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抗战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仅起到了凝聚民心、团结抗战的作用，而且也展现了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的坚守与抗争。今天，编辑部推出此文，截取抗战时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剪影，纪念他们在那段艰难岁月中的特殊贡献。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从1931年至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他们灭绝人寰，制造了包括“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在内的无数惨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永远不能抹去的伤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面对日本“极右翼”逆流的回潮，我们有必要在这个特殊年份反观历史，纪念那些为世界和平、民族生存做出贡献的人们。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四年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或投笔从戎，勇敢地走上抗日前线；或以笔墨为武器，弘扬中华民族的崇高气节和反抗精神，为中国抗战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从书斋到抗战一线

　　抗战时期，胡小石、陈寅恪、郭沫若、游国恩、俞平伯、唐圭璋、缪钺、王季思、程千帆等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无不积极参与到抗战文学活动中。还有一大批满怀报国理想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陆续进入延安，成为抗战文学中颇具活力的力量。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进攻江湾和吴淞。从浦江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本人与北平知识分子的抗日热情，以及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参与抗战活动的情形：陈寅恪欲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浦江清称“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1]；陈铭枢痛击日军，浦江清称其为梁漱溟弟子，“自是比较有思想毅力、能立得住之人。于此可见中国旧学之功，人格教育之要”（《清华园日记 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3页）。在北平，章太炎也在奔走呼号，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的行为，主张积极抗战；1933年，长城内外危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章太炎便放下经书，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2]。

　　“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戕害。他们炸毁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总厂，致使当地多种期刊濒临停刊、许多善本古籍化为灰烬。“八一三”淞沪大战后，日军攻入上海，许多中国善本古籍被付之一炬。据郑振铎回忆，他当时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里的古书，被烧掉八十余箱，近二千种，一万数千册；他在上海的寓所则被日军扫荡，失书十余箱，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说唱本被洗劫一空。这激发起郑振铎“遇书必救”、保护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他自觉担负起保存中华民族文献的重任，誓言“要把这保存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在他身上，“爱书、爱学问与爱祖国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3]。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北平领导抗日爱国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邹韬奋、章太炎等对学生爱国运动深表同情。1936年10月，林徽因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中签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海外学者，纷纷回国参加抗战救亡工作。1937年7月，旅居日本的郭沫若不忍故国涂炭，生民倒悬，慨然踏上归国的旅程，并作《归国杂吟》，表现出献身民族解放神圣事业、甘愿毁家纾难的牺牲精神。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各高校迅速联合起来，呼吁抗日。俞平伯在日记中记下日军进城时让人不寒而栗的场面，以及他对这次事变触目惊心的感受，并“在朱自清劝导下拒不入世，以免有失节之虞”；“也就是那时候，文人生活发生了逆转。比如胡适、沈兼士走上抗战之路，周作人变成了附逆之人，老舍由中立作家一下子担起文坛重任”[4]。

　　上海文化界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1937年7月10日，一百多名知识分子成立抗日救亡筹备委员会；之后，“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著名人士蔡元培、郑振铎、茅盾、巴金、欧阳予倩等83人被推举为理事。当时上海的《文汇年刊》，既是宣传抗日的重要阵地，又是刊发纯学术作品的专门刊物，其中文学部分由郑振铎负责编写。这个时期，郑振铎潜心学术，编成《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其书生报国之情，跃然纸上”（《西谛书话的启迪》）。

