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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旧动能转换重要论述的若干经济学分析
2021年05月31日 09:39 来源: 作者: 字号
2021年05月31日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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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培育高水平供需关系的新兴市场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理论逻辑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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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经济正转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要实现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经济技术特征,经济社会发展从低级向高级递进正是通过一次次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念。研究阐释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既是指导当前经济工作实践的需要,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需要。 

    

  一、习近平新旧动能转换论述是当下重大经济理论命题 

  首先,新旧动能转换是习近平同志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和揭示。从全球经济来看,习近平同志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的格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并同样处于新常态发展,面临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挑战,习近平同志判断:“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同志提出了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论断,他分析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粗放转向质量效率集约;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调存量、优增量;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转向新的增长点。这是习近平同志早期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表述。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同志在公开场合频繁提及“动能”“新动能”“新旧动能转换”等表述。201510月,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他认为新动能的技术基础是网络信息技术,“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2018年之后,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把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相联系,他在20183月两会期间和11月考察上海工作中的讲话都强调了新旧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的联系。20195月,他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抓住的几个重要前提:“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断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加快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要聚焦主导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由此可见,新旧动能转换是习近平同志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和认识,是今后经济工作方针的指导思想。 

  其次,新旧动能转换将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长期实践。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微观上来说,既包括新生产要素的引入、传统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也包括新商业模式的应用;从中观层面而言,既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包括新兴产业的规模化;从宏观层面来讲,既涉及经济体制的创新、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涉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这一过程需要长期践行落实新发展理念。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动能所带来的边际贡献不断下降,逐步转变为旧动能,需要新动能来接续引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过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容:(1)创新理念与新旧动能转换高度吻合。创新要求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体现,而这与新旧动能转换在宏观、微观各领域所表现的复杂系统工程完全融为一体,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将这二者相提并论:“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是我们是否能过坎的关键。”(2)践行新旧动能转换,可以丰富对协调发展理念的认识: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培育新动能,寻找新的增长点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无论是新技术、新业态,还是新模式、新产业在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效能之前,都要经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因此,在此阶段,需要对传统动能进行改造升级,这不仅可缓解经济的下行风险,还能为新动能的培育赢得时间。此外,经济增长新动能既可来自供给端,也可来自需求端。所以,既要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以推动经济发展,也要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以拉动经济发展。只有供需两端的动态平衡才能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动力。(3)绿色发展理念无疑与新旧动能转换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新动能的产业特征、业态和商业模式往往与绿色发展有密切联系,更有利于节约资源实现环境友好型发展。因此,推 动绿色发展的过程,往往就是以新动能逐渐替代旧动能的过程。新旧动能转换实质上是绿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4)新旧动能转换不仅要挖掘内生动力,而且也需要外力支持。因此,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需要践行开放发展理念。这就必然要求进一步创新开放方式,优化开放布局,提升开放质量,进一步提升我国配置全球市场和要素的能力并从中获得新的发展动能。(5)人是经济发展的最活跃因素,让更多的人成为发展动力是新旧动能转换最本质的含义。习近平同志说,共享发 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这要求改变以往人们享受发展成果不均衡的状态,而要使更多、更普遍的人们享受发展成果,提高低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广大人民的消费能力,让更多群众在得到发展实惠中提高积极性和能动性来实现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再次,新旧动能转换是政府部署经济工作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先行先试的基本思路。根据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在呈现技术更迭快、业态多元化、产业融合化、组织网络化、发展个性化、要素成果分享化”等新特征,创新模式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不断涌现并快速形成的创新实践,中央政府总结了各地的经验,做出了“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在形成”的判断和权威解读,提出了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明确任务,并把它作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升级的重要途径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20181月,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得到国务院的批复,意味着新旧动能转换上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同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采用定基指数方法,测算了2015-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发布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逐年上升的趋势。该指数是利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活动的基础数据构建而成的复合指数。它包括五个分类指数,即网络经济指数、经济活力指数、创新驱动指数、转型升级指数、知识能力指数。 

  事物的长期运动需要理论解释,也必然产生理论。新旧动能转换作为中国向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实践,必然需要和产生解释和引领事物发展的经济理论。因此,习近平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当下重大的经济理论研究命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经济学理论思考和研究,进而把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实践、新观点、新理念系统化、学理化。 

    

