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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的实践辩证法
2021年08月20日 16:30 来源: 作者: 字号
2021年08月20日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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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制度是遵循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体现历史主体自觉选择与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自然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制度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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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总是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形态相联系,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中国制度不是墨守历史既成形态的制度“活化石”,不是突如其来从外部输入的制度“飞来峰”,也不是基于抽象理论思维的制度“乌托邦”,而是有着十分确定的时代形态和现实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作为一种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质的区别的社会制度形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探索奠基到20世纪70年代成功破题,再到21世纪前20年的变革完善,中国制度在不断走向成熟定型的过程中,创造出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和治理奇迹,让中国社会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得与其他制度形态的战略较量态势再一次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换。中国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这般的制度绩效,其制度基础和制度逻辑是什么等等,这些基本问题需要从不同学科进行实证性研究,更需要从哲学的层面作出总体性回答。 

  就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道路是中国制度的实践载体和对象性展开,中国制度是中国道路的重要政治保证和制度保障。本文讲中国制度的实践辩证法,并不是构建一个所谓的“实践辩证法”的体系或方法,这样的实践辩证法不存在也没有必要存在,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察分析中国制度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8页),对其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阐释。本文认为中国制度的实践辩证法就体现在坚持“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是“一种实际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27页),从根本上塑造制度形态,推动制度发展,实现制度优势,彰显制度价值。 

  一、制度形态:选择、决定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页)来自社会形态、从属于社会形态的制度形态的发展当然也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制度的自然历史形态并不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制度的演化与实现毫无影响,并不意味着全然不可以“选择”和“设计”制度。在认识把握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价值诉求、理想目标、立场觉悟体现在制度安排与运行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制度建设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之上,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知之上,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的实践之上。这样的制度是历史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是演化与设计的完美体现。 

  中国制度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选择一种全新的制度。这种选择并不是从既有现成的制度中挑拣,而是需要通过斗争弃旧图新、革故鼎新,其斗争是广泛深刻甚至剧烈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基础的逐步确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极其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同上,第267页)正是通过斗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把“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郑重写入宪法。 

  由于这时的社会主义制度尚不是完备成熟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使用了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第3页)这一概念表达了三重意蕴:第一,这一制度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1页),其制度的本质属性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第二,这一制度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模样”,尚没有完全展开,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部内容。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多内涵尚需要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发现、不断形成、不断丰富;第三,这一制度的内容,只是以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和水平为依据而作出的设计与安排,不可避免会具有当时的社会历史印记,甚至包括认识的误区。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讲:“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种“不是完全清醒”确实一度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认知及实践的教条化、抽象化和理想化。 

  作为制度主体,可以通过政治和社会革命把一个社会制度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大体确定下来,但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在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实现形式”却不能也不可能凭主观好恶给确定下来。可以通过社会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却不能跨越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历史阶段。这一问题在随后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践探索中暴露出来。当年为了从小集体所有制尽快变成大集体所有制,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基本核算单位,从生产队(高级社)向生产大队乃至公社集中,农民的积极性遭到较大挫伤,社会生产也遭受较大伤害。毛泽东后来在总结教训时讲,“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页)而“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同上,第34页),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遵循这所学校的基本准则。于是,人民公社制度和计划经济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逐渐退出。 

  从制度理念上看,注重所有制的公有属性和经济运行的计划方式并无不妥,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不长的时间内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但是把一种特定阶段的、短时间内的制度权变当作制度常态会遭到实践的教训。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当社会转入常态化建设时期,就“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办法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8页)马克思讲,“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83页)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及其交换关系尚未达到成熟社会主义的水平,急于求成追求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特别是僵化搬用成熟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具体制度实现和运行形式必然不可能走远。 

  而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像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的,还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我们后来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其实就是对毛泽东这一论断的进一步明确。作为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形态自然不能按照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去格式化,在本阶段客观存在的也管用的制度形式都可以拿来。于是,多种所有制形式,多要素分配方式、市场经济的体制就逐步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谱系中。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内涵,把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纳入进来。 

