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韩愈和孟郊是中唐两个重要作家。他们以怪异的审美文风和苦吟的创作手段为特色，标立于中唐诗坛。唱和诗虽然只是一种诗歌形式，但韩孟的唱和诗，不仅见证了两人深契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两人以联句唱和为主的唱和诗，在韩孟大体一致的怪奇特性诗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 键 词：韩愈/孟郊/唱和诗/友情/诗风/联句

　　基金项目：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唐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项目编号：2013C121)。

　　作者简介：赵乐，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呼和浩特 010021 赵乐，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韩愈和孟郊都是中唐时代的重要作家，两人的名字常常被相提并论。韩愈、白居易的同时代人赵磷在其《因话录》卷三中说道：“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可知中唐时已将韩孟并称，并说两人颇有交情。《旧唐书》记载：“孟郊者，少隐于嵩山，称处士。李翱分司洛中，与之游。荐于留守郑余庆，辟为宾佐。性孤僻寡合，韩愈一见，以为忘形之契。常称其字曰东野，与之唱和于文酒之间。”①可见韩愈和孟郊的深契交情，是由韩愈首先倾心拜服孟郊开始的，他们的友谊形成了真正的“忘形之契”。宋、明和清代都有诗论家认为韩愈以其才气、名声和权势自成一派，张籍、李贺、刘叉、贾岛等诗人皆可谓游于韩门者，但韩愈对于“韩门诸人”，“所心折者，惟孟东野一人”②。今人更以韩孟来指代中唐的这一支诗歌创作群体——“韩孟诗派”。

　　事实上，关于韩孟交往的历史，最可靠、最直接的记载毫无疑问是他们所创作的诗歌。“在唐代，人们习惯于用诗的语言来传达思想和感情”，“(诗歌)是人际交往的常用工具”③。在他们交往时创作的诗歌中，两人的唱和诗，无疑更有益于我们了解两人对友情的态度和诗歌的审美倾向等。本文将论述唱和诗对于韩孟友情和诗风形成的影响。

　　一、唱和诗创作推动了韩孟一生的友情

　　友情是往古来今不断被歌咏的文学主题之一，也是人类情感世界非常重要的组成之一。韩愈于贞元八年和孟郊初次相见，即许为“忘形之契”，这背后有两个原因：其一，韩孟两人思想性格有相似处，俱好奇好古。韩愈自贞元八年结识孟郊之前，满心推崇儒家的古道仁义：“愈儒服者，不敢用他术干进”(《上贾滑州书》)，其后的一生也践行着复古尊儒的思想：“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争臣论》)“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与李秀才书》)孟郊本质上也是儒生，他主张保持“圣贤心”(《赠郑夫子鲂》)，要求“章句作雅正”(《赠苏州韦郎中使君》)，用诗歌“证兴亡”“补风教”(《读张碧集》)。故韩愈初识孟郊，极口称赞孟郊：“孟生江海上，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孟生诗》)开篇连用四个“古”字形容孟郊，可见两人的思想性格的一致性。

　　其二，韩孟有相同的文学创作导向。同处于局促悲愁的中唐，韩孟的创作有互为同调的社会基础。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邪?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艰阻耳。”孟郊的促迫褊窄，甚至以丑为美，都与韩愈的创作同一格调：“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④诗歌风格、审美情趣的相同，源于韩孟相同的文学创作导向：“避千门万户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⑤这种文学创作导向，正是在韩孟交往的历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韩孟精神上的“深契”之外化，集中体现于他们的唱和诗作中。韩孟都对唱和的方式情有独钟。韩愈认为此唱彼和乃是友情敦睦的有效方法：“南宫清深禁闱密，唱和有类吹埙篪。”(《和虞部卢四酬翰林钱七赤藤杖歌》)韩愈将唱和往来比作乐器合奏，认为唱和可促使如兄弟般和睦友善。而当缺少唱和呼应时，韩愈感觉自己无比孤独。他在写给孟郊的第一封信里，就吐诉自己无人唱和的精神苦闷：“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与孟东野书》)由此可见，唱和诗对于韩孟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诗之为诗的文学性，而成为韩孟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精神慰藉。孟郊对唱和重要性的看法甚至甚于韩愈：“雪唱与谁和?俗情多不通。”(《送崔爽之湖南》)孟郊认为唱和必得是处于同一精神境界的两方，各自以自己最佳的创作状态来进行的心灵上的沟通。因此，唱和诗之于韩孟，是寻求精神世界的深契无间，而非泛泛、随意的简单应酬。

