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Peep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nghai Confraternity and the Press before 1937: Zhang Zhuping as the Major Case

　　【作者简介】朱至刚，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厦门　361005）。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的是抗战爆发以前上海帮会与报界的关系。两者从淞沪抗战到全面抗战爆发间，出现了有限度的互融，这是社会各界在上海“弱势国家—强势社会”的条件下相互协作的反映。

　　【关 键 词】上海 报界 帮会 互融

　　帮会与报界是抗战前上海的两道风景线，屡见双方人士互渗互融的记载，张竹平、董显光在帮会几乎人所皆知，杜月笙更在1935年当选为“四社”董事长。然而，针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却很少，但如果将其放置在抗战前，尤其是从“一·二八”到“八·一三”上海的整体社会环境中来看，就会发现相当可观的研究价值。这段时期，上海帮会与报界发生互融，而且人员的有限互融并没有对帮会和报界本身产生剧烈的影响，双方在各自领域内仍按照原有规则活动。

　　在当时的上海，政府掌控的权力和资源很有限，无力在公共事务中担负应有的职责；社会的基本秩序更多地是依靠工商界、知识界、报界、帮会、宗教团体等社会力量共同维系，各种社会力量既通过参议会等组织形式获得管理社会的合法地位，又彼此相互渗入，形成了很接近地方自治的体制。开埠以来，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而且逐渐强化，上海在清末已经是远东第一大城市，政府架构却没有发生相应调整。在清代一直只是县级的地方政府，不但无法管辖租界，也缺乏足够力量来建设管理华界。华界公共产品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巨大差距便只能由市民来填补。从1895年成立南市马路工程局开始，市民团体逐渐承担了华界的大部分公共事务。1909年清政府颁发《城、镇、乡、市自治章程》，上海县被划分为上海城等15个自治区域，市民自治在上海不仅成为事实，还获得了名分。1911年11月江苏咨议局就是在15个自治区域上成立上海市，在上海市自治公署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市政厅的。至此，上海强势社团透过弱势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格局就基本成形。国民政府在执政后曾试图加强中央对上海的影响，但此进程很快被“一·二八”事变打断。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市政府和市党部几近瘫痪，保证前线后勤供给、维持公共安全、稳定金融物价等公共事务，基本上是由各界自发组建的上海市民维持会来组织运作。影响力严重下降的市政府在停战后不得不倚重由市民维持会改组而来的临时市参议会，而临时市参议会很快就成为正式的市参议会。

　　在上海社会力量共同强化的过程中，报界和帮会的地位提升和作用增强明显快于财阀、实业等传统强势功能界别。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

　　第一是在辛亥前后，革命党人在上海常以帮会中人和报人身份活动，几乎每次行动都得到帮会的襄助，刘福彪、李征武等帮会中人还直接投身革命，陈其美更是身兼同盟会员、青帮大字辈、报人三重身份。报界和帮会的地位随着革命成功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和同时期曲艺界的社会地位因为汪笑侬、潘月樵参与革命发生变化没有本质区别，它并不意味着这种功能界别本身就被社会主流阶层所认同，充其量也就是使上层社会审视它们的眼光不再是完全俯视。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府的组织原则在民元前后从行政独大、省籍回避转变为议行分立、本地自治。（上海在1927年前由江苏省辖，地方自治是苏人治苏；1927年成为行政院属的特别市后变为沪人治沪，除市长由行政院简任外，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基本是上海本地人。）这才是报界和帮会地位崛起的主要原因。政府的来源本地化和组成分立化使得现实的社会关系在实际政治中的作用大为增强。上海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推进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共同的良好环境，“弱国家一强社会”的格局，使得与国家权力存在着先天矛盾的帮会和报界的发展更加迅猛。即使是始终试图在上海树立中央权威的蒋介石对于已坐大的报界和帮会也得礼敬几分。国民政府派代表参加杜氏祠堂落成典礼表明了中央对帮会的微妙态度；史量才会晤蒋介石时拿“百万读者”跟“百万军队”相提并论更显示了报界面对政府时的自信。

　　从1927年到1932年，国民政府一度试图加强对上海的控制，然而随着民族矛盾日益彰显，国民政府不得不默认甚至默许社会力量在上海的主导地位，这样就使得报界和帮会在各种社会力量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2年成立的市参议会由来自不同的功能界别的19名委员组成，其中银行家6人（杜月笙以银行家的身份获选）、工商企业家6人、大学教师3人，工会、报界、党部各1人。[1]从表面上看，报界和帮会都只占很小的比例，帮会甚至还不是公开亮相，但它们的实际分量却相当重要，因为出任维持会和参议会正副会长的是史量才、杜月笙。成员比例和主持者来源的差异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报界和帮会在各种界别中都是后起者，但此时已可和传统界剔分庭抗礼。