  这样一种制度形态的变化,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是对现实社会生产力的主动顺应,同时也是对制度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制度主体巨大的创造力实现了制度形态的“惊险的跳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27页)我们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例。市场经济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中重要的制度基石,但并不意味着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专属。如果把市场与计划都理解为是一种手段,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让市场经济沐浴社会主义“普照的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页)而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成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不要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画等号,更不要狭隘地把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画等号,人类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同样要有、事实上也确实有其时代形态。发轫于17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讲市场的决定作用,拒斥政府在市场中的建设性作用。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讲两句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7页)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伟大创造,创新出了21世纪市场经济的新形态。 

  选择与创新建立在历史必然的基础上,历史决定论通过不断的选择与创新体现出来,中国制度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不论是对计划经济的运用还是放弃,对市场经济的排斥还是吸纳,对资本等要素的警惕还是包容,对多种所有制的怀疑还是认可,等等,从整体上看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确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形态与时代形态、现实形态。 

  二、制度发展:变革、稳定与成熟 

  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也随着经济社会的成熟而成熟。变革与稳定是贯穿制度发展的一对矛盾,科学应对和正确处理这对矛盾,实现制度变革与制度稳定的辩证有机统一是制度成熟的标志。中国制度渐进演进、内生性演化的过程既是制度不断变革的过程,又是不断保持制度稳定以走向成熟定型的过程。 

  就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来看,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88页),其制度形态也必然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就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来看,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变化,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作为反映调节社会关系的制度也会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克服对保守僵化教条的理解,也会摒弃一些被曲解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内容,会吸纳一些曾经被排斥的制度内容。 

  中国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启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讲就是一场全方位的制度变革,其深度、烈度堪称“革命”(邓小平语)。在农村,改变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转向了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改变了地方“统收统支”的部门化管理模式,采取了扩大地方经济自主权的“分灶吃饭”体制以及后来的“利改税”体制;在企业,改变了企业行政化、车间化的管理模式,采取了“放权让利”以及后来的“递增包干”改革思路;在教育领域,改变了大学推荐录取工农兵学员的方式,恢复“高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对外开放方面,“三来一补”、兴办经济特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等,全方位打开了国门;在经济体制方面,从单一公有制走向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通过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变革,解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等“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时使用了“全面”“深化”两个限定词,就是强调改革不是零敲碎打的小调整,不是碎片化的小修补,而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系统整体的变革。这也就有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十五个领域、三百三十多项制度性变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 

  就制度的实践品格来说,制度又必须是稳定的,并且是尽可能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的稳定。朝令夕改、朝三暮四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预期,也实现不了制度意图。制度稳定首先是制度内容保持稳定。但是,制度的稳定主要不是制度具体内容的稳定,而是制度根本属性保持稳定,是根本制度保持稳定。如果制度的根本发生变化,根本制度发生改变,则意味着已经从一种制度形态变为另外一种制度形态。中国制度的根本就是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者有着高度的清醒与自觉。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同上,第133页)习近平更是反复强调中国的制度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4页)“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同上,第42页),“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同上,第15页)相关的内容也明确写入宪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页)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也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是中国社会坚定方向、应对危机、创造奇迹的制度脊梁。 

  也正是始终保持制度的稳定,经过长期发展演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25页),不仅有作为“四梁八柱”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还有一系列各个方面的具体制度、体制与运行机制等等。根本制度贯穿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都没有变也不会变,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也不能变。 

  从哲学角度看,“深化改革”实质上内含对改革进行再改革的意蕴。事变时移,曾经管用好用的制度可能会越来越不好用不管用,需要适时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变化的是制度的具体实现和运行方式,制度根本属性和目标导向仍然是一以贯之没有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制度安排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鼓励中国人敢于富裕方面绩效显著,但是在邓小平心中这一制度的目标导向始终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当全社会致富观念普遍确立、致富行动充分展开之后,这一具体的制度运行形式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代之的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公平”(党的十三大),“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五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党的十八大),“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党的十九大),等等。这样的制度变革趋向是为了更好强化制度属性的稳定性,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制度目标导向。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尽管制度内涵的适宜和管用是制度稳定的基础,但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制度的稳定性往往不是直接来自制度本身,政治性的判断考量对于制度保持稳定性意义极为重大。20世纪80年代初期,安徽省芜湖市有一家个体户制作和销售瓜子效益很好,雇工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创出了“傻子瓜子”的名号,并且“赚了一百万”。这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制度下出现的一个很典型的样本。在当时一百万是很大一笔财富,“许多人不舒服”“主张动他”,邓小平1984年、1992年两次明确讲,“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几乎完全相同的话在《邓小平文选》中出现过两次,其实就是通过对一项具体的小制度的坚守向全社会传递出极为明确的信号,“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制度走向成熟定型是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动态的历史形态。这是因为制度成熟与定型不仅要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要能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趋势,适应随之而来的解放和发展了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制度在成熟定型过程中,既不能不切合实际地超越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追求高级的制度模式与制度形态;又不能固步自封,一味地迁就现有生产力系统中落后的部分,出现制度演化的“打字机键盘锁定”,导致制度僵化,让落后制度形态逆淘汰先进制度形态。在制度定型的过程中要留出制度弹性空间,防止既定制度把一个社会路径锁定在既有阶段而不能跨越的现象出现。 

