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Commentaries on the Studies of Shi Liangcai in Recent Years

　　【作者简介】杨艳琼，浙江理工大学讲师（杭州　310018）。

　　【内容提要】1994至2010年共16年间，史量才研究呈逐渐深化的趋势，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价值评判亦趋于多元。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史量才生平事迹考证以及历史贡献评价、办报实践、报业经营管理策略及理念、新闻思想四个方面。其中，史量才报业经营管理和“史家办报”思想仍是史量才研究中的热点。

　　During the 16 years from 1994 to 2010, the study on Shi Liangcai shows the deepening tendency. The study achievements are incessantly rich. The study vision is wider and the standard of value judgment is more multivariate. These studi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four aspects: textual criticism in Shi liangcai's career life and evaluation of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his newspapers practice, his strategies and thoughts of newspaper management and his news thoughts. Among those, Shi Liangcai's newspaper management and his thoughts of "newspaper run by historian" have still been the hot spots in the study of his work.

　　【关 键 词】史量才 史家办报 研究综述 Shi Liangcai/Newspaper Run by Historian/Commentaries on the Studies

　　史量才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人物。自1994年以来的研究论文，能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有关史量才的多达70余篇，其中包括优秀硕士论文6篇。出版的重要著作主要为庞荣棣的《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1999年）、《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2008年）[1]以及方舟的《一代报王史量才》（2005年）[2]。

　　自1984年上海市政府召开“纪念史量才先生遇难50周年座谈会”之后，学界又先后召开过两次研讨会，分别为2004年上海市静安区文史馆主办的“纪念史量才先生遇难70周年研讨会”和2009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浙江理工大学和中国史量才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纪念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中国史量才研究会也于2007年在浙江理工大学正式成立。

　　本文试对1994年至2010年16年间史量才研究状况作概要论述。

　　一、考证史量才生平事迹及评价其贡献

　　史量才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虽然《申报》是他事业的顶峰，但是他的一生却不只限于报业一途。“在了解他的朋友看来，史先生所做的事，第一是教育，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办报。还可以加上第四是实业，第五是民生等等”[3]。因此，不少学者侧重于对其生平事迹的考证，并力图在叙述其生平中评价其历史贡献，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多年来，庞荣棣为发掘、整理有关史量才的资料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她撰写的两部传记不仅全面、真实地展示了史量才叱咤风云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为社会建立的丰功伟绩，更为其他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十数年间，她还先后发表了《史量才为〈申报〉的一场官司》、《史量才拯救中华书局》、《为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资料》等文章十余篇，将陆续发掘的史料公布出来。柳和城在研究中大量使用了《黄炎培日记》的材料，考证了“九·一八”之后史量才态度转变的具体史实，同时也是史量才研究中史料的新拓展。[4]此外，那些曾与史量才共过事的老人们的回忆也成为考证其生平极其珍贵的资料。1933年在《上海文库》和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工作，见过史量才的何济翔老人在纪念文章《怀念史量才》中叙述了亲身经历的《申报》社论、《自由谈》改革的情况，并纠正了人们对当时《申报》稿费以及史量才为人的一些误解。[5]

　　“九·一八”之后，史量才号召上海金融工商文化各界领袖人物组成了一个地方精英组织——上海市地方协会，并被推举为会长，该会积极支援前线，稳定后方，为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刘椿和白华山分别撰文对史量才领导、参与上海市地方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了论述。白华山在文中提到，作为会长的史量才，实际上已经成为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在抗日成为时代主流的前提下，他的激进的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治态度必然会对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刺杀史量才，不仅可以达到控制地方协会进而控制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目的，还可以起到钳制抗日舆论的作用。[6]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被刺杀于沪杭公路。虽然直接凶手一直未知，但“刺杀史量才乃蒋介石亲自授意戴笠精心策划，蓝衣社特务奉命所为”却已成定论。[7]张云江撰文记述了史量才在由杭州返回上海途中被刺杀的过程。[8]何扬鸣则指出，浙江《东南日报》对“史案”进行了快速、全方位和长时期的报道，是研究“史案”、“史案”在浙江产生的余波不可缺少的重要史料。[9]更多的学者侧重于史量才被杀原因的分析，相关论文达5篇之多。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认为抗战爆发后，史量才在抗日救国上的激进态度以及改革《申报》后，登载的反蒋抗日言论是导致史被刺杀的直接原因。[10]董滨进一步探讨了史量才被杀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并由此得出结论：史量才被刺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新闻统制政策、控制全国舆论界的重要举措。[11]时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一处少将处长的鲍志鸿曾接触过史被刺的全部卷宗，他在文中提到，史量才本可以获免遭惨死的机会，但因为负责这项行动的警校教务主任赵文龙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病，致使暂停对史“行动”的电令被积压，执行任务的特务按原令刺杀了史量才。[12]

