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部好书，能让人汲取知识，启迪心智，彻悟人生，明白做人的道理，体味至美、至善、至真之境界，而《史记》无疑就是这样一部“凡属学人，必须一读”的好书，而且是应该反复阅读的好书。

　　一部好书，能让人汲取知识，启迪心智，彻悟人生，明白做人的道理，体味至美、至善、至真之境界，而《史记》无疑就是这样一部“凡属学人，必须一读”的好书，而且是应该反复阅读的好书。在我人生艰难之时，它是我“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我“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可惜，我与它的缘分竟几经波折，也算人生一件“憾事”。

　　初识《史记》和司马迁，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学历史课本上。教材中，对《史记》简短而极具政治色彩的介绍和评价，并未给我那不成熟的心灵带来丝毫触动，唯一引起好奇和疑问的是世上竟然还有姓司马的人？还有宫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残酷刑罚？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也比过去开放了，然而在我家乡小县城生活的人们却依然很保守。历史课的任课老师在讲到宫刑时，含含糊糊的，没有说清楚。我们这群懵懂的少男少女，虽然渴望了解司马迁到底是在何等非人的折磨下写出这部传颂千秋的大作的，但也都不敢追问。在好奇心的“隐隐折磨”下，《史记》和司马迁愈发在我心底生根。

　　后来，我上了大学。那所大学虽然算不上全国知名，却拥有一个达百万册藏书量的图书馆。我这个从来不知道图书馆为何物的山野孩子，面对着浩瀚的书海，在惊悸带来的幸福眩晕中，心底涌起的更多的是无所适从的尴尬和无奈。于是，久藏于心的《史记》便成为解决这种尴尬和无奈的最好选择。然而，当我急不可耐地翻阅《史记》，亟待解决心中尘封已久的疑问时，对于只在中学课本里草草接触过几十篇古文的我，犹如读一部天书，这迫使我刚刚与《史记》结缘，又只好忍痛割爱。

　　与《史记》真正结缘是在90年代初，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新华书店发现了一个岳麓书社的版本。为了了却心愿，囊中羞涩的我毫不犹豫地从每月一百多块钱的工资里拿出三十多元，终于“抱得《史记》归”。

　　鲁迅先生曾将《史记》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与文学的角度，对司马迁的创作给予了最高标准的评价。由此可见《史记》影响之深远。然而，《史记》给我的最初影响却并不在此，而在于它字里行间活跃着的“一群别样的人”。他们为了实现人生的理想和价值甘于忍辱负重、奋勇前行。《史记》中所记载的子路死卫难、屈原沉汨罗、荆轲刺秦政、苏武持汉节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感人的故事，让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先哲们看似缥缈的言语背后，实则有着深厚的现实作支撑。

　　凝神静思，在曾经阅读过的无以计数的好书中，《史记》是对我人生成长影响最为深刻的一部。作为依靠码字吃饭的我，从《史记》那“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朴素凝练、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的文风中所汲取的营养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文字上的教益还在其次，更为重要和实际的影响是，从《史记》的历史沉淀中，我找到了为人和治学上所应遵循的基本道理、根本原则。

　　在我的生活、事业陷入困顿，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前途，萎靡不振、怨天尤人之时，是《史记》中这些鲜活的生命给予我前行的力量、生活的信心和奋斗的希望。在《史记》所记载的这个生命极具热度、人性极度张扬、人生极其奔放的时代，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呈现出耀眼夺目的阳刚之气。

　　一逢知己，一句承诺，为仁、为义，便将身托付，用生命之弦弹奏出铿锵之音，是贯穿《史记》的绚丽主色调。聂政为了信守诺言，甘愿为一面之交的严仲子牺牲生命；聂荣为了不辱没弟弟聂政的名声，冒死认领尸体，气绝而亡；荆轲为了信守诺言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肃杀中，悲壮地以生命兑现庄严的承诺；豫让信守“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不惜摧残身体，屡次刺杀知己的仇敌，最终以生命了却心愿；公孙杵臼、程婴为了恪守信誉，救下赵氏孤儿……常人难以忍受的隐忍、屈辱和牺牲，在他们的眼里像浮云一样清淡。

　　《史记》让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没有仁义诚信，生命将被阉割得毫无生气，生活将变得贫乏困顿。这个朴素的道理使我这个异乡人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结识了许多以心相许的朋友，相互帮衬着走过了人生的风风雨雨。

　　在治学上，司马迁和他的《史记》给我最深刻的启示，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司马迁是一位永远使人敬仰的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为一介书生，他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苦痛中，依然以一己之力，凭借残缺之躯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不泄愤，为后人如实记载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没有广阔的胸襟、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是无法做到的。

　　正是在司马迁精神的感召下，在近20年的治学生涯中，我没有远离大地和生命，更没有在自我迷恋中迷失自己。而是秉承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遵从学术道德，诚实守信，严谨治学，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不胡编乱写、东抄西摘，没有丧失一个知识分子应遵循的底线。

　　对我来说，《史记》就如同一位历久弥新的良师诤友，它寓教于史，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引导我走上一条健康阳光的治学之路。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