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第一封情书，就是蒋先生到南京与濮先生经历“天使们见了，也会嫉妒的”游览后，回到淮阴写的。在蒋先生写给濮先生的信中，有相思的情愫，有理想的倾诉，有学问的探讨，也有思想的迷惘与痛苦：“在一个梦中碰到你，又在另一个梦中消失。蒋先生是那样的热烈，但从信里探究，濮先生起初似乎显得相当矜持——少女的矜持，以致自尊心极强的蒋先生，几乎自信尽失。当1948年，受林同济教授之聘，蒋先生到上海海光图书馆任职编译，得以圆他文史研究的梦想时，得到了濮先生的理解与支持。蒋先生赞赏了濮先生童话的“深邃、美丽”，又在信中大谈对童话的见解：“童话里面不知包括了多少的学问！否则，蒋先生关于童话见解的“情书”，或许可以集为《童话学引论》，读“情书”的濮先生也就变成读“讲义”的濮学生了。
关键词：童话;书信;图书馆;双引楼;老师;濮之珍;的情书;蒋先生;濮先生;生活
作者简介：
一
何处“双引楼”？据说，那是蒋孔阳与濮之珍二位老师的室名。自打1957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直到1972年于“文革”中离去，他们一直住在第九宿舍那座浅黄色外墙的楼里。
我去过多次，“双引楼”的室名却未见悬诸书房或客厅。今年春，濮先生到京，我求证于她室名的由来。濮先生笑了，说：“那时我同蒋先生都年轻，是老先生开玩笑的。”“老先生”，就是朱东润教授。
我们进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只有四门：文艺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门“概论”，复旦中文系称“引论”，分别由蒋孔阳和濮之珍夫妇讲授。那时，蒋、濮两位40尚不足，30略有余。如此年轻而又双双开讲两门基础课程，可谓稀有。于是，便有了朱东润教授“你们的室名可以叫‘双引楼’”的调侃。“双引”者，两门“引论”也。这调侃蕴含着奖掖与鼓励。那时的年轻教师大都为人蕴藉，沉静治学，自然不会真个用起这个室名。不比今日，越是浮嚣，越是张扬，好像学问也就越大。
“双引楼”来历既明，“楼主”身份亦在其中，但题中“情书”二字尚无着落——后生晚辈，如何能读到老师的“情书”？
此事就要说到前年。那年，是我们57级学生毕业50周年。当年青春年少，如今都已年过古稀。人老了，不免怀旧，于是相约返校一聚。全年级八十多人，已有二十多位辞世或“失联”，再加其他各种原因，如约前来的不足三十之数。老师们更如昨夜星辰消逝零落，那天应邀前来的老师中，当年青春闪耀的濮之珍、黄润苏两位已年届九十，是中文系健在教师中最年长的了。人散时，濮先生悄声问我何时离沪，知道我还要盘桓几日，便约我第二天到她家中，只说可以“再说说话”。我一口答应。
次日，同陈光磊学兄一道前去，濮先生很是高兴。她略带神秘地送给我一本书——《真诚的追求》，是蒋先生自述对爱情、对知识、对美学真诚追求的文字。后两部分，先前散见于各种报刊，曾读过一些，唯独第一部分“爱的追求”，竟是蒋先生在1947至1949年写给濮先生的书信。那时，他正热烈地追求着濮先生。这一百多封书信是货真价实的“情书”。
说到这一部分书信，年逾九旬的濮先生仍显得有些羞涩。她说这些书信“文革”之际差点烧去，终因难舍，才将它层层包裹，藏在书柜后面，得以保全。我明白，有些事是无法割舍的——譬如少女的初恋，这是人生最珍惜的情感，也是人生最艰难的选择。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刘琼为了《率性丛书》中的这一本，费尽心力才得到濮先生的同意，收入了这部分书信。此时，蒋先生已归道山。
何处“双引楼”？据说，那是蒋孔阳与濮之珍二位老师的室名。自打1957年我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直到1972年于“文革”中离去，他们一直住在第九宿舍那座浅黄色外墙的楼里。
我去过多次，“双引楼”的室名却未见悬诸书房或客厅。今年春，濮先生到京，我求证于她室名的由来。濮先生笑了，说：“那时我同蒋先生都年轻，是老先生开玩笑的。”“老先生”，就是朱东润教授。
我们进大学时，中文系一年级的专业基础课只有四门：文艺学概论、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门“概论”，复旦中文系称“引论”，分别由蒋孔阳和濮之珍夫妇讲授。那时，蒋、濮两位40尚不足，30略有余。如此年轻而又双双开讲两门基础课程，可谓稀有。于是，便有了朱东润教授“你们的室名可以叫‘双引楼’”的调侃。“双引”者，两门“引论”也。这调侃蕴含着奖掖与鼓励。那时的年轻教师大都为人蕴藉，沉静治学，自然不会真个用起这个室名。不比今日，越是浮嚣，越是张扬，好像学问也就越大。
“双引楼”来历既明，“楼主”身份亦在其中，但题中“情书”二字尚无着落——后生晚辈，如何能读到老师的“情书”？
此事就要说到前年。那年，是我们57级学生毕业50周年。当年青春年少，如今都已年过古稀。人老了，不免怀旧，于是相约返校一聚。全年级八十多人，已有二十多位辞世或“失联”，再加其他各种原因，如约前来的不足三十之数。老师们更如昨夜星辰消逝零落，那天应邀前来的老师中，当年青春闪耀的濮之珍、黄润苏两位已年届九十，是中文系健在教师中最年长的了。人散时，濮先生悄声问我何时离沪，知道我还要盘桓几日，便约我第二天到她家中，只说可以“再说说话”。我一口答应。
次日，同陈光磊学兄一道前去，濮先生很是高兴。她略带神秘地送给我一本书——《真诚的追求》，是蒋先生自述对爱情、对知识、对美学真诚追求的文字。后两部分，先前散见于各种报刊，曾读过一些，唯独第一部分“爱的追求”，竟是蒋先生在1947至1949年写给濮先生的书信。那时，他正热烈地追求着濮先生。这一百多封书信是货真价实的“情书”。
说到这一部分书信，年逾九旬的濮先生仍显得有些羞涩。她说这些书信“文革”之际差点烧去，终因难舍，才将它层层包裹，藏在书柜后面，得以保全。我明白，有些事是无法割舍的——譬如少女的初恋，这是人生最珍惜的情感，也是人生最艰难的选择。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刘琼为了《率性丛书》中的这一本，费尽心力才得到濮先生的同意，收入了这部分书信。此时，蒋先生已归道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