　　除了对史量才具体史事的考证、探究外，还有不少论文对史量才的一生做了简要概述，并对其历史贡献做了评价。张建安认为史量才“宁愿以直言开罪于人，决不愿谄谀人而乱是非”，他以新闻救国，力争言论自由，最终为“人格”、“报格”而牺牲。[13]肖俊则以“报界伟丈夫”来评价史量才，他认为史量才卓越的经营才能和不畏权势的过人胆识在其经营《申报》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从而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14]

　　在史量才的报人身份基本得到学界公认的情况下，朱春阳提出了“史量才是商人还是社会改革者”的疑问，引起了不少学者的争议。他在细数史氏的办报历程后认为，社会改良者是史量才自我认定的第一身份，史氏经营《申报》的成功，更多得益于其知人善用。[15]吴廷俊通过对史量才22年经营《申报》实践的考察，将史量才的办报身份界定为：以商人（企业家）办报为主体，兼有文人办报的成分，并开始趋向党人办报。[16]

　　值得关注的是，已有学者开始尝试突破新闻史人物研究中传统的历史贡献研究视角。樊亚平从职业动机、职业情感、职业忠诚度和职业身份认知与认同等方面对史量才的职业认同状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史量才对办报这一职业认同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17]

　　二、史量才与《申报》研究

　　1912年10月，史量才出资盘下上海《申报》，自任总经理，大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和报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引入西方报业竞争机制，在主持《申报》22年里，把《申报》办成了被誉为“正义与进步的一盏明灯”的影响深远的全国性大报，有与英国《泰晤士报》并驾齐驱的规模和声誉。与此同时，《申报》也将史量才的事业、个人声誉、社会影响力推向了一个高峰。吉家友在《史量才的报刊活动及编辑思想》一文中较全面地梳理了史量才接办《申报》后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活动。他指出史量才为了办好《申报》采取了完善报馆组织机构、采用企业公司制管理模式、改革报馆的采访业务、派出国外记者采访国际重要新闻、改进编辑业务和编排方法、更新设备等全方位的改革措施。为了使《申报》获得更多的信息量，办出自己的特色，史量才还邀请了民初新闻界的知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徐凌霜担任特派记者[18]。董婉苏、史敏杰则认为媒体的成败利钝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申报》之所以能够从原来的日渐萧索中走出来，与史量才的知人善用有很大关系。[19]王灿发从《自由谈》在《申报》改革中的地位、《自由谈》的历史定位、黎烈文的政治背景来考察，探讨了史量才革新《自由谈》的原因以及实施革新的方式。[20]

　　“谈旧中国报纸必谈《申报》，谈《申报》必谈史量才”，可见史量才对《申报》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张学军在论文中对其贡献做了简要归纳，他在文中提到，史量才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其“史家办报”的思想，为新闻史研究留下了珍贵史料，其“与时俱进”的办报方针扩大了《申报》的社会影响。[21]王海涛从史量才的经营策略、办报思想、对社会的责任感、对自由的追求四个方面探讨了史量才经营《申报》对当今报业的借鉴意义。[22]

　　三、史量才经营策略、理念研究

　　媒介经营管理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史量才从1912年到1934年接办《申报》，创造了《申报》77年历史中最辉煌的业绩。到1934年，《申报》总资产达200万元，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企业大报，成为我国近代以来经营最为成功的报纸之一。由此，有关史量才经营管理策略、理念的研究亦成为史量才研究的热门之一。

　　谢昌军和袁英珍分别撰文从宏观上论述了史量才的经营策略，他们认为大致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和印刷技术、设备的更新、编辑部门业务改革、广告与发行并重、高明的用人之道、收购《新闻报》、打造报业集团、“以业养报”发展文化服务事业、人事管理与福利制度的完善。[23]乔云霞着重分析了“九·一八”之后史氏的经营策略，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改政治保守为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方针赢得读者；第二，强化品牌经营、树立起自身形象；第三，以“服务”为中心促进广告业大发展。[24]哈艳秋、黄玉迎从史量才办《申报》的用人原则、用人特点和对今天新闻媒介人才使用和培养的启示三个方面对史氏报刊经营管理特色方面的核心问题——用人问题作了分析。[25]代雅静、常明涛则试图探究其经营策略背后的思想渊源，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经营思想是史量才中国特色经营之源，现实社会和个人经历是史量才具体的经营策略的依据。[26]

　　更多的学者以当代媒介经营管理的角度审视和考察史量才的经营理念和策略，力图从中找到对当今传媒人和传媒业有益的借鉴。马艺、马淼围绕着勾画核心价值、聚焦资源、打造优秀管理团队、配套绩效考核四个现代视角，深入解读了史量才媒介经营理念、策略的成功之处。[27]盛伟山、邓崛峰在文中指出，史量才的新闻使命意识、商业竞争意识、人才意识为当今媒介影响力提升、企业化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可供研究和借鉴的经验。史量才的报业经营活动为当今媒介经营管理做出了先验性的实践。[28]代雅静则专门撰文探讨了史量才在广告经营方面的策略对当今媒介广告发展的借鉴意义。她认为史量才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报纸和广告经营中异常成功的人物，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经营因循了儒商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立足于传统文化上的“仁”、“义”、“信”的经营理念对我们今天面临国际冲击下的媒体新发展有很多有益的启示。[29]

