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草》到《朝花夕拾》，这些在辗转无定之际写就的回忆文章，藏着鲁迅一生中少有的神游返乡之笔。这些文字折射着鲁迅的人生遭际，也关联着这位勇猛的文化斗士丰富而敏感的内心世界。

　　——编 者

　　192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北洋政府的傀儡总理段祺瑞被迫下野，直奉联合“摄政”，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势如破竹。

　　这一年，寓居北京的鲁迅毅然南下，踏上颠沛流离的避乱之途。

　　在离京之前，以“好战”闻名的鲁迅其实碰了不少钉子。先是和胡适及陈源的骂战，再有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官司，接着便是“三·一八”事发，为学生呼号的鲁迅，免不了被政府找麻烦。孤身奋战，精疲力竭，他有意在《语丝》周刊上倾泻一些“颓唐”文字，到临走的时候算起来，也小有20多篇了。这些笔触待到翌年由他亲自编订成书，就有了鲁迅唯一的散文诗集——《野草》。

　　在创作《野草》之前，鲁迅刚完成了杂文集《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整理，回望一年来的心情，他写道，不过为“释愤抒情”，心中块垒郁结，自然要不平则鸣。只是在《野草》中，少有直抒胸臆的牢骚，却屡屡是看不真切的曲笔。

　　《野草》以晦涩闻名，其序言“题辞”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对学生们更是近乎“天书”。其实，就习作文章而言，《野草》确实不太合宜，鲁迅自己也不希望青年人读它，原因竟是“太黑暗”，以至近于个人的呓语：

　　“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题辞”这两句，实在有些“生无所恋”的味道。任是从《复仇（其二）》里被辱骂钉杀的人子耶稣，还是《颓败线的颤动》里沉默尽绝的老女人，或是《求乞者》里拒绝布施与被布施的“我”，都可感受到那股浓得化不开的怨怼。对于启蒙者鲁迅而言，这不单要归功于“正人君子”的诽谤与流言，也有对“奴隶”们的怒其不争，但终究，却是无可言说的孤独所致。以至于，这位尼采哲学的信徒，宁愿将压抑的生命意志化作“地火”，预备与腐朽同归于尽了。

　　1926年的鲁迅，自然有“黑暗”的理由。回到三年前，那时新文化运动的大潮退去，万马齐喑，又加上兄弟分崩的创痛，鲁迅的姿态径直从“呐喊”落入了“彷徨”。大概一整年的时间，他几乎未著一字。精神上的困顿，此后又敷演为许多“自戕”式的文字，因此有了《墓碣文》里“自啮其身”的长蛇与“抉心自食”的死尸。真真是鬼气森然。

　　庆幸的是，鲁迅究竟没有成为“中国的爱伦坡”。在与“刀山火海”“沸油剑树”的缠斗中，是童年与乡土的记忆，救他脱离这“阿鼻地狱”。

　　中国历来的文人骚客，似乎总有能力度黑暗为光明，化压抑为超脱。譬如陶潜的倦鸟知还之喻，东坡的明月清风之辨。鲁迅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背后不得不说也有文化传统的支撑。他对所谓“国故”虽不屑，甚至号召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然而窘境之中，却仍不觉沉入童年的乡土，或不时在文字里“梦回水乡”：“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