　　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文史哲研究专家积极投身学术研究，通过丰硕的研究成果表达他们热爱传统文化和书生报国的赤诚之心。朱自清《经典常谈》、《语文零拾》等，完成于此时；1940年以后，朱自清又与叶圣陶合作编著《精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等书，与浦江清创办《国文月刊》；王力出版“语法三书”；许维遹纂集《管子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国语校诂》等；陈寅恪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雷海宗与林同济合著《文化形态史观》；冯友兰《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陆续完成；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出版。西南联大空前的学术繁荣，一扫长期积压在国人心头的战争阴霾，为全国抗战输入了丰富的精神营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大多也是站在服务抗战的立场。例如，冯友兰《新事论》即结合抗战形势指出，中国在这场不平等的战争中，将依赖自商周以来的“一贯底一种国风”（即“在中国社会里，道德底价值，高于一切”）“支持下去”，并“在这种国风里得救”；而中国人的组织力、道德力，将使中国永远保持“虽退而不溃”、“虽败而不破”的态势[5]。可以说，大后方的学者们潜心研究，做出了领先时代的一流学术，为支持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些书斋学者，思想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闻一多，他早期的学术研究，以《诗经》、《楚辞》、乐府、神话等上古文学为主。他的《伏羲考》、《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端午节的历史教育》等，对读者了解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与文化渊源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后，他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闻一多在1946年2月给闻家騄的书信中写道：

　　曩岁耽于典籍，专心著述，又误于文人积习，不事生产，羞谈政治，自视清高。抗战以来，由于个人生活压迫及一般社会政治上可耻之现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独善其身者终不足以善其身。[6]

　　把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自是一种全新的思想境界。

　　疏散至长沙、重庆等处的商务印书馆，也在这一特殊时期，推出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冯友兰《新理学》（长沙商务印书馆于1939年版）、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等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处在抗日第一线的爱国学者，仍然不忘学术职责。即使在非常艰苦、非常危险的抗战前线，他们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张煦侯的《通鉴学》，就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淮北苏皖边区洪泽湖东岸，距敌人前哨不过十二华里的一个村子里”[7]写成的。还有一些学者，直接投身到抗日前线战场。1942年6月，日军侵扰浙江金华与江西上饶，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姚名达组织“战地服务团”，以团长身份带领团员奔赴抗日前线；7月，姚名达遭遇日军袭击，英勇牺牲，时年37岁。

　　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可以说是在一个特殊时期为学术研究做出的又一特殊贡献。1940年1月，范文澜到达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与中册陆续完成并出版；1942年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出版。此外，翦伯赞《中国史纲》、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与《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都先后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完成。这些历史著作，从宏观上阐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抗战时期，旧体诗词与其他曲艺形式，成为当时文人抒发爱国情怀、宣传抗战的重要文艺形式。他们组织诗社，积极参与活动，以旧体诗词为武器，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吴宓参加椒花社与击钵吟社，杨树达参加五溪诗社，朱德、吴玉章、陶铸、吕振羽等参加怀安诗社（1941年9月成立于延安），李一氓、范长江、阿英等参加湖海诗文社（1942年10月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聂荣臻、成仿吾、田间、沙可夫等参加燕赵诗社（1943年2月由邓拓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起成立）[8]。大后方重庆的抗日爱国诗社如饮河诗社等非常活跃，其中有很多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如俞平伯、朱自清、缪钺、郭绍虞、吴宓、王季思、程千帆、沈祖棻、萧涤非、曹聚仁、陈寅恪、游国恩、谢无量、夏承焘、浦江清等，都是诗社的重要成员[9]。

　　1938年，卢冀野在武汉创办《民族诗坛》，专门发表旧体诗词，其宗旨是“‘以韵体文字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之情绪’。作品多以控诉日本侵略，表达国土遭受蹂躏的愤怒、憎恨、厌恶、悲哀之情为题目”[10]。郭沫若、胡小石、马一浮、董必武、汪辟疆、李根源、黄炎培、章士钊、沈钧儒、古直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诗文。1939年，老舍在洛阳，赋诗《过天津桥》，以“桑麻未异丰年景，刀火偏多报国心”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1942年，他又撰写了纪念“七七事变”的旧体诗歌《七七纪念》，以“多情最是芦沟月，犹照英雄肝胆鲜”讴歌抗战英雄。缪钺曾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撰写古风《京阙篇》“哀北平之沦陷”；1939年日军轰炸浙江大学学生宿舍后，他写诗“赋此志愤”；1944年12月日寇侵犯贵州，他又写诗表达对日军侵略的痛恨之情（《缪钺全集》，第8卷，第26、30、44页）。

