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任彧及他在2021年4月出版的《The Crucible》（《熔炉》英文版）一书。 作者供图

　  任彧，1988年生于北京，北京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日本读电影专业。出版作品有长篇小说《熔炉》《安魂曲B小调》《黄昏之城》《黑白边境——流星，幻痛》等。2021年的6月，围绕如何创作科幻小说、作品与作者、读者的关系，任彧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专访。

　　用科幻元素探讨“人性”

　　中国社会科学网：《熔炉》这部科幻小说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是什么契机让您想要出英文版《熔炉》，和中文版相比，内容有什么不同？

　　任彧：《熔炉》这本书本来是个剧本，是一个导演推荐我写个规模小一些的剧本，去参加比赛，但是一直没有赶上科幻题材的比赛，所以我就将剧本拉长，描绘出病毒传播、感染及融合的过程，以此来表现更深刻的人生思考，最终写出了一个用病毒比喻人生和社会的科幻小说。

　　小说主要讲述了一种寄生型的病毒“融合病毒”在一座医院里蔓延开来。这种病毒可以将人化作液体，相互融合，包括肉体和精神。医生陈海明和警察曹卫民是第一批被困在医院当中接触这个病毒的人，并且双双被感染，成为所谓的“融合者”。后来陈海明逃亡国外，因为这个病毒特殊的性质可以用在医疗方面，也就是感染者的器官可以无条件移植给别人，许多人便打起了歪主意。

　　十年之后，陈海明为了自己的孩子陈霄枫，回到了中国，他融合了一个自己孩子的高中生同学张翰文，想要借此接近自己的孩子，并最终将他带离中国，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可不止他，与融合者敌对的极端组织也瞄准了陈霄枫，在变故当中，张翰文被抓，但却没有人知道这个高中生会是陈海明，后更因为逃亡时的翻车影响，陈海明的人格陷入沉睡，张翰文重新掌握了身体的控制权，他带着另一个被融合者赵小乔逃亡在东京街头，曹卫民也因为陈霄枫以及张翰文的失踪，来到了日本想要找寻两个人。站在道德十字路口的普通人到底该怎样应对这突来的困境？是一拥而上，用道德换取真相，还是枯坐原地，等待死亡的来临？是尽力救人，用努力换取生命，还是藏身黑暗，等待黎明的来临？

　　实际上这是一部关于成长的小说，小说用科幻元素探讨了“人性”这一深刻话题。现实里的病毒会带给人们什么，死亡、痛苦、恐惧、周围环境的极端化、封闭化，甚至是终生的病根或者残疾。这些东西会影响人们的思想，产生某些质的变化，欲望、生存与道德之间，甚至社会形态的改变。病毒不光侵蚀的是肉体，还有人格与灵魂。作者把那些病毒侵蚀肉体带来的蝴蝶效应直接写进了病毒自身当中，让人的变化体现的更加直接。

　　英文版《熔炉》最近已出版，出版契机也很简单，朋友介绍了美国出版社的朋友，双方约着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他们非常想将中国优秀作品引入西方，认为可以打开市场，双方算是一拍即合。正好我的小说也比较符合这个出版社的出版风格，就是要把戏剧化和文学性以及人文精神有机融合在一起。与现在出版社的出版的小说不一样，现在出版社在出版小说时，由于将娱乐性小说和文学性小说划分得区别过大，导致双方的市场都越做越小。英文版《熔炉》比中文版《熔炉》多13万字，后面又补增了一部分故事情节，让整个故事更加完整，将时间跨度拉长，增添了一种厚重和沧桑感。

　　中国社会科学网：艺术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在《熔炉》这部小说中，您寄予着一种怎样的情绪？

　　任彧：认识我的人，一般都知道我是表面上看着开朗，但写的书却很沉郁。《熔炉》这部书寄予了我对人性的悲观态度，如果说这世上真有我书中写的融合病毒，那代表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身染这种病毒，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保持住自我，经受住各种考验很不容易。融合病毒的融合，就是代表了我们容易被环境、被他人所同化。所以我的小说里，有两个男主人公，他们都身染这种病毒，一个是不断地融合别人，一个则是靠着意志力抵御融合他人的欲望。他们的形象正是我的一种寄予，我们现在比较缺乏独立的人格以及坚毅的品质。　　