  三、制度优势:活力、秩序与奇迹 

  制度优势通过其制度绩效在制度比较中显现,活力与秩序是制度绩效评估的两个重要维度。没有充分的活力,社会生产力不能摆脱束缚得到真正解放;没有目的性的秩序,社会不可能摆脱丛林状态走向文明进步。制度激发活力和形成秩序的能力越强,其绩效越突出,优势越显著。中国制度优势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的显著绩效所证明,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就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实践体现。 

  社会活力被充分激发出来,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社会活力最直观的表征。中国社会从1952年到1978年,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依然实现了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发展速度稳居世界前列。(参见沙健孙,第28-31页)从1978年到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5%,更是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等。(参见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到嫦娥登月、北斗导航、高铁纵横、5G互联,再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走遍世界,充满活力的中国制度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源。 

  构建出打不倒压不垮的国家秩序,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新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也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封锁围堵,甚至通过发动朝鲜战争把战争创伤尚未恢复的中国再一次拖入战争三年之久;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与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经验不足导致的失误相交织,国民经济遭遇极为严重困难;随后“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中国社会严重“内乱”(《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44页),但是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讲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同上,第147页)1989年前后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借政治风波对中国搞所谓“制裁”,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中国社会再一次走了出来、挺了过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世界东方高高举起。多难而更加万众一心,多难而更加众志成城,多难兴邦的背后是中国制度建构起来的强大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活力与秩序不仅是制度功能体现出来的两个方面,也是制度“本质自身中”(《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42页)的一对矛盾。一方面,活力意味着对既有秩序的突破,秩序内含对当下活力的必然规制;另一方面,没有活力的秩序是一潭死水,离开秩序的活力是盲目的力量。活力与秩序共存、斗争以及融合的辩证运动越充分,制度绩效越突出,优势越显著。中国制度之所以有显著优势,就在于中国制度激发出的活力是建构秩序的活力,形成的秩序是充满活力的秩序。民主集中制就是这样的制度范本。 

  邓小平把民主集中制称为“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页),“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我国《宪法》更是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一制度好就好在“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而且民主必须是充分的民主以汇聚民意,集中必须是高度的集中以形成权威;越是充分的民主越为高度集中奠定了基础,越是高度的集中越为充分的民主提供了条件。民主集中制的这种辩证思维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滋养,“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黄帝内经》),“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太阴,太阳”;(《三十六计》)亦有着久远的历史脉络,甚至可以追溯到封建与郡县之制,“然则众国分立之中国,果何由而成为大一统之局邪?”(吕思勉,第326页)也正是有着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又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民主集中制,使得“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 

  为大家广泛认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其实是民主集中制优势的体现。为什么能集中力量?因为力量本身就是有组织的力量;为什么能办大事?因为大事本身就是大家共同要做的事情。当家作主的人民、伟大复兴的共同梦想、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政党核心“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86页),让集中有了强大的制度基础,让办大事有了强大的力量,也让奇迹有了坚实的制度逻辑。这一逻辑就是制度主体的各安其位,制度结构的科学有序,制度包容的各得其所。 

  作为调节各制度主体间关系的中介,制度激发活力本质上是激发制度主体的活力,制度主体的活力来自在制度系统中的准确定位。中国制度科学解决了两大制度主体的制度定位:人民主体赋予人民群众“主人”的地位,领导核心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者”的地位。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6页)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体。“不仅是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出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8、379页)恩格斯特别重视“新力量”这个概念,他强调“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34页)很显然这样一种力量来自有组织和已经组织起来的人们,在阶级社会是先进阶级,“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55页)在中国社会这以人民的身份呈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中国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毛泽东讲,“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页) 