　　抗战时期，沈祖棻创作了大量爱国诗词，这与她对词的独特认识有关。她在为其弟子合刊之《风雨同声集》序中说：“在昔南宋群贤，觏逢多故，陆沈天醉之悲，一寄诸词，斯道以之益尊。今者，岛夷乱华，舟覆栋倾，函夏衣冠，沦胥是恫，是戋戋者，乌足以攀跻曩哲。然其缅怀家国，兴于微言，感激相召，亦庶几万一合乎温柔敦厚之教······”[11]可知沈祖棻将古典诗词作为抗战时期保存中华道统与诗教、缅怀家国的重要形式。这为其赢得了“当代李易安”的赞誉。沈祖棻旧体诗词的代表作是《涉江词》，大多反映了真实的抗战情景：《菩萨蛮》称“丁丑之秋，倭祸既作，南京震动”，词人反复申说流离之苦与怀念故园之情：“仓皇临间道，茅店愁昏晓。归梦趁寒潮，转怜京国遥。”“徘徊鸾镜下，愁极眉难画。何日得还乡？倚楼空断肠。”“长安一夜西风近，玳梁双燕栖难稳。愁忆旧帘钩，夕阳何处楼？”（《沈祖棻诗词集》，第53—54页）1939年，沈祖棻撰作《霜叶飞》，记录了日军重庆大轰炸的感受：

　　岁次己卯，余卧疾巴县界石场，由春历秋。时千帆方于役西陲，间关来视，因共西上，过渝州止宿。寇机肆虐，一夕数惊。久病之躯不任步履，艰苦备尝，幸免于难，词以纪之。

　　晚云收雨。关心事，愁听霜角凄楚。望中灯火暗千家，一例扃朱户。任翠袖、凉沾夜露。相扶还向荒江去。算唳鹤惊乌，顾影正、仓皇咫尺，又催笳鼓。 重到古洞桃源，轻雷乍起，隐隐天外何许？乱飞过鹢拂寒星，陨石如红雨。看劫火、残灰自舞。琼楼珠馆成尘土。况有客、生离恨，泪眼凄迷，断肠归路。（《沈祖棻诗词集》，第61页）

　　这些创作，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用血泪凝成的书，是抗日战争时期形象的历史”[12]。唐圭璋的《兰陵王·成都遭敌机空袭》，则记录了成都遭日机轰炸的情景：

　　晚烟幂。云里残阳渐匿。千家院、消受好风，隔沼临花卧瑶席。哀音恨警急。赢得。仓皇四逸。通衢上、争走竞趋，一霎黄尘乱南北。 郊行长叹息。奈犬吠篱根，鹃诉林隙。畏堤分水新秧碧。嗟忽溜珠钿，骤遗鸳履，排空机阵似雁翼。但潜避茔侧。 悲恻。弹雨密。料血染游魂，楼化瓦砾。城阃火炬连天赤。记曲岸酬酒，翠帘飞笛。伤心今夜，冷露里，万户泣。[13]

　　日军的暴虐、民众的恐慌、诗人对敌人的痛恨，皆在词中有所表现。

　　郭沫若在抗战剧改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41年，他连续创作了六部历史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宣扬舍身报国的牺牲精神、揭露并挞伐卖国求荣的民族罪人。赵景深则采用传统文艺形式，创作出《平型关》鼓词,讴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英勇事迹。

　　台湾的抗日运动，始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廷被迫割让台湾，终于1945年抗战胜利。在日本对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殖民占领期间，台湾涌现出大批描述日军在台湾残酷统治、台湾人民奋起抗争的旧体诗作。丘逢甲、洪弃生、连横、许南英、赖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旧体诗人[14]。

　　1945年9月3日，侵华日军在南京签订投降书，陈寅恪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心情：“石头城上降幡出，回首春帆一慨然。”[15]王季思“倭奴百万终低首，地下英灵省否？樽前一局兴亡，眼底八年抵抗。与君举酒对斜阳，别有豪情万丈”（《小令?醉高歌八首，抗战胜利日作（其四）》）表达了同样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