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认完了吗？如果认完以后该怎么办呢？近几年来古文字考释工作逐渐进入了瓶颈：新材料能提示的考释战国文字乃至早期古文字的信息已经开始不像早先那么多了，每期《古文字研究》让人豁然开朗的文章也渐渐少了，依靠文献比对出的定点提供的线索短平快释字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

　　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这三个名词，串起了近二十年来的汉语古文字学，特别是战国文字研究的主脉。在很多古文字研究从业者脑海中，这三个词是每天都无法避开的。

　　1993年以来，中国古文字学界，迎来了历史上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首先是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被盗掘后的抢救性发掘，让学术界第一次看到了相对完整、成系统且能与传世古书比勘对照的（例如《老子》《缁衣》）战国古书实物，引发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与讨论，无数古文字学、古代汉语、历史学、思想史的研究者投身其中；郭店简的发掘信息公布不久，临近地区的另一战国墓葬即遭盗掘并有古书简出土，这批简约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入藏上海博物馆（上博后又入藏了另一批战国简，据称有所谓字书，因不明具体情况，此不多论），内容相当丰富，有各种儒道著作、历史和事语类文献及卜书等，发表已近尾声；当很多人还沉浸在上博简带来的喜悦之中的时候，更加令人激动的幸运竟意外降临，清华大学于2008年入藏了一批大概也是湖北楚墓出土的竹简，与前述两批简不同，其内容多是经史类典籍，更加重要的是，发现了多篇与《尚书》相关的内容，真正实现了张政烺先生期待出土一批《尚书》的遗愿，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清华简”，清华简目前发布的材料尚不及全部内容的一半。

　　除了郭店简是在墓葬遭盗掘之后抢救发掘出土之外，其他两批材料，都没有明确的出土信息。从情理上讲，上博简和清华简都有作伪的可能，都允许而且必须加以质疑，但质疑必须以学术为依归，以事实为依据。面对来自学术界内外种种不合逻辑的质疑和所谓“辨伪”声浪，海内外古文字从业者极少理会和正面应对，他们选择了“闷声发大财”（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如期出版了第五册）。我个人一直很赞同李学勤先生在2013年达慕思清华简会议上应某外籍学者询问时的回答，他认为对竹简的真伪判断是一个综合的结论，希望学界相信从业者的专业素质和判断。

　　作为专业研究者，对新发现的战国古书简尽管兴奋且充满期待，但仍抱有相当大的遗憾。因为盗掘，上博简和清华简不但基本丧失了所有考古信息，材料本身也有许多损失、毁灭。虽有碳14加速器质谱仪测年技术，毕竟仍只能得到上下几十年的竹简相对年代。这些竹简的时代、地域信息以及墓主人的身份等，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或者基本无可考证。我们对盗墓犯罪分子、文物贩子及掮客的痛恨与谴责，不会因为看到并能使用这些新材料而略有减少，这决不仅仅是一句政治正确的话而已。二十多年来，这些珍贵的古书类战国简，对古文字学的推动极为显著。古文字学研究的核心是考释文字，也就是把过去不认识的字认出来。战国时代的六国文字，与正统古文字分道扬镳较早，发展自成体系，各区系有其特色，文字异形现象严重，因而近代以来，战国文字是古文字研究的一个大宗和难点。有学者曾以“大规模识字阶段”来描述自郭店简发表以后的古文字学研究状况，虽然不见得规模有多“大”，但是比起以往零敲碎打的考释，战国文字研究从9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有了长足进步，考释方法亦相应有所变化。这里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郭店简和上博简是古书，而且有些是有今传本的，根据文字比较和文义、辞例推勘，许多字不必花什么功夫就可以轻松识得；有些难字即使暂时讲不清楚它的构字理据，也至少可以推知其音读和意义。大家知道，西晋学者整理汲冢竹书，整理难度较低、整理得最好的就是《竹书纪年》，这也是因为当时有可资整理比对的传世历史文献（例如《左传》《史记》等），释字的难度不大的缘故（清华简中《系年》一篇的整理，同理亦是相对问题较少的）。有人说发现有传世文献可以比对的竹书，就基本接近于发现了字典，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