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过分向外，沦落为廉价宣传工具时，文学的向内转就顺理成章了；反之，当文学过分自恋，一味地回归自身，甚至回到隐私，这种向内转也就走到了尽头。近年来，一些作家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把目光投向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书写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生存状况，文学开始向外转。

　　“在地性”是说作家的写作是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作家经过对生活的观察、体悟，从而行诸笔端的行为。“在地性”就是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并自觉地向中国叙事靠拢。”

　　检视近五年来当代小说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趋向：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开始自觉地面向现实，纷纷把目光投向普通群众的日常生活，书写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生存状况，上世纪90年代以来那种狭隘的“过分向内转”、“私人化写作”逐渐式微，可以说，大家呼吁日久的文学“向外转”真正地实现了。

　　实际上，当代小说的“向外转”并不是批评界呼吁的结果，而是文学自身合乎规律的自觉演化。鲁枢元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界定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所以被普遍认可，正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是一种文学自身的客观现象。当文学过分向外，最终沦落为政治政策的廉价宣传工具时，文学的向内转——回归内心，回归自身——也就顺理成章了；反之，当文学过分自恋，一味地回归自身，甚至回到隐私，由“上半身”而至于“下半身”的时候，这种“向内转”也就“转到了尽头”，于是“向外转”便会自然而然地不期而至了。于是我们欣喜地读到了一大批优秀之作：李佩甫的《生命册》、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刘醒龙的《蟠虺》、贾平凹的《带灯》《极花》、苏童的《黄雀记》、关仁山的《日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周大新的《曲终人在》等长篇小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格非的《隐身衣》、弋舟的《等深》《所有路的尽头》、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刘建东的《羞耻之乡》《阅读与欣赏》《丹麦奶糖》、王十月的《人罪》、胡学文的《奔跑的月光》、张楚的《风中事》、宋小词的《直立行走》、李凤群的《良霞》、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等中篇小说；范小青的《谁在我的镜子里》、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随园》等短篇小说，等等。

　　首先，这些小说都敢于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主动触及当下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上访截访问题、社会道德问题、反腐倡廉问题、阶层板结问题等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以极大的善意批评了各级官员看似严格执法、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地为上级负责，实则却是不作为、乱作为的荒唐现象。一个小小的上访事件，20年悬而不决，由蚂蚁变成了大象，原因何在？表面看来，各级官员似乎也没有什么错，我们甚至不能不同情他们的辛劳和严肃真诚的态度，然而同时，层层为上级负责也引发了我们对官场生态“平庸之恶”的关注。小说在不动声色的白描中，将生活中的荒诞和盘托出，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

　　李佩甫的《生命册》极大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社会文化与审美空间，它将传统的乡土小说变成了“城乡间”小说。《生命册》开篇即说：“我是一粒种子。”“我把自己移栽进了城市。”这样的开头便奠定了“乡下人进城”的基调。“乡下人进城”构成乡土与城市的混合，从此，乡下人注定了他们在城乡间的生命漂移和游走，同时也决定了这类小说在结构上的“两地书”式样。故事在乡间和城市两个空间同时展开，由叙述人“我”的叙述将两个空间联结起来，从而使城与乡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叙述人吴志鹏曾经身处城乡两个世界，经历并见证了当代中国的大部分历史：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进程，都给吴志鹏这颗“强行嵌进城市的一只柳木楔子”以最沉痛的生命体验和复杂难言的情感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