　　在唐德宗贞元八年(792)两人结识之初，韩愈三试而终登第，孟郊比韩愈年长17岁，此时已42岁，本年却落第。孟郊落第之后，激愤作《长安道》以宣泄。诗曰：

　　胡风激秦树，贱子风中泣。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

　　长安十二衢，投树鸟亦急。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

　　诗中着力描画长安道上富贵奢华之家的安逸享乐，将“贱子”的自己比作急于投一树而不得的鸟儿。“朱门”者的富贵，激发了“贱子”者的悲哀、愤怒、激切之情。

　　韩愈刚认识孟郊，怜孟之不幸且贫寒，即作唱和一首《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

　　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过时，亦各有以娱。

　　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何能辨荣悴，且欲分贤愚。

　　此诗将长安人分为两类，一类贫，一类富，贫者和富者各有其生活方式——文史和笙竽，结论是贫者文史之乐贤于富者笙竽之乐。显然，此诗目的在于“广其意而使之安其贫也”⑥。值得注意的是，确认唱和诗一般是“以和定唱”，即通过“和诗”来确认“唱和”的关系。孟郊的诗歌只是一首表达激愤的作品，其实并无与韩愈唱和的意图。正是由于韩愈主动发起明确、直接的唱和回应，并且表示了同情之意，所以正史才说韩愈先“深契”孟郊。

　　安慰孟郊之后，韩愈又主动为孟郊的出路积极筹划，推荐孟郊入徐州张建封幕。孟郊接受了韩愈的建议，在准备前往徐州之前，作了一首和诗《答韩愈李观别因献张徐州》以回应韩愈。诗中用了孟郊式瘦硬的风格来写离愁：“富别愁在颜，贫别愁销骨”“离弦不堪听，一听四五绝”；写自己的现状：“懒磨旧铜镜，畏见新白发。古树春无花，子规啼有血。”两人始于精神契合和相互扶助的友情已然起程，其后两人又有过八次重逢，其中有四次留有唱和作品，由此更加深了友情。

　　贞元十五年(803)，久困汴州的孟郊决计南返，行前有《汴州留别韩愈》赠同在汴州的韩愈，感叹自己之贫困：“四时不在家，弊服断棉多”“远客独憔悴，春英各婆娑”，抒写离情难诉：“但为君子念，叹息终非他。”韩愈的酬答《答孟郊》则充满了对友人的同情和深知，同情其贫“人皆余酒肉，子独不得饱”，深知其人“才春思已乱，始秋悲又搅”，此二句“写尽东野致功之苦”，故程学恂评曰：“凡公赞东野处，皆到至处，真实不虚。是真巨眼，是真相知。”⑦

　　元和元年(806)两人再次相逢，创作了11首唱和诗，且均为联句，由此将两人的感情、诗思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在联句中，两人互道遭际，倾诉相思之情：

　　剑心知未死，诗思犹独耸。孟郊

　　念难须勤追，悔易勿轻踵。韩愈(《会合联句》)

　　微然草根响，先被诗情觉。……

　　危檐不敢凭，朽机惧倾擈。

　　青云路难近，黄鹤足仍鋜。孟郊

　　与子昔暌离，嗟余苦屯剥。

　　直道败邪径，拙谋巧伤诼。……

　　君颜不可觌，君手无由搦。韩愈(《纳凉联句》)

