产出缺口  

    

  一般来说,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之后出现的经济增长减速是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反映,因此这种减速通常是缓慢发生的,并不意味着发展的终结。然而,在人口进入负增长这个巨大转折点之后,由此导致的增长减速通常是结构性需求不足的反映,可能发生得更为剧烈和急迫,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导致发展的终结。对于具有“未富先老”特点的国家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应有的启示则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从供给侧着眼提高潜在增长率,也需要关注各种需求因素,实现在潜在增长能力上的实际经济增长。 

    

  五、打破结构性需求不足的制约 

  一般来说,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面对的课题多为周期性、短期的需求不足问题,也就是要通过刺激需求使经济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解决如萨默斯所说的“波动”问题。然而,面对世界经济长期停滞这一现象,中国经济也会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解决需求的“水平”问题。按照一般的做法,我们可以从国民经济恒等式(Y=C+I+X-M)或人们通常采取的“三套车”范式入手,分别对需求因素进行分析。 

  出口是需求“三套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以出口额减去进口额之后的“净出口”作为具体指标。例如,国家统计局每年计算并发布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百分比)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拉动效应(百分点)被认为是与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并列的对GDP增长的需求贡献因素。2019年,根据GDP支出法计算,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在6.1%的GDP实际增长率中,贡献份额分别为57.8%、31.2%和11%。不过,如果从较长时间譬如从过去十年来看,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则为负数。 

  然而,这个统计指标体现的经济学含义有些含混不清。一方面,根据类似的计算,不仅近年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为零或者负数;另一方面,似乎改革开放以来甚至中国加入WTO以来,外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从来就无关紧要。 

  例如,从净出口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来看,1978—2019年为1.49%,2000—2019年为1.39%,2010—2019年则为-0.04%。这与人们对改革开放取得成就的认知并不一致。此外,按照这个指标的计算逻辑,似乎减少进口便可以增加净出口,因而从统计意义上即可提高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这在经济学意义上也难以讲得通:为什么不是总出口而是净出口对中国经济构成外部需求? 

  有的研究者尝试破解这个净出口贡献上存在的“悖论”。吴珍倩等把传统的国内最终消费(C)、国内资本形成(I)和净出口(X-M)“三套车”重新诠释为国内消费对本国生产的需求、国内投资对本国生产的需求和国外对本国生产的需求三个因素,并主张按照国内最终消费、国内资本形成和国外最终需求(国外最终消费和国外资本形成之和)等需求因素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进行测度。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这些作者估算出,1995—2011年,国内最终消费、国内资本形成和国外最终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9.6%、38.6%和21.8%。 

  显而易见,这些数字与发布的指标数字相去甚远。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对支出法GDP的分解,可以计算出1995—2011年的国内最终消费贡献率为49.3%,国内资本形成贡献率为48.2%,而净出口贡献率仅为2.5%。如果我们哪怕部分地接受上述作者的估计结果,认同出口仍然发挥着拉动需求的重要作用的话,自然就会增强对于逆全球化、各国出现内顾倾向以及供应链脱钩等潜在及现实威胁的警惕性。 

  投资或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显著贡献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率即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虽有波动,但是总体呈现长期向上攀升的态势,最高时达到2011年的47%,最低时也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地区或国家(如图3)。 

    

  

  3 资本形成率的国际比较 

    

  2011年之后,这个指标就逐步趋于下行,并且预期将继续降低。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资本形成率或投资需求的贡献率趋于下降,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长期以来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投资的发展方式,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会产生一个自然的调整过程。第二,中国经济增长迅速放缓,是一个长期“回归均值”的过程,相应地,投资增长与其他国家形成趋同也必然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第三,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不含中国数据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以及美国和欧盟来看,资本形成率都呈现下降趋势,这是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一种表现,无疑也会对中国的资本形成产生影响。 

  至于最终消费需求,无疑应该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长期以来都偏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消费率比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不含中国数据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美国以及欧盟平均水平分别低17.4、16.2、19.1和15.7个百分点。2000年以后中国消费率又经历了一个显著的下降过程,到2010年达到谷底时,低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幅度分别达到23.7、24.3、35.8和28.3个百分点(如图4)。 

