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十点半，听到评委会主任宣布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得奖名单时，我最直接的感触有两个。一，当年那批先锋作家终于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认可；二，新一代作家们应该崛起。

　　也是那天下午，获奖名单在媒体宣布后，七零后作家弋舟写下了条朋友圈：“格非苏童同时加冕，昔日先锋文学至此修得正果，同时也喻示着尘埃落定，烟消云散。”作为文学中人，弋舟敏感地意识到，茅盾文学奖成为了那批先锋作家的最后归路。虽然2010年和2014年，苏童和格非已经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虽然两人同时获奖实在出于巧合，但也的确如他所言，当代文学史上两位著名先锋派作家共同获得茅盾文学奖深具文学史意味，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的多年潜心之作。每一部的发表都引发读者的热议和批评家的讨论。以“花家舍”为地理坐标，《江南三部曲》对于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理解别有路径，在切近历史、现实表达精神处境时，格非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寻找到了如何谈论历史和几代人精神疑难的方式，小说典雅、绵密、结实，深具文学品质，从始至终都深受评委一致青睐。继《河岸》重写“文革”之后，《黄雀记》是苏童以写意的方式对80年代以来中国人生活的勾勒，从保润的捆绑到祖父的“丢魂”，从潮湿阴郁的南方到疯人院里的各色人群，小说具有隐喻性和荒诞感，每一个读过《黄雀记》的人都会认识到，独属于苏童的艺术想象力再次降临，他恰切地寻找到以诸多隐喻来讲述这时代变迁的种种。

　　想当年，余华、苏童、格非曾给予中国文学以强有力的冲击，那时他们是最年轻的新锐，甚至比今天当红的七零后八零后作家都年轻。从《桑园留念》、《妻妾成群》到《河岸》、《黄雀记》；从《唿哨》、《敌人》、《欲望的旗帜》到《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近三十年过去，两位先锋作家的创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格非试图在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找资源，进行哪怕文学内部最微小的革新，苏童则以重返香椿树街的方式重建个人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感。——看起来变了，其实也没有变。也许经历的时代和生活不同了，讲述的历史和人物变了，不变的是一代卓有追求的作家对文学品质和先锋精神的守持。

　　先锋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阅读四年来的长篇小说会发现，不仅仅《江南三部曲》《黄雀记》，从提名作品《北去来辞》、《耶路撒冷》，参选作品《三个三重奏》、《空巢》及七零后八零后作家作品中都能强烈意识到先锋文学的回响。这些作品看重作品的表现形式，渴望形式革新，同时，作家也在力避“形式主义”而寻求与现实的对接，寻找先锋实验落地的可能。

　　格非苏童的同时获奖使我们重新思考先锋文学如何别寻异路又不丢失文学的先锋性，重新认识作家三十年来如何持续创作、又如何艰难超越自我。由此，我们不得不想到今天新一代作家如何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