  二、对新动能的经济学阐释:实质是新供给与新需求的结合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新技术和新的生产力是经济新动能的原动力;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新技术催生的新生产力和新供给必须在有社会消费需求的条件下才能使其商品化和产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动能的经济学逻辑是新供给与新需求的结合。这种社会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能力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人类对消费需求的满足是无止境的,而供给创造能力也是无止境的,从而不断推动经济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迈进。新的经济动能要素既来自供给端,也来自需求端,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表明,新动能在发挥推动经济增长效能时,不可能只是由供给或需求单方面决定,而是通过供给和需求相互诱致、互为因果和相互促进来实现的。 

  (一)从一般意义上理解需求引致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方面,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需求端的动力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供给端的动力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等方面。供给和需求保持动态的数量和结构平衡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当前,我国供需矛盾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衡,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需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需求管理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保持一定的总需求增长速度和优化总需求结构可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好环境和参照系。宏观经济中的变量如总产出、价格总水平总是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处于均衡状态下确定的。无论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都不能单方面决定均衡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 

  (二)只有技术突破和实验室样品是不够的,新供给需要商品化、产业化 

  所谓新供给,即能够不断满足或者创造新需求的供给,可以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如数据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可以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如以UberAirbnb为代表的商业模式;也可以是一种新的制度或者管理创新,如近4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来实现的。创造新供给就是要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和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往往以一定的技术突破为前提,而一定的技术突破仅仅为人们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欲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关键技术突破只有完成从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再到商品化的两次“惊险跳跃”,才能转化成产品进入市场从而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然而,从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并不是简单的成比例放大,往往涉及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工艺参数调整、规模生产稳定性等问题。如我国生产出的厚度仅为0.12毫米的超薄玻璃,在从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过程中,最大困难在于在保持玻璃强度、韧度等指标不变的条件下,如何将10厘米宽的实验室样品玻璃扩展至4米宽以符合工业标准化生产的需要,这往往需要对玻璃的制造工艺参数进行成千上万次调整,其复杂性可想而知。在由产品向商品转换过程中,顾客认知问题、价格策略问题以及商业推广模式等问题都是实现商品化的“拦路虎”。因此,光有技术突破和实验室样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打通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商品化的转化通道,提高高科技产业化和商品化程度,实现供给创造和满足新需求的目的。 

  (三)当前我国供给结构滞后于消费需求的主要特征是新供给不足 

  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呈现持续扩大趋势,据测算,2018年已经超过4亿人。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且消费呈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首先,消费由大众产品向高端产品升级。根据麦肯锡发布的报告,50%的中国受访消费者追求最优品质,高档的产品。其次,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2013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13220.4元,到2018年增长至19853.1元,其中用于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以及交通通信方面的消费所占的比重相应的从29.78%增加至33.18%,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我国服务消费的稳定增长在信息消费方面尤为突出,2018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约为5万亿元,较之于2013年的2.2万亿元规模,增长速度显著。最后,消费由排浪式、同质化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在生存型需求得到较大程度满足后,我国居民消费更加注重能够满足其审美偏好、自身情感等方面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愿意对能满足其这方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支付溢价。例如,iPhone 6刚上市的时候,部分消费者愿意为配置相同且颜色为香槟金的手机支付更高的价格。伴随着消费升级,最终消费支出自2014年以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6年超过投资,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内涵。

  1   2013-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教育文化、通信等服务消费占比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纵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且有200多种工业品产值居全球首位,但是庞大的供给体系仍停留在满足生存型、排浪式消费阶段,明显与消费需求不匹配。2019年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54亿人,移动电话使用数量超过人口数量,中国消费者对网络产品的偏好居全球之冠,仅移动支付用户突破7亿人,交易额突破250万亿元人民币,但网络产品供给与这种强烈的消费意愿明显不匹配。2018年,中国每千人拥有的执业医师人数仅2.16人,医生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例如法国、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每千人拥有约4名医生。2018年中国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收到的财政补助收入约为1243亿元,不到医院的一半,且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获得财政补助在所有卫生机构中的比例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2005-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员数量从20.65万人减少到18.78万人,平均每年减少0.73%。医疗服务和卫生防疫、公共卫生安全的供给与实际需求明显不匹配。2018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含职业高中和中专)的毛入学率为88.8%,教育服务供给与人民的需求仍然不匹配。40多年来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资源,2018年仅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就突破2亿辆,而提高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供给与潜在需求明显不匹配。如此等等,可以列举更多,所有的潜在消费需求和新的消费需求都在呼唤新的供给。 