　　我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孟郊

　　月光有时晦，我心安所忘。韩愈

　　常恐金石契，断为相思肠。孟郊……

　　苟无夫子听，谁使知音扬。韩愈(《遣兴联句》)

　　自从别君来，远出遭巧谮。韩愈……

　　欲知心同乐，双茧抽作纴。孟郊(《同宿联句》)

　　一则以情，一则以志，韩愈和孟郊在唱和诗中不断重复着这两个主题，他们的友情也在知己之音的回应下变得牢不可破。南宋人王十朋读韩孟联句亦有如是体会：“韩退之之留孟东野也，其诗有曰：‘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某初疑退之言为夸，及观《城南》诸联句，豪健险怪，其笔力略相当。……然后知‘复蹑’之语为非过。又读其末章有曰‘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于是又知二公心相知、气味相得，至欲相与为云龙而不忍有离别，真可谓古之善交者。”⑧

　　元和九年(814)韩孟最后一次唱和，孟郊在洛阳先赠韩愈诗云：“何以定交契，赠君高山石。何以保贞坚，赠君青松色。”表达两人友情的坚固；又向韩愈提出建议：“众人尚肥华，志士多饥赢。愿君保此节，天意当察微。”(《赠韩郎中愈》)韩愈对朋友的情之厚、劝之衷做出回应：“苟能行忠信，可以居夷蛮。嗟余与夫子，此义每所敦。何为复见赠?缱绻在不谖。”(《江汉一首答孟郊》)始终以古道忠义相吸引。从贞元八年到元和九年，随着22年时光的流逝，两人的友情在一次又一次的唱和过程中不断重温和巩固，最终成了挚友，他们以坚固的友情挑起了中唐诗派的一杆大旗，走出了一条新的诗风之路。

　　那么韩孟究竟有多少唱和作品存世呢?翻检韩孟诗集，自贞元八年(792)到元和九年(814)孟郊去世之间，韩孟之间的唱和诗有十七首，列表如下(见后页)。

　　从表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孟的交流特色：一为韩孟的唱和以元和元年为高峰，二为唱和形式以联句为主。从表2来看，韩愈、孟郊的诗歌创作并不以唱和诗为主，比例分别只有21％和11％。显然韩愈的地位较高，交际也较广，故与人唱和的作品也多一些。韩孟之间的唱和占其唱和诗比例的19％和32％，这说明两人在对方的心里所占的分量很重，“两人对口，如一鼻孔出气……足证韩孟两人意气相合”⑨。

　　与韩孟两人在唱和诗中所表现出深契的友情不同，考察韩孟与其他人的唱和交往，则可看出唱和的目的多为应酬。比如韩愈与裴度唱和，即在称颂裴度的平淮西之功，如《晋公破贼回重拜台司，以诗示幕中宾客，愈奉和》：“南伐旋师太华东，天书夜到册元功。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韩愈与马总的唱和，也旨在歌颂对方“天平篇什外，政事亦无双。威令加徐土，儒风被鲁邦。”孟郊亦然，其《春日同韦郎中使君送邹儒立少府扶侍赴云阳》：“太守不俗韵，诸生皆变色。郡斋敞西清，楚瑟惊南鸿。……酒酣正芳景，诗缀新碧丛。……高步讵留足，前程在层空。”应酬痕迹明显。这样的应景文字主要在于歌颂对方的功绩、赞美对方的身份地位，与韩孟为友情而唱和有明显的区别。

　　综上所述，韩愈和孟郊之间的深契友情，以复古尊儒为思想基础，以唱和诗为表现。唱和诗的创作从两人结识一直持续到孟郊去世，见证并推动了两人一生的友情。正是唱和诗将两个诗人密切地关联在一起，让后人从中感受到两位诗人间的友情被不断加固，成为名副其实的“韩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