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危机传播研究中的问题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学者在危机传播领域的研究，热情很高、成果很多，但大量的结果尚不属于严谨的理论探讨，理论的成熟程度也有待提高。从长远来看，需要采取全面总结、严格辨析、深入思考、审慎进行理论抽象的方式，做出一些有效的创新拓展。

　　英国媒体批判理论家尼古拉斯·伽汉姆曾说：“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样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①危机传播管理虽然在当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应对危机的方式，但如何展开研究还存在许多难题需要解决。

　　危机传播的研究，从基本的出发点来说，是如何通过传播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技能来更好地解决危机，促进社会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危机传播”的研究意向已为学者们所普遍接受，而对其自身理论体系和学术逻辑的建构，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尤需注意。

　　一是传统的危机传播研究往往以案例分析结合个人经验作为研究方法，过于重视实务操作而轻视理论建构。由此产生的研究成果，数量丰富，但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理论抽象和深化，才可能更有理论之于实践的指导意义。这一过程，需要既避免抽象的传播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脱节，又力戒陷入琐碎的“术”的层面的同义反复。

　　二是理论与当前现实问题的关系。这些问题，一方面展露了目前中国社会情境下的真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更为深层次的研究思路的限制和瓶颈问题。学术研究生态，即理论研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宏观环境，会对研究者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有学者曾提出，要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学术思想、理论、概念、方法及成果，究竟能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的社会、文化、心理、行为及其现代化的进程。②对当前我国的一些实际问题，对其思考与解释，也需要在更宏阔的背景和视野下来予以认识。比如危机传播研究的深层次文化影响问题，具体的价值观问题等，就需要在横向的比较中给予现实的关注。

　　当我们欲对这一领域的基本理论进行拓展时，这样的目标越来越清晰地立于面前：以系统的传播学的视角，对以前各种各样的理论进行统合，并努力对其中的空隙、缺漏进行弥合，最终建构起一个危机传播研究的相对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