    

  三、新供给与新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主要特征 

  先进制成品、人工智能产品、数字产品、公共产品以及共享经济产品等,这些都是新时代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在产业化和商品化以及在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中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第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升级是这些新产业发展的基本经济技术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世界经济正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新技术使新产品朝着个性化、多样化、智能化、服务精致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新的消费需求为这些新产品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市场。所以,习近平同志说,新的增长点在基础建设、新型产业、服务业等中,也在十三亿多人的基本需求中,在日益增加的中等收入群体中。 

  第二,生产投入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支持下,这些产品的生产由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固定资本投入向主要依靠以信息技术和人的智力为主要凝聚形式的无形资本转变。在先进制成品中,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更需要无形资本投入。尤其是数据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在网络信息技术,如以“云、网、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强有力支撑下,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并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每两年翻一番。海量的数据蕴藏着巨大的价值与潜力,通过对其进行加工、清洗、分析和挖掘所揭示的隐藏的信息,极大提高了市场主体决策和预见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运行效率,从而获取新的社会经济价值。 

  第三,简单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智能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在工业经济时代以前,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是一致的,在工业经济时代,动力机和工具机的改进与普遍使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在数字经济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使得机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对外界条件作出反应,扮演着自我监督和调节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摆脱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使得简单的活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下降。但是,简单活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下降并未否认价值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即便再智能的机器人也是通过人类编程、设计、维护等智能劳动才能参与生产过程。智能机器人实际上是人类智能劳动的物理形式,它将智能劳动的价值间接转移到新产品上。而智能劳动作用的增强,使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也增强了。 

  随着无形资本成为关键投入要素,先进制成品的价值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主要以硬件为主导转向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以及软件为主导。纯粹的生产和加工所创造的价值在整个制成品价值中的比重越来越轻量化。与此同时,更多的价值来自软件和云端,软件和数字技术决定产品价值在电子产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市场研究机构Cowen对华为P30 Pro手机进行分析发现,其硬件成本约占其官方售价(欧版价格999欧元)的35.04%P30 Pro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了该手机本身。随着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ADAS)和物联网的发展,数字技术和软件在汽车价值中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15年摩根士丹利汽车业首席分析师亚当·乔纳斯曾预测,未来10年软件在汽车中的价值将从10%上升至60% 

  智能劳动改变价值存在形态的另一种方式是降低了产品折旧贬值的风险。传统制成品一旦完成交换并进入最终消费环节,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其价值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折旧贬值。而先进制成品却能够借助内嵌软件持续的更新与升级来提升用户体验,从而进一步升值。在先进制成品的使用过程中,用户的反馈信息和内嵌于先进制成品的传感器所获取的数据被实时传递到“云”上,而“云”是集聚算法和数据于一身的智能平台,算法基于一次次从用户端反馈的数据而得到不断优化和迭代,一次次纠正理解用户真实需求的偏差,最终实现用户体验持续的提升。例如,智能空调基于感应器搜集的各类数据,借助机器学习功能,不仅逐渐掌握了用户舒适环境的偏好,智能调节室内温度,还能够有效地降低能耗。 

  第四,企业组织和分工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跨国公司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其分工协作主要遵从的是链式协作方式。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60%的生产和80%的贸易并在这种分工协作体系中充当“链主”的角色,攫取了产品价值链的主要利润,而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附于大企业。因此,在这种分工协作体系中,跨国公司和小企业的主从关系明显。此外,规模经济因素是这种分工协作的因素之一,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制造范式,具有“大规模、少品种”的特点。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服务平台为海量用户和海量商家、服务商搭建了互动桥梁,形成聚散自如的柔性分工协作网络。信息服务平台不仅成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且在其搭建的协作网络中,参与者能够快速构建或解除合作关系,不存在一方绝对主导另一方的情况,即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每个参与者在不损害组织和其他参与者的条件下自驱动、自发展、自管理(李海舰、朱芳芳,2017)。此外,大数据使得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得以显现,可重构的生产系统使得企业个性化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企业逐渐脱离大规模、少品种的规模经济转而追求小批量、多品种的长尾经济所带来的报酬。数字化和网络连通使柔性的网状分工协作成为分工协作的典型特征,从而使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得到拓展,极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 

