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故事其实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任务，也涉及到译文的读者。即使我们说翻译家本人就是译文最初的(也是最仔细的)的读者，但译文完成出版之后，也就有了更多的这样那样的读者，他们也同样会参与解读。

　　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在1937年发表的论文《翻译的悲惨和荣耀》中声称“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根据他的看法，翻译就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没有任何文本可以充分翻译出来，即使是最简单的文本也不可能。因为原文的所有词都有其“联想”，而这种联想在译成的语言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读译文的读者是无法读出来的。加塞特认为，这就是翻译的悲惨之处。

　　德国文学家伊瑟尔在1978年出版的著作《阅读行为》中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概念，比如“空白”的概念。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事实上是在被阅读时才完成创作的。在文本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元素，使得文本可以与读者交流沟通，因为这些“空白”会强迫读者在试图理解所读的文本时激活，从而用自己的知识填补这些“空白”。如果一个文本里所有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没有任何“空白”，那么这也是一个不会让人积极介入的文本。

　　这种“阅读行为”为文学翻译提供了一定的希望：从这个角度看，也许翻译出来的文本有很多缺陷，却不一定是失败的——也许，正是因为译文存在这种无法转达的形式留出的“空白”，译文倒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文本进行互动。问题在于，“空白”可能太大，以至于读者不知道如何去填补甚至看不见这些“空白”。伊瑟尔谈到了文本的“保留剧目”，就是说，作家和读者共有的文学和文化的“常规”。他认为这些“常规”可以帮助文本和读者之间进行互动。通过不同的叙述策略和角度，作者会让这些“保留剧目”和“常规”的成分建构起来。但是，要让这种阅读发挥作用，读者必须熟悉“保留剧目”的不同成分，这样才能理解文本该引起的联想是什么。

　　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上世纪80年代末发表时，中国的读者自然会明白，他的小说如何实现了对这类题材小说的突破。但是对外国读者来说，他们看不到莫言对于“常规”的突破。原文中因为没有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而留下的“空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对“常规”的一种挑战、一种刺激，而对于读译文的外国读者来说，这种“空白”他们根本看不到。也就是说，在外国读者这里有另一个新的“空白”，原文的“空白”被这种新的“空白”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