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的文章我一向喜欢，有闲话风，态度温婉，用字周到贴切。他声称热爱鲁迅，我倒觉得他的精神气质和文章路数更接近于周作人。他与周作人及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脉络上的现代作家似乎有一种亲缘关系，当然这不妨碍他内心始终把鲁迅当作一个精神高峰。《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聊录》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热”以后第一部关于汪曾祺的研究著作，然而它的形式很特别，是那种“闲聊录”的风格。各章题目也采用日常口语句子，如“诗人教授”“在昆明”“朱德熙”“人世间”“乡土气”“梨园内”“各自的路”等等。民国时代这种闲谈式的文学史和批评著作非常盛行，如废名的《新诗十二讲》、李健吾的《咀华一集二集》、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等。这种著述风格在当代绝迹，又在孙郁这里复活，读之每每有时光倒流的错觉，我想这就是孙郁文章的独特之处。

　　在京城学者中，孙郁恐怕是与老作家交往最多最深的人之一。“我认识汪曾祺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那时候做记者，有一年春节，（所在报社）文艺部搞联欢，把汪先生与陈建功、刘恒等人请来。我与汪先生是邻居，那次上他家送请柬才开始与之交往。”作家研究，一是从客观材料里获得灵感，经过筛选分析整理成文；再是贴近观察，有忘年交的关系，作家的生命感由此发觉。孙著是后一种类型，不过也有利用文献的细密功力。汪曾祺属于出身世家，短于世故，天真洒脱，又生活在复杂多变社会环境的旧式文人类型。孙著借陆文夫等文章写汪氏请朋友吃饭一节非常生动有趣。汪氏喜美食，嗜酒，擅做鱼。某日约邓友梅吃饭，到时又电话通知说不行，因原料没买到。某日，又电话变卦，说是某菜缺辅料。终于有一天，约好时间没有变，邓友梅早早赶来，却发现汪曾祺去菜场买菜一直未归。于是找到菜场，才发现老先生在一家小酒馆独饮正欢。说是没买到合适的菜，还不如自己先吃，却把请人吃饭事忘了。汪老先生糊涂随意的文人习气由此可见一斑。藉此重返作家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短篇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就知道文如其人的道理了。孙郁抓住汪曾祺神韵的一个瞬间，一下子带出了整个人，也带出了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汪曾祺热”的深刻内因。我想他这么贴着一个作家的音容笑貌去写，后来的研究者一定不会再绕许多冤枉的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