  第五,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生产组织的小型化、网络化使公共产品生产的可分性增强。与私人产品相比,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的特征是:公共产品生产者是多元的。虽然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也一定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公共产品的生产者是指直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主体,提供者(安排者)是为消费者指派生产者的主体,也是替消费者消费埋单的主体(贾康、孙洁,2006)。提供者和生产者既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离,二者采取合一还是分离,取决于合一成本与分离后成本之和的成本比较(Williamson1979)。在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合一的情况下,公共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分割性。而私人产品的生产是可分割的,生产者能够按照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大小来提供相应单位的产品。私人产品生产的多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而相应做出调整。而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不可分割的情况下,生产者要么向一个区域(国家)的所有人供给,要么不向任何人供给。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得消费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特征。尤其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引起“搭便车”问题,导致盈利性厂商的成本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补偿,从而使其缺乏提供公共品的积极性。但是,受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的限制,政府包揽所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在网络信息新技术运用条件下,在生产组织小型化、平台化和网络化发展趋势下,公共产品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一定程度弱化,生产的可分割性增强,从而导致市场机制在某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增强了。在某些产品生产可分割、消费群体可逐次享受的情况下,也会使某些公共产品带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和竞争性。特别是当某种公共产品具有若干细分产品,而又不可能在一定时间内让全体消费者共享全部细分产品的情况下,政府作为这些产品的提供者,可以设计和安排不同产品的提供方式和步骤,利用市场机制鼓励盈利性厂商投入生产,以期尽快提高国民福祉和扩大社会总产出。 

  第六,网络信息技术降低了供求交易成本,改变了供需关系。网络信息催生了大数据技术,基于大数据,企业能够洞悉具有隐蔽性、复杂性、易变性和情境依赖性的真实消费需求(李文莲、夏健明,2013),以便提供精准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外,与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要素的有限供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据并不来源于自然界,而来源于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具有无限增长和供给的属性。 

  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还改变了交换关系,消费者从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转向产品的积极选择者。在工业经济时代,大部分企业采用大规模批量制造方式,生产单一的产品以降低生产成本(布雷弗曼,1974)。在这种制造模式中,企业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消费者只是被动接受产品的一方。随着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不断更新,追求个性化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与日俱增。然而,由于消费者的需求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异质性等特征,生产者搜集消费者需求方面信息的成本高昂,与此同时,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变动的研判因在沿着供应链逆流而上层层传递的过程中不断遭到扭曲而造成“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这导致生产者不能有效的预测市场需求的变化。据麦肯锡的一份调研报告,20世纪70年代以前,市场预测需求的准确率超过90%,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00年前后,市场预测的准确率只有40%60%。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平台企业为中心所搭建的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协作网络,为生产者直接服务消费者提供了机会。生产者不仅能够凭借大数据对消费者浏览网页、购物、社交、娱乐等行为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来捕捉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而且根据消费者个性化订单进行个性化定制。例如,耐克推出的3D打印鞋技术,通过对定制者的脚进行3D扫描和收集压力等数据,能够在45分钟内打印出定制者所需要的运动鞋,且比常规生产的鞋穿起来更加舒适。因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得到重新定义。消费者从产品生产过程的旁观者到产品的生产过程的主动参与者,从被动接受商品的“受众时代”迈向了主动参与价值共创的“用户时代”(普拉哈拉德、拉马斯瓦米,2004)。 

  供需关系的改变,在共享经济产品的生产与交换中也得到体现。共享经济中的生产者是传统经济中的消费者,且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模糊。在传统经济中,企业是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市场主体。而在共享经济中,传统经济中的消费者从传统交易中获得产品进行消费,然后将闲置的产品对外共享以获得报酬,成为共享经济中的生产者。此外,共享经济中的生产者因各自拥有的闲置资源不同,且自身需求也千差万别。因此,共享经济中的参与者在一种资源上是生产者,而在另一种资源上是需求者,生产者和需求者的界限模糊。在网络信息技术运用条件下,交换的结构从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传统的交换遵从的是从生产者到分销者再到消费者的垂直流通路线,而共享经济则遵从的是点对点,即传统交易模式中的消费者之间的水平流通路线。这种水平型交换结构能够跨越价值链,尤其是绕过“中间人”,在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财富的再分配(Schor & Fitzmaurice2015)。 