　　史量才虽凭借着其出色的经营，使《申报》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商业性报纸，但其报业托拉斯的梦想始终未能实现，白浩然探讨了其中的根源：首先，现代报业经营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所需的统一市场，在史量才经营《申报》时还是遥遥无期；其次，当时中国并没有适合现代报业的社会环境；第三，缺乏报业走向托拉斯所需要的自由竞争的环境；第四，史量才的思想逐渐进步与国民党日益加强的统治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直接导致史量才被暗杀，他的报业托拉斯梦由此告终。[30]

　　四、史量才新闻思想研究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执全国新闻界之牛耳，被誉为一代报王、报业巨子，史量才能在短短22年中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除了才能、品质、性格、机遇等因素之外，其独特、坚定、先进的传媒观念是决定性的原因。[31]也因此，有关史量才新闻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便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论述也较多。尤其是其“史家办报”思想更是成为新闻思想史研究的重点所在。

　　喜洋简要概括了史量才的新闻观：办报治史、独立办报、民主民本。他认为，尽管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史量才办报活动在两个阶段有比较大的不同，但其治史、独立、民主思想始终贯穿其中。[32]闻娱则认为史量才的办报理念可概括为“独立”、“平衡”、“责任”三个关键词。“独立”体现了中国儒家精神与西方新闻理念的“隐相符合”，“平衡”渗透于史量才的办报实践，“责任”则表现为史家实录之责任、社会公器之责任和公共教育之责任。[33]李锦云在其硕士论文《浅析史量才的报业思想和实践》中指出，以“九·一八”为界，史量才的办报指导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12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前，史量才侧重于以历史学家的态度办报，并奉行自由主义的办报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至1934年遇刺身亡，史量才积极调整报纸的指导方针，用手中的报纸为武器，“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与倒行逆施作斗争。[34]顾承卫、杨小明等则在文章中归纳了史量才传媒观的四个特点：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自由、开拓精神和高度责任感，并指出其传媒观对当代的价值启示：循义以求利、注重媒介自律、全面发挥媒介功能，定位于市场自由人人格形态。[35]

　　“史家办报”的提法出于章太炎的《史量才墓志铭》，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因而章太炎将其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36]。自此，“史家办报”开始为学界广为沿用，以此来概括史量才的新闻思想，不少学者结合史家传统和史量才的办报活动对“史家办报”的内涵做了具体阐释。[37]认为“史家办报”不仅仅是一种人才观，同时也是具有中国文化根基的新闻思想，有着深厚的学理内蕴。其思想内涵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促进新闻专业化，客观记载历史，即“为社会保存一份信史”；第二，坚持独立报格、人格、不畏强权，注重言论；第三，办报的目的在于致用。然而，钱晓文从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理念来考察，认为这一思想主要源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办报理念，在传媒与社会的关注上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报刊社会责任论。[38]数位学者将“史家办报”思想完全归功于史量才，马庆通过比较美查、史量才两个时期《申报》的新闻报道指出，史量才认为报纸要独立、让新闻报道成为“信史”的理论以及“用之读者”的办报目的，实际上是对美查时期新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39]

　　此外，已有不少学者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史量才的国际交往活动，填补了以往史量才研究的空白。邓绍根依据新近发现的史料，梳理了史量才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Dr. Walter William）因世界报业大会结缘、相识相交的过程。[40]向晓春则对1921年11月20至21日英国报业大王北岩（North cliff）在沪期间是否与史量才见面的史实做了辨析，并得出两人并未在此期间会晤的结论，纠正了多年来新闻史教材、通史中对这一史实的错误记述。[41]叶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北岩来华路线以及彼时史量才的行踪。[42]

　　纵观这16年的史量才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向着纵深方向发展的，取得了不少成就，加强了对以往薄弱环节的研究力度，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第一，许多文章仅停留在对于史量才生平、办报实践、新闻思想等的浅层论述上，甚至不少文章仅是做事实叙述，而少有深入分析。低水平大量重复的现象在史量才研究中屡见不鲜。第二，多数研究仍停留在报业领域，对于史量才民主爱国活动以及各类社会活动的研究相当缺乏。第三，缺乏史量才作为真正的“报人”的职业心灵研究，从目前的这些研究中感受不到史量才所处的人生情景和社会情景相应的职业认知、职业情感、职业态度以及很可能存在着的价值、理念、身份、角色等方面的困惑与强力，无法与史量才进行心灵与情感的对话。[43]第四，史量才文集和年谱，这些人物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尚未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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