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学界，吴世昌先生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位。他贡献了一些与前人和同时代人不同的观点，打破了词坛的沉闷空气。这本小书选了他关于词学的论文，供读者比较研究。

　　清代词学兴盛，尤以张惠言的常州派为著。张惠言尊崇词体，主张作词要比兴寄托，意内言外，发展到极端，不免偏颇荒谬，贻害久远。词学界素重传承，老一辈词学家，或师朱孝臧，或尊况周颐，对词学的发展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世昌先生与众不同，他读词，纯出于爱好，开始也读过张惠言的书，但越看越糊涂，总感觉与词本身对不上号，只好扔开不管，自己摸索，断句，找韵脚，查典故，求真意，逐渐形成对词这一文学体裁的真切理解。

　　上世纪以来，词的多种姿态被强分为豪放、婉约两派，进而独尊豪放，贬斥婉约，甚至上纲到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进步与保守、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以派论词竟成为词坛的主流。对这种无视事实，不对作品自身作分析，以贴标签代替学术研究的粗暴做法，世昌先生极为反感。1982年，他应约到日本讲学，提出“北宋没有豪放派”这一颠覆性的论点，振聋发聩，轰动了日本汉学界，《朝日新闻》报道：“吴世昌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沉闷了几十年的词坛，开始出现生动活泼的局面。

　　前面所说，是世昌先生所处的中国词坛状况。他为此忧心忡忡。晚年的他，为清除强加于“词”的种种外在负担，返本归真，做出了持久的、坚韧的努力。篇篇文章，都有很强针对性，读来可以感到他的急切与期盼。有时用词激烈尖刻，以致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误解。但我从偶尔涉猎的一些词学文章中，感到他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今天的词学界，似乎已不再拘泥于按两派论词品，也不动辄强求寄托，穿凿附会的解词也有所减少。

　　先生读词，不是从名家注释中囫囵吞来，而是自己一字字咀嚼，一句句体会，细微到标点的斟酌，并着重全词的把握，由此，得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新解。试举数例。

　　晏几道的《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上结：“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这联描写歌舞盛席的名句，为历代名家赞赏：舞跳到月将落，歌唱到风欲尽，酣畅淋漓。但是，舞到月落好懂，唱到风尽怎么讲？历来注家的解释都是：画有桃花的扇子下的风如何如何。但是，扇底的“风”怎么唱尽？讲不清楚了，只好说月是实写，风是虚写；或说风是扇下的回声等等，总之都不妥帖，读者依然一头雾水。世昌先生说：“风”乃《国风》之“风”；“扇”是歌扇，一面画图，一面写有曲目，客人就目点歌，歌女依点倚声。歌儿唱得太好，直至将扇上之曲目都唱尽了。抗战前北平欢场犹有此风，先生亲见过。这样一解释，明白易懂，全词豁然贯通了。

　　又如李后主的《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春去何处？“天上人间”是哪里？一处抑或两处？总给人以含混的印象，难以把握。先生点拨：加两个问号：“天上？人间？”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