  不仅如此,网络信息技术降低了供求交易成本,还助推了共享经济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当然,共享经济产品首要条件是对产权结构的细分创新,这在下文将具体叙述。作为与其他新产品共同的特征,它也高度依赖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本为代表的无形资本,以降低供求之间的交易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步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大量的闲置资源的存在是共享经济的物质前提。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将拥有某种闲置资源的供给者和需要这种资源的消费者进行匹配,是共享经济产品得以交换的关键。在共享平台出现之前,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的存在,交易主体仅仅局限于相同地域和熟人圈子,以至于形成不了大规模的交易。而共享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能够将集结在共享平台上的闲置资源供给池和需求池进行快速、低成本的匹配,交易主体突破了地域和熟人圈子。在共享平台的网络效应作用下,海量的交易主体和客体集结于平台,闲置资源的大规模、反复交易得以在不同地域的陌生人之间进行,从而产生了一种新颖的商业模式。此外,共享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向交易双方展示了产品和服务信息,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评价等信息,使得信息和信用外溢,交易信息和信用不再局限于仅为交易当事人所知晓(Kulp & Koof2015)。共享经济通过使用互联网和实时评价反馈机制,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四、三类新供给新需求交易中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的互相结合是通过市场实现的,市场是它们的交易空间。从经济思想史粗略看,古典经济学用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解释充分竞争的市场行为,但现代经济学发现,并不是所有供给物的交换都完全遵循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在后来的消费需求和供给中的交易并不鲜见,而且不同种类的供给物的交易规则也不尽相同,这些市场都有其特殊性。诚然,这种认识并非经济学的终结。正如习近平所说,历次产业革命都会使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而当今世界,“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自然也改变了市场交易行为。新的市场交易行为必然也要遵循经济活动的最一般规律,即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这里说的供需平衡显然就是市场平衡,这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总结。除此之外,还要研究不同类别的新供给在市场供需中的特殊性。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主要由三类新供给和新需求结合的新市场中,市场机制和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是需要研究的新问题。 

  (一)网络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同等重要 

  在网络市场中,除了公共信息、娱乐信息、经济信息的直接交换和消费,还有数据、各类APP作为生产要素的交易,因此这个市场是商品、要素与投资复合的市场。 

  市场机制的作用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市场发育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市场规模和交易量。随着消费的升级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我国消费者对优质信息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从工信部网站获悉,2018年我国信息消费(包括信息产品消费和信息服务消费)总额达5万亿元,其中信息服务消费规模(2.6万亿元)首次超过信息产品消费,较2013年增长了1.6万亿元。信息服务消费规模占GDP比重从1.69%增加至2.89%,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信息服务消费增长的背后是消费者为公共信息、娱乐信息、经济信息等信息的付费意愿增强。在免费模式时代,消费者享受免费红利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要接收海量的广告信息,甚至虚假信息和谣言,以至于消费者的时间和精力被消耗了。因此,消费者愿意为优质的内容、资源,甚至靠谱的、高质量的新闻付费,付费群体也不断壮大。例如,2019年为期3天的喜马拉雅“123狂欢节”的内容消费总额为8.28亿元,较2018年增加了近4亿元,付费用户群体超过3500万。互联网信息付费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已经融入消费者日常生活中。 

  数据、各类应用程序(APP)作为要素和投资品也加入了网络市场的生产与交换,虽然其具有不断扩大的空间和潜力,而且正在部分替代传统意义上的“固定资产投资”,但交易量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消费领域的APP能够使得具有隐蔽性、复杂性以及异质性的用户兴趣偏好得以显性,从而帮助企业精准定位用户,降低营销成本,实现更大的利润。伴随着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APP从消费领域扩展至工业领域,目前已应用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预测服务以及售后服务等场景。工业APP市场广阔,潜力巨大,GE曾预测2020年全球互联网APP市场规模将超过2250亿美元。我国工业APP尚处在培育阶段,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工业APP数量超过2124个。这个规模与我国消费领域拥有的数百万个APP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各类APP特别是工业领域APP蕴藏着巨大的空间,市场前景广阔。 