  从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7页)但是群众在社会中总是处于不同的阶层或团体之中,而不同阶层和团体在政治利益上往往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具体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66页)如何把自然状态中行动着的群众高度组织动员起来,形成强大的历史创造力量,来自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组织集体行动的高效有力,更体现在统一思想、统一身份的高度彻底。人民群众,在“群众”前面加上“人民”二字,这一历史主体就有了政治归属,有了自组织,就能“军民团结如一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充满自信又高度自豪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6页) 

  从制度结构看,中国制度不搞“清一色”,也不是“清一色”。中国所有制结构是多样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企业形态是多样的,经济运行方式也是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78页)甚至成为了中国社会基本经济形式的改革方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从西方社会拿来借鉴了众多的规则、制度、体制、机制,与中国社会既有的规则、制度、体制、机制相得益彰,共同发挥作用,这种多样化形成的良性竞争极大地增强了制度的活力。 

  但是,中国制度又绝非制度的随意组合。不同制度依其制度属性和制度功能在制度体系和制度图谱中有着“各得其所”的定位。马克思讲,“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就是中国制度中的“普照的光”,它们影响决定着其他制度的所能为和所当为。不同的具体制度在各安其位的制度结构中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推进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步。 

  四、制度价值:权利、权力与解放 

  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制度绩效的差别上,更体现在制度价值的差别上;制度不仅在事功上有好坏,在道义上亦有高下。如果说“制度优势”这一概念主要是以制度绩效为标准,“制度优越性”则是包含了制度价值在内的一个更具全面性的概念。 

  制度价值可以有多重的指向,事实上也确实有多重的指向。但究其根本来讲,制度价值指向人的实现与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制度的最高价值指向。人在实际的制度关系中不可避免会成为手段,但就制度价值来讲人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来看待和使用。更何况制度视人为目的还是视人为手段,在激发人这一社会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方面其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在这个意义上,康德提出“人是目的”(康德,2005年,第48页)要求的并不只是一种道德诉求的乌托邦,而是有着坚实的社会发展规律作为支撑。制度背离了道义不可能有真正和真实的事功。 

  价值、特别是有意义的价值一定是“生命的渴望”(参见赵汀阳,第245页),连生命这一底线都不能保证或者说都不在意的制度,其制度合法性就面临着巨大挑战。2020年全球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究竟秉持“生命至上”还是采取“群体免疫”,不同应对模式传递出的制度价值高下优劣判若云泥。邓小平讲,“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好就好在中国制度站上了以人为本的制度价值“道义”制高点,“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制度以人为目的首先体现在保障人的权利,中国制度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尽管“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5页)在既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尽力保障在该社会发展阶段所能做到和所应该做到的权利,表征的是一个制度的良心。中国社会建立并巩固发展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安排旨在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能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在中国各级政府都冠以“人民”二字,亦是一种强烈的权利宣示。 

  走向现实的权利不是抽象的,也不能纠缠于抽象的概念辩驳。中国制度保证的是在最大多数人的权利基础上的每一个人的权利,致力于每一个人的权利而被确定为权利。换句话讲,不能用少数人的权利替代最大多数人的权利,不能牺牲最大多数人的权利为少数人权利买单。在中国制度的权利清单上,不同层面的权利保障是有次第的。如果置最基础的生命权、生存权不顾,转而奢谈以之为基础的其他权利,在政治上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习近平讲“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少”是政治要求,亦是权利宣示。中国社会每一个人都能过上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活是最基础的权利,这一权利必须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并通过制度来予以保障。 

  权利从来不是想当然,所谓“天赋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对其所主张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包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页)在现代社会,人们可以对法律有期待,把法律作为权利的最大保障。但一定要看到这不过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冰山露出水面一角,隐藏在水面下更大的事实是,法律是有立场、有阶级属性的,“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8页)要想维护我们的权利,一定要有“我们的法”,这就需要让我们先成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权力。 

  权力,就其最基本意义来看,是指一个主体影响其他主体态度或行为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在不顾其他主体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意志与利益,哪怕是那种“同意权力”(费孝通,第75页)也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制力。中国社会让人民掌握权力,中国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228页)这一比喻用生动的话语深刻说明了中国社会的权力性质与权力关系。邓小平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称为“一院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同样是强调人民权力的专属性和至高无上。 