  

  4 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 

    

  总体来说,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无论是从幅度还是从比重来看都比较稳定,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最终消费拉动经济的百分点也降低,但是在GDP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却稳步提高。从最终消费的构成来看,在2018年50.6万亿元的最终消费总额中,政府消费占比30.0%,居民消费占比70.0%,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又分别占到全部居民消费总额的78.2%和21.8%。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人口(规模和结构)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因素通常是无法改变的。从现实来看,决定消费的可变因素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分配状况。在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上,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是必然趋势,居民收入增长也会相应减速。因此,改善收入分配的紧迫性日益提高。如果说创造足够的需求,以使经济增长速度稳定在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对于中国经济置身全球长期停滞趋势之外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话,则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意义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无论是否冠以“长期停滞”的名称,世界经济陷入以低利率、低通胀和低增长为特征的新平庸状态,似乎是一个不容否认、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在本文阐述的有关长期停滞的诸种因素中,有些具有不可逆的性质,如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缓慢及至停滞;另一些看似具有可替代的选择,如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供应链脱钩策略。但是由于许多国家的国内矛盾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就注定了潜在的替代选择很难成为现实抉择。 

  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既要从供给侧入手提高潜在增长率,也要从需求侧着眼使需求因素符合潜在增长率的要求。因此,全球和发达经济体所处的长期停滞状态也构成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挑战。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有利的选项是存在的,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性也足够大,并且将创造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红利。关键的政策抉择应该立足于诸种需求因素长期可持续以及相互之间的平衡。 

  首先,稳定和扩大出口、保持外部需求可持续性的关键,在近期看,是充分利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先机以及应对巨大冲击时表现出的韧性,发挥中国经济增长对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作用;从长期看,需要把比较优势与价值链地位有机结合起来,紧密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在稳定全球供应链的同时,保持和增强自身的价值链地位。同时,顺应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趋势,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在形成更加多元化对外开放格局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加安全可靠的外部需求。 

  其次,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于企业自主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方面。推动企业投资的重点是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和创业。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关键,一方面是补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另一方面是抓住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所在同时也是发展的短板所在。因此,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可以大力挖掘投资需求潜力。 

  例如,推进新型城镇化强调的是人的城市化,着眼于大批农民工在务工城市落户,可以预期产生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的巨大需求;新一轮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也将产生对交通、运输、能源和城市建设的新需求;迎接下一轮科技革命以及在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中,部分传统基础设施难以发挥支撑作用,因而产生诸多对新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可以激发养老相关产业以及老年人有特殊需要的生产领域的巨大投资需求。 

  最后,提升消费需求的核心是保持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2020年,中国将以高于世界银行绝对贫困线的脱贫标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转向依靠长效机制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这是新的发展阶段上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的良好起点。按照一般规律确定相对贫困标准,保持绝对贫困人口不复产生,持续解决相对贫困现象,就可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个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有利于最大化挖掘居民消费潜力。 

  与此同时,在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阶段上,政府实施更积极的再分配政策,是大幅度降低收入不均等程度的根本出路。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似乎认同关于美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判断,却开出了一个并不对症的药方。他指出,很大比例的美国家庭都能够从这样那样的联邦福利项目中获益,正是这些福利支出挤占国内储蓄从而抑制投资,导致生产率提高缓慢,使美国经济负重前行,而且这种趋势将随着人口老龄化愈演愈烈。我们本来不必评判格林斯潘关于美国经济问题根源的解说,然而,既然他把结论推及中国问题,暗示中国同样面临着社会福利支出挤占储蓄的危险,则需要给予特别的澄清,防止在政策抉择中被其误导。长期停滞的理论依据是储蓄过度因而消费不足,因此,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低收入家庭无力消费,是美国面临困境的根源,也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中国经济未来能够充分实现自身的潜在增长率,终究要依靠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并且能够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下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消费。(注释略) 

作者简介

姓名:蔡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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