  可以看出,我国网络市场的成长速度很快,已经具有相当的交易规模。因此,从一般意义考察,市场机制在网络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看,我们应继续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促进网络市场的发育,并探寻其发展规律。当然,网络市场也有其特殊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价格决定机制上,互联网信息产品的定价很难具有普适性的定价模型,这与互联网信息产品所具有的特征有很大关系。互联网信息产品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不存在自然资源的垄断性;(2)信息技术的外溢性较强;(3)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移动设备终端的数量对需求量具有总体影响;(4)各类应用目的的细分市场的规模对有效需求具有具体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人力资本供给、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外溢是信息产品生产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的决定因素,而移动终端数量和细分市场规模则是需求多寡的决定因素。可见,信息产品的定价机制具有国家经济体和细分市场的基本特征,现代经济学认知的已有定价理论不足以完整地准确刻画它,而需要创新发展。 

  同时,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规范网络市场秩序,加强监管,又具有紧迫性和十分重要的意义。网络市场的虚拟性,使市场监管难度大,又由于它是新生事物,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规则尚需时日,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网络市场的运行又与网络安全紧密相连,“在信息时代,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同许多其他方面的安全都有密切关系。”25因此,政府应当完善网络治理体系,包括网络市场的治理,维护网络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二)公共产品市场: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补充作用同等重要 

  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对其阐述不尽相同,但主要是基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来定义的(张琦,2015),绝大多数公共产品都是介于纯公共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其中有些类型的产品具有相互渗透的特征。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各国的实践中来看,政府都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部门,但也不是唯一的部门。因此,多数公共产品的属性实际上并非纯粹的,除了完全的公共福利品外,其他部分产品既有私人产品性质也有公共福利品的性质。大体上,任何现代国家,公共产品都有4种类型:(1)一部分公共产品具有管理功能,具有消费的强制性;(2)一部分公共产品具有完全的社会福利性和共享性;(3)一部分公共产品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又具有不同程度的私人性和商品性(可以由市场主体来提供);(4)还有一部分公共产品完全是私人性和商品性的。以上4种类型的公共产品所具有的纯福利性或私人性的程度不同,相应的最有效率的生产主体也不同。公共品的生产部门既可以是政府或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 

  为了使公共产品的生产更加有效率,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般而言,前两类公共产品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来生产并提供。这两类公共产品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且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全体公民福祉。政府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威,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有的强制力,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因此,由政府来生产和提供这两类产品最有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这两类公共产品提供的均等化。而且,保持一定水平的第二类产品供给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且随着经济社会和技术水平的发展,这类产品的外延和程度都会扩大。如近年来,我国的基本医保保障范围不断扩大,补偿比例从最初的20%提高至当前的50%左右。这两类公共产品的交换并不遵从等价交换原则,其生产和交换不以营利为目的。政府自己或者委托营利性企业生产该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费用是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的方式进行补偿的,尽管每个社会成员纳税额不同,但所享受的公共产品的量却是相同的。 

  第三类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供应方式有较大的弹性,是由国家的经济体制、政策导向以及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的。这类产品通常与私人产品的界限不明晰,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因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不愿意提供。在此情形下,政府通常是这类产品的提供者,但提供者不一定是生产者。从纯生产效率而言,将生产者与提供者分离是有意义的。将政府从产品生产者角色中分离出来,使政府专注于更擅长的“安排者”“管理者”角色。例如,政府通过法定程序确定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品,为哪部分群体提供,以何种方式和价格向私人生产者付费以及如何将产品在需求者之间进行分配,以实现需求者的福利最大化。总之,这类产品的生产应当坚持效率最大化原则,而提供则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不过,这类产品与私人品的边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济体制创新与调整、科技水平的提升等因素可能使得这类产品拥有排他性或者能够使得消费者的隐性付费意愿得以显现,那么这类产品就有了私人提供的可能。第四类产品主要由私人供应商生产和提供。例如,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课外补习教育服务、兴趣教育服务、有线电视中的付费节目等。 

  后两类公共产品的交易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或者是政府管理和约束较多的市场。在这里,虽然政府仍然发挥重要的“安排者”和“管理者”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也必定在不同细分产品交换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作为生产者的营利性厂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也需要得到合理的盈利补偿,这种补偿既可以来自参照等价交换收费,也可以来自政府的税收减免;而盈利性厂商进入这类市场的意愿,来自对过度竞争性市场的避险需求。公共产品的私人性和商品性究竟覆盖多大范围,在每个产品中的渗透程度有多深,固然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对其有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家治理水平决定的。 