  究竟劳动驾驭资本是正当权利,还是资本奴役劳动是合法权利,关键是看劳动者掌握权力制定法律,还是资产者拥有权力制定法律。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权利一旦离开权力就会出丑。为什么现代中国社会可以在劳动的逻辑下放手让资本发挥其历史积极作用,就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劳动者握有国家权力而制定的。劳动对资本的权力“重新收回”,劳动对资本的权利也当然“重新收回”了。“重新收回”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论述巴黎公社政权特征时的用语。权力,尤其是国家权力不是外在独立的一种力量,而是人民本身固有力量的一种让渡与再组织,当这种力量异化为通过占有社会产品奴役他人劳动的力量时,人民群众就需要“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95页) 

  不论是保障权利还是拥有权力,其指向皆是着眼于人的解放。制度所确立的各种规则边界,制度所塑造的各种社会关系是要着眼于人的实现、人的发展、人的解放,而不是成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的关系。从原始的部落所有制到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从封建的等级所有制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人类社会的制度发展形态各异,总的来说是客观上推动了人的发展,不断迈向人的解放之路。然而,资产阶级国家只能以政治解放为其限度。关于政治解放,马克思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同上,第32页) 

  何谓“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认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同上,第46页)人才真正成为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的“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00页)这样的解放之路迢迢未尽,但需要从现在就奋起而前行。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资本主义制度总是将资产阶级私有制视为不可逾越的现实制度形态,把任何超越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实践都视为“乌托邦”。其实,在某一种制度关系下的不可操作性,并不意味着在新的制度关系下也是不可操作的。“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99页),“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4页),实现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可能不是唯一更不是全部,但至少是走向普遍的人的解放的一种形式。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指向的中国制度正是沿着这样的历史进程、正是在推进着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走向成熟定型,不断完善提高,向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形态迈进。 

  五、结语:制度文明的中国创造 

  制度文明是人类历史实践的现实关系和交往形式的结晶,记录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足迹,又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形态的制度文明灿若星辰、交相辉映、各领风骚。 

  作为“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2019年9月24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5日第1版),中国制度创造性地在制度生成演化的客观必然与制度设计选择的价值应然的矛盾中激发动力,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坚实的历史实践基础让世界500年来薪火相传的社会主义理念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让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制度构想走向实践;中国制度创造性地在制度坚持完善、固本培元、吸收消化和制度发展变革、纳新吐故、拿来嫁接的矛盾中从容中道,在对立中实现统一,在统一中包含对立,既不断走向成熟定型,又始终充满弹性包容,跳出了制度发展演化中变与不变的实践悖论;中国制度创造性地实现了制度主体在“各得其所”基础上的“各尽其能”,摆脱了不彻底的历史进步带来的发展异化,在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建立起了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让制度开始走上了内生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中国制度创造性地在制度功能的工具理性与制度价值的人文追求的张力中建构合力,以其鲜明的特色、显著的优势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新世界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让“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7-598页)展现在21世纪的世界面前。 

  不要试图简单地用一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的固定僵硬的表达来描述中国制度,这在认知思维上是一种无能的体现,在社会实践中是一种幼稚的表现。任何简单化的描述,哪怕是极其美好的词语都不仅无益于认知完善中国制度,反而有损中国制度本质的呈现与展开,从而成为了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信中曾经批判过的“这些先生们”:“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因为“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01页) 

  从人类制度文明发展史来看,经济社会形态、历史文化形态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作为历史主体和制度主体的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制度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现实地缘政治、国家间竞争合作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系统内不同层面、不同形态、不同对象相互和相对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关系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又纤毫不乱的制度演化图谱。在这一制度演化图谱中,不会有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线,也不会有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曾经现实的变为不现实,曾经合理的变为不合理,唯一的标准就是适应生产力变革,成为生产力的发展形式。 

  中国制度并没有尽善尽美,更何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形态建立运行尚不足百年,所立足的又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物质财富积累存在差距的前提和条件,理论上的制度优越性在其“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不可能充分展开的,不可避免会表现出“不成熟”与“已定型”之间的反差。但是,2020年一场世界性的疫情再一次证实了《共产党宣言》的宣示,作为既成事物的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本身已经“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3页),“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摆不脱“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同上,第37页)而作为新生事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蕴含了光明的希望和无限的未来,“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这就是中国制度的实践辩证法。 

  (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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