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 捕

　　我没有再去看康德黎先生，依照邓尼思先生的指示，我被迫马上离开。两天后我便搭上日本轮船去了神户，在那里停留几天后即前往横滨。在那里我改变了我的中国装束，换了一身日本式的欧洲服装；剪掉了辫子，让头发成自然状态，并且蓄了八字须。几天后又从横滨去到夏威夷群岛，居住在火奴鲁鲁，在那里我有很多亲戚和朋友，还有很多怀有良好愿望的人。我所到之处，无论是日本、火奴鲁鲁或者美国，我发现一切有才智的中国人都充满了改革精神，都渴望祖国能创行代议政体。

　　我在火奴鲁鲁街上遇到了康德黎先生和康德黎夫人及其家属。当时他们正在去英国的途中，他们一时没有认出我，因为我着的欧洲服装，他们的日本佣人用日语和我讲话，她误认我是日本同乡。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每到一处，日本人起先总把我当做他们的同乡，直到说话时，才知道是错了。

　　1896年6月，我离开火奴鲁鲁到旧金山，向东行之前，在旧金山住了一个月。在那里，我见到了许多同乡，他们盛情地接待了我。在美国3个月后，我便乘梅杰斯蒂克号轮船去英国的利物浦。我在纽约时，友人都忠告我，要谨防中国驻美国公使，他是满洲人 ，对汉人本无同情，尤其对一个改革者就更加敌视了。

　　1896年10月1日，我抵达伦敦，住在斯屈朗路的赫胥旅馆。第二天我去了康德黎先生家，他家在波特兰区德文榭街 46号，在他家我受到了老朋友和他的妻子极为热情的接待。他们为我另租了一个房间，在格瑞法学院坊 8号，霍尔班格瑞小旅馆。此后我就安顿下来并享受旅居伦敦之乐。在这个世界的最中心，我开始去了解游览许多名胜、博物馆和历史遗迹。作为一个中国人，使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庞大的车辆交通，川流不息的公共马车、出租马车、客车和货车以及街上到处推着车子的谦和的送货人，令人惊叹的是警察对这样繁忙的交通指挥控制得竟如此从容得当，同时人们心境平和、幽默诙谐。步行的游客也很多，但是并不感到像中国的街道那样拥挤。因为一来我们的街道十分窄狭，实际上仅是小街小巷；再者我们运送货物，全靠扁担肩挑，甚至在街道宽敞的香港，步行的游人旅客来来往往也非常拥挤。

　　就在我刚刚知道从斯屈朗区到霍尔班区，从皮卡迪利广场到牛津广场这两个地方的时候，我被剥夺了自由。这场轰动一时的事件，由国家公众媒体做了详尽的报道。

　　我经常到康德黎先生家去，事实上是差不多每天都去，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他的书房里度过。一天在午餐时，他提到中国使馆就在这附近，并开玩笑地建议我去周围走走或者去访问一下；随即他的夫人却说：“你最好不要去，不要走近那儿，他们会抓你并把你送回中国去。”我们边说边大笑她说的话，一点也没想到这位妇女的直觉是多么正确，很快我们就经历了这个现实。有天晚上到孟生博士家晚餐，我们也是在香港认识的，当时他是我的医学老师，他也开玩笑地劝我，不要接近中国公使馆。我再次得到好友的告诫，但当时我不知道公使馆在哪里，所以朋友的劝告没有起到作用。我只知道要到德文榭街就必须在牛津广场下车，在那里一直向北走是一条宽敞的街道，直到我看到德文榭街的街名，在转弯处就可找到康德黎先生的房子。这就是当时我所知道的街区的范围。

　　10月11日星期天上午大约10点半钟，我正向德文榭街走去，希望按时与博士和他的家人一起去教堂。这时一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从我后面走过来，靠近我，用英语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回答说，“我是中国人”。接着他又问我是哪一省的，当我告诉他我是广东人后，他说：“我们是同乡，讲一样的话；我是广东人。”他说的是“洋泾浜”英语 ，即“商业”英语，那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商人之间所说的共同语言。汕头和广州的商人，虽然他们的城市相距只有180英里（比伦敦到利物浦的距离还近），但他们所说的话彼此听不懂。全中国的书面语言是相同的，但书写和口语完全不同，口语有很多种。所以汕头和广州的商人在香港做生意时讲的是英语，而写的是共同的中国文字。以上这个话题很好解释，比如日本的书面语言中使用了中国字，所以中国人和日本人相会时，虽然没有共同的口语，但他们能够在地上或用纸笔互相以汉字表达意思，并可以常常用一只手的食指在另一只手上描绘出想象中的图形来互相了解。

