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等东方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原因都在于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诸条件的有机结合,以相对集中的国家权力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杠杆,以及深藏在高速增长背后的伟大历史传统。

　　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是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发展观与发展模式。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与思想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影响现在,也影响未来,使人类社会的前景充满光明。东方国家重新崛起绝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长期被认为“停滞”与“专制”的地区发生有史以来历史性巨变,使世界进入了由各国共同创造文明的崭新时代,彻底打破了西方人认为的东方历史循环论与直线发展论的分析模式。

　　历史上,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给予的。 

　　在东方,尤其东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始终高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人类文明易于继承和保存下来。在近代世界形成以前,各文明中心几乎都是以区域为单位展开活动的,形成不同的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如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

　　在东方社会孕育出的各种进步条件当中有几项具有重要意义,这或许是东方社会较之其他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其一是东方社会较早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国家及其国家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里各国之间处于和平状态,和平与和睦是国家关系的主流。尽管中日之间、中朝之间发生过战争,但战争的时间相对较短,战后很快恢复了国家间交往与交流,没有像欧洲那样持续百年的战争。这一点为区域和平提供了有力保障;其二是各国有一个基本的文化认同,那就是汉字文化、佛教、科技与典章制度。我们强调东亚的共性,也不忽视各国的特殊性与差异性,相互尊重与包容共同缔造了区域的辉煌;其三是区域交流成为联系各国的有力纽带。正是这些条件,带来东亚区域的整体发展,形成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直到18世纪初,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仍在持续发展,杰克·戈德斯通在《为什么是欧洲?》中说,1500年时世界十大城市的绝大部分都在亚洲,到1800年时亚洲的大城市仍然占据着压倒性多数。安格斯·麦迪森则指出,19世纪以前中国比欧洲或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1820年的GDP比西欧和其衍生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在农业文明时代,这是财富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