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天，我在住所附近的咖啡店里第一次见到从苏州赶来的马鸣谦和从杭州赶来的蔡海燕。那时马先生刚刚自砸饭碗专事码字，除了矢志译诗之外，还随身带着厚厚一叠他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稿；而蔡女士当时正在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论文做的是奥登。在此之前，当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邮箱里收到他们的自荐信时，真没想到他们对这一行近乎一无所知，完全是凭着一腔热血撞上来的。

　　让我无法拒绝这次会面的只有一个理由，奥登。无论在现代英美文学史还是在我国三四十年代的文人著述中，这都是个你想绕都绕不过去的名字。在电影《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和《爱在黎明破晓时》里，我曾被他的诗句猝不及防地撞到过痛处。至于在小说里的引文中读到他，则更是家常便饭——我最喜欢的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就很喜欢把奥登的句子乃至思维方式挂到人物嘴边。与这一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49年以后，我国对奥登的译介是一片尴尬的空白，按照黄灿然先生的说法，“奥登在英语中是一位大诗人，现代汉语诗人从各种资料也知道奥登是大诗人，但在汉译中奥登其实是小诗人而已。”

　　所以，可想而知，他们的这一腔热血有传染性，仿佛按动了我身上某个本来就在蠢蠢欲动的开关。不过，毕竟这些年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浸淫日深，对个中艰辛积累了一点心得，所以我在那次会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忙着字斟句酌，努力表达我的疑虑，比如版权，再比如，虽然奥登以前只有少量诗歌被译成中文，但涉猎其中的都是邵洵美、朱维基、杨宪益、卞之琳、王佐良和穆旦这样响当当的名字……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敢说出口，倒是马鸣谦主动在我的省略号里填上了内容：“你没有理由见一面就相信我们，但我们可以一点点证明给你看。”

　　此后的五年确实是在“一点点证明”中度过的——准确地说，这是个相互证明的过程。我最终在一年之后谈妥奥登几部主要作品（包括诗歌和文论）的专有出版权。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设想，中文版的奥登著作大致应该呈现怎样的面目。说实话，从我首先拿到的《战地行纪》译稿看，马鸣谦和蔡海燕在翻译经验上的欠缺完全可以被他们扎实的基本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所弥补。但这一回，面对奥登那样的“庞然怪物”（英国诗人格里格森语），我既不敢对自己的判断力过于信赖，也多少有点担心诗歌界和读者的反应。为我及时送来一针强心剂的是近年来写诗译诗双管齐下且成就卓著的王家新老师。那天，我在“开闭开”书店（此后不久，这个很有特色的诗歌书店就关门了）截住刚刚做完策兰诗集朗读会的家新老师，他当时显然被我们大胆的出版计划吓了一跳，不置可否。好在没过多久，文本说服了他。他不仅认可了我对译文初稿的评价，而且同意替整个《奥登文集》中的诗歌部分担任校译工作。从此，哪怕在出国的航班上，家新老师都会带着一叠厚厚的诗稿，几乎每页稿子都有他标出的修改建议。去年，我终于拿到经过他把关的《奥登诗选：1927—1947》，郑重交到刚刚正式进社工作的顾真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