　　我的所谓中国朋友在他没有发现我的方言之前，一直用英语和我交谈。之后，我们就用广东方言谈话。我们沿着街慢步向前，边走边说，不久又来了一个中国人，于是我的身边左右各有一个人了。他们力劝我去他们的“住所”抽烟，和他们聊天。我婉言推辞，我们停留在人行道边。这时第三个中国人出现了，而第一个认识我的那个人却离开了我们。这两个留下的人进一步逼我陪他们，他们表面上态度友好，把我渐渐地引到人行道边上，这时邻近的一所房子的门突然开了，我被我的同伴一边一个地夹着以半开玩笑半执意、又似朋友一般地强行推了进去。我没有怀疑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进的是什么房子，我只是迟疑着，心里想着要按时赶到康德黎先生家与他们一同去教堂，如果再耽搁，就会太迟了。然而，实实在在我是进去了，当前门匆促关上，并随即上了闩时，我大为惊讶，突然我脑中一闪，这房子一定就是中国公使馆。房子里有几个穿官员制服的中国人，同时房子又那么宽敞，这足以说明问题。这时，我想起来了，中国公使就住在德文榭街附近某处，这是我以前经常路过的地方。

　　我被带到底层的一间房子，有一两个人和我说了几句话，他们也互相说说话。随后把我带上楼，我身旁一边一人半带强制性地逼我上去。接着我被带到三楼的一间屋子，并告诉我就留在这里。然而，这个房间看上去不能使绑架者们满意，不久就又把我关到另一间在四楼上的一个窗户上有栅栏的房间，窗外就是屋子后面。这时一位满头白发、留有胡须的老绅士进屋来，神态颇为高傲地说：“对于你来说这里就是中国；你现在是在中国。”

　　他坐下后，继续审问我。

　　问我姓什么，我回答“孙”。

　　“你的名字，”他说，“是孙文；我们收到中国驻美国公使来电，通知我们说你已乘‘梅杰斯蒂克’号轮船抵达这个国家；公使要求我逮捕你。”

　　“为什么逮捕我？”我问。

　　对此，他回答：

　　“你曾为改革呈上一份请愿书到北京总理衙门，要求把它呈递皇上。这可能是一份很好的请愿书；只是现在总理衙门需要你，所以扣留你在这里，直到皇上令下我们即照旨办理。”

　　“可否让我的朋友知道我在这里？”我问。

　　“不行，”他回答，“但是你可以写信到旅馆把你的行李送给你。”

　　我表示想写封信给孟生博士，他提供了笔、墨水和纸。我致信孟生博士，告诉他我被监禁在中国公使馆，并要他告诉康德黎先生把我的行李送给我。这个老绅士——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哈里代?马卡尼先生——反对我使用“监禁”一词，并要我换一个词语。于是我写道：“我在中国公使馆；请告诉康德黎先生把我的行李送到这里来。”

　　之后他又说不要我写信给我的朋友，只要我写信到我住的旅馆。我告诉他我不是住在旅馆里，只有康德黎先生知道我住在哪儿。很明显，这是审讯者耍的狡猾的花招，他们想搜寻到我随身的物品，特别是我的文件，希望发现我的信件，借此查明谁是我的中国同犯或者通信人。我把写给孟生博士的信交他过目，他读后交还给我，说：“这很好。”于是我把信装进信封交给了哈里代?马卡尼先生，完全相信他会把信送出去。

　　……

　　简介：

　　1896年孙中山流亡英国时曾遭清廷驻英公使馆阴谋绑架，险遭杀害；后经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先生的全力营救终于脱险获得释放。孙中山获释后即写了一篇被难经历自述，这就是当时闻名国际政坛的《伦敦被难记》。这是孙中山唯一的英文著书，曽轰动欧美，威慑清廷，为辛亥革命埋下了海外第一颗火种。

　　■   孙中山最早的一本英文著作，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本纪实散文作品。

　　■   曾轰动欧美政界，威慑清廷，为辛亥革命播下了第一颗火种。

　　■   一百多年来第一个完备的现代汉语全译本，全面还原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