  上述可见,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应当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务服务的供给和市场规模,而且要提质增量并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加福利性、共享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保障范围、提升保障水平,而且政府还应当充分认识到,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还需要发挥市场的补充作用,特别在某些具有商品性、私人性的公共产品细分市场领域,发挥市场机制和竞争作用,激励社会投资,增加中高端供给,逐渐满足不同群体的递增需求,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三)共享市场:激励市场交易与厘清市场边界同等重要 

  共享经济是基于产权结构细分并短暂交易的创新商业模式。共享市场的形成需要四个基本要素:网络信息技术运用的普及和网络平台组织的发育;闲置资源和过剩产能的规模数量及其利用已成为具有盈利可能的商业机会;人们对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分离的商业含义具有较多的认知;当使用权与需求方相匹配时,供给方对获得的显性收益及需求方以较低成本获得的隐性收益皆满意。 

  当前,我国共享市场中不仅出现了耐用消费品的交易,更可喜的是产生了生产要素的交易。通过要素共享市场,既提高了分享企业的生产要素利用率,优化了资源配置,也降低了小微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共享生产要素模式已经成为共享经济发展的新亮点。2018年我国制造业产能共享市场规模约8236亿元,较2017年增长了97.5%26目前,共享制造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为此,201910月工信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式新业态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共享制造加强政策引导,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共享生产要素模式打破了企业对生产要素的垄断,使得企业的规模边界缩小而能力边界扩大。企业能够通过共享市场配置更多的资源,从某种程度上讲,整个共享市场都是企业的资源库。共享市场发展的前景既取决于信息通信技术平台所掌握的需求池和供给池的拓展程度,也取决于传统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认知水平及其能力边界的拓展。 

  闲置资源和产能的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是共享经济区别于其他商业模式的显著特征。一方面,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得共享经济有别于一般的电子商务,如在网上出售的二手书,就不属于共享经济范畴。因为二手书买卖涉及所有权的转移问题;另一方面,闲置资源和产能租赁不同于互联网租赁。前者是当所有物闲置时才供他人使用,所有者能将所有物在短时期和自己使用之间快速切换(蒋大兴,2017),而后者只是互联网技术赋能传统租赁行业,扩大了租赁市场,提高了交易效率,与传统的租赁(较长时间内让渡使用权)并无实质性差异。总之,共享经济就是通过向他人提供利用闲置资产的机会,从而使得“死资本”(dead capital)能够有效利用(Rothschild2014),为参与者创造价值。因此,共享市场中的交易既不是所有权让渡的商品交换,其交易价格也不是商品本身的价格;也不是租赁市场中的交易,其价格也不是租金价格。从理论上说,它的价格主要是由闲置资产的折旧和闲置资产使用的周转率决定的。折旧年限愈长、周转次数愈多,它的价格愈低;反之,它的价格就愈高,但总是应低于租赁价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40多年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有相当多可以继续使用的已不再使用或暂时不使用的闲置资产,大到通信卫星及其频道、电视频道、空中航线、飞机、船舶、运输集装箱、专用机器设备等;小到公务车、私人汽车、电子计算机以及各种办公设备,都可以为共享经济所利用。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励市场交易,除了交易物本身具有较低价格优势外,由于供给方不具有持续经营的特点,因此政府应当给予其免税优惠,以促进共享市场的发育。同时,政府还应当厘清共享市场的边界,不能让假冒的共享产品扰乱了市场。其基本的区别就是,非已被所有者使用过的闲置资产(包括暂时闲置)不允许准入,以防止与租赁市场相混淆。 

    

  五、结论 

  1.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就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关系向高水平供需关系的新兴市场的跃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以及新业态形成新供给,优化供给端结构,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以消费升级为代表的新需求构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而新的需求又会引致新的供给,二者循环往复推动经济不断向高质量发展。因此,新旧动能转换的具体特征是激活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从经济学逻辑上考察,新需求和新供给的结合过程就是高水平供需关系在新兴市场的培育过程。所以,不断培育和发展新需求和新供给结合的新兴市场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学内涵。 

  2.高水平市场供需平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基本趋势,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制造、网络经济等新的技术以及由此推动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是新时代的物质生产力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网络市场、公共产品市场和共享市场的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新生事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 

  3.高水平的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监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当前在我国经济技术基础上出现的新的市场供需现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因此它应当成为经济理论创新所必须追踪的目标,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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