　　《The Crucible》（《熔炉》英文版）书影 作者供图

　　“我”与我的分身共舞

　　中国社会科学网：有些作家会主动去贴近读者，有些作品会吸引读者靠近自己，您觉得自己属于哪一类？在您的文学作品中，书中的主人公“我”与现实中的你有没有重合的地方？

　　任彧：故事在创作前有一个非常基础的提纲，但在创作期间，基本都是随心所欲，不会被条条框框困住，也没有预设读者，我应该算是用作品吸引读者靠近吧，我不会在写作的时候故意讨好谁，如果硬说讨好，也只是讨好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描写枪战打斗类情景，都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慢慢研究出一套如何用文字写出打斗力道感的诀窍。我的写作癖好大概就是对枪械的型号和各种配件有种执念，喜欢在写一把枪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写得很详细，尤其是主人公的用枪。

　　在我的作品里，主人公的性格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我”的分身，他们一般都是我的某一种性格和人格被极端化后的产物。我最近新写的一部小说《漂流双子》里，用了许多第一人称，有许多试读的朋友们立马就能发现里面有一个人物和我超级像。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哪个？

　　任彧：我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今年应该会出版的《超凡觉醒》（暂名），是讲述人工智能的，不过其实还是在讲人性，真正科幻的成分基本都是用来比喻现实的，探讨了生命与自由，毁灭以及反抗。创作这部作品是一种巧合，我梦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场景，然后我将这个场景改造成了一个科幻故事的起点，然后这部作品就应运而生了。

　　写作高手是怎么练出来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能谈谈您近期的写作计划吗？有没有探索有别于以往的写作模式和思路？

　　任彧：近期的写作计划应该是写《超凡觉醒》的后续。我探索过写爱情类小说，不过写出来依旧是悬疑风格比较重，非常冰冷，我都觉得不忍直视，也许以后我会再探索这类小说。但现在应该不会改变这种写作模式，毕竟人生短暂，能练好一种风格的写作手法就不错了，不能贪多。

　　中国社会科学网：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理想中的小说需要具备哪些因素？

　　任彧：我的理想很简单：拥有一个小家，用思想影响大家，而且思想不能枯燥乏味，要以有意思的故事来展现。一部好的小说，要具有强烈的现实、社会意义，要有深度思考，能引发读者的共鸣，但同时要具备一定的戏剧性，不能枯燥乏味，现在许多作家过度沉迷在自己的文学小世界里，其实是眼界以及心胸不够开阔的一种表现。对我比影响比较深的作家包括大仲马、雨果等，让我对戏剧性以及深度性有了一种双重的考虑，写出的作品尽量要兼顾戏剧性以及思想深度，只有戏剧性或文学性的作品，在我眼里都是不合格的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网：你写的是什么类型的科幻文学？如何看待中国的科幻文学？

　　任彧：我写的是软科幻，不是那种生涩难懂的硬科幻，我还是希望把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放进科幻作品中，软科幻比较适合这种写法。中国的科幻文学，其实还须进一步提升。在写作时，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可取，科幻故事需要有很深的功底才能写好，这个功底远不止写作功底，还需要对社会、历史、人文有很深的认识，才能合理、有意思地将这些东西融入作品，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科幻作品不能脱离现实。我也是练习了14年，才有今天的写作能力。

　　这次专访约在一家咖啡馆里，这家咖啡馆有着大面积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广场上每个人正在发生的故事。任彧手握着冰咖啡，看着玻璃窗外的世界，讲述了几件奇特的事情，与现实世界有巨大的反差。“你讲的是真事吗，还是在编小说？”我问他。“我讲的是真的！”任彧说。真实与虚幻的界线已经模糊，任彧描绘出一个奇幻的世界，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拥有了一个审视自身的视角，反思人本身或者生命本身的存在的意义，也许这就是科幻小说的价值。任彧除了写科幻小说外，还喜欢写影评，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人修罗2081”上，发表了大量的影评，并且他还把这些影评编排成了微视频节目，在“东书房会客厅”中播出，在视频节目中，任彧认真的解析了许多中外优秀电影所蕴含的深层意义，比如《英国病人》《霸王别姬》等，以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喜欢看电影的朋友们，不容错过这些精彩的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