　　在地方自治实际成立的情况下，各种社会力量平等地互融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中最显著的事件莫过于各界人士和帮会人士的相互渗入。首先，此时上海帮会的性质已相当复杂，“黑社会”、“秘密社会”等都无法对它进行全面概括。它至迟在“四·一二”已部分公开化，黄金荣、杜月笙因为甘当“反共”前驱获得国民党明令褒奖，在经营传统的走私、贩毒等非法业务之外已延伸到了金融、工商等合法领域，流氓本性虽然时而发作，总体看来尚能在合法领域内遵守规则。帮会中人在淞沪抗战中的确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爱国热情，使得他们相当程度上获得社会各界的谅解和认同。再者，帮会又有充当联谊组织的优势，青帮、洪门都脱胎于下层社会，进入门槛设置地相当低。洪门可以接纳剃头业以外的所有人士，青帮最初是漕运业的内部行会，但晚清漕运渐废以来也已山门大开。在毗近京杭运河的上海，青帮具有明显的优势。青帮以师徒传承，纵横交错形成体系。但是辈份并非分配权益的唯一标准，更多的以实力决定地位。这样兼顾名分和实力的机制留下了很大的个人运作空间：势单力薄时可以以拜门依附于大亨；势力渐厚时扩张影响可不受辈份约束（例如杜月笙）；被后起之秀超过时还可凭借渐尊的辈份安享尊荣（例如张仁奎、黄金荣）；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侯退出青帮（例如蒋介石）。以义气为招牌不但可以分配利益，还能化解彼此矛盾，这样拟态的家族关系很适合上海缺乏绝对权威、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环境。在1927年和1932年两次剧烈的社会震荡后，以前还不为上层社会认可的青帮已成为颇具影响的半公开组织。青帮本身也部分改造自己的面目以适应社会上层的需要。杜月笙为首的“恒社”在1932年成立时就一改旧规，采用现代化的组织模式，在社员大会下分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社员至少在名义上完全平等，甚至它的英文名字就是“Constant Club”。组织形式的改造进一步消除了各界人士加入帮会的顾忌，故而在入社者文职要科长以上，武职要少校以上，工商界则必须主任职务，年龄必需满三十周岁的标准下，两年间就有340人加入恒社。[2]

　　但报界人士的表现颇为特殊，此时公开入帮的报人大多没有像金融界、工商界人士那样一开始就选择新式的恒社，而是选择较传统的社团。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就得从这些人里最为热心帮会事务的张竹平谈起。以功能界别的眼光看来，报界和帮会各是一个整体。若将视线调适到更近距离，便可看到报界和帮会都具有多个彼此独立而且存在相当矛盾的利益团体，在报界和帮会相互渗入、利用的过程中也必然将团体色彩带入其间。

　　张青逸先生曾将张竹平称为“报界闻人”，是皮里阳秋的妙笔，这个称呼深刻描叙了张竹平兼涉报界、帮会，交互利用的作法。张竹平公开拜张仁奎为师的时间不详，但可推定在1928年买下《时事新报》后1933年前。张竹平在1930年离开《申报》后就必须面对史量才这个对手，此时他不但在报界实力不及，在诸如帮会力量等外援方面也相差甚远。虽然没有可靠材料可以断定史量才是否也在帮，但根据徐铸成先生的说法，史、杜在1929年《新闻报》股权风波中就已有过接触，此后两人关系其实相当密切，杜月笙还主动充当史量才和蒋介石的调解人，他们在维持会的合作更有目共睹。曾是《申报》经理的张竹平对史、杜关系应该了解得比常人更多，加之他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蒋胡之争中连续开罪了蒋介石，蒋杜关系更是人所皆知。同时开罪了蒋、史也就近似于开罪了杜月笙，所以张竹平才会急于拜在张仁奎（镜湖）门下。

　　张镜湖在青帮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实力远胜的杜月笙也得表面上对他礼敬有加。张竹平投入他门下当然对改善自己的处境大有助益，此后数年间张竹平除了对师门事务表现出极大热情外，还积极促成报界人士和帮会中人的互融，形成以自己为实际中心的关系网络。他既先后援引熊少豪、董显光、蒋光堂等报人加入张门，又聘任同门崔锡麟为“四社”总管理处主任，崔锡麟既是青帮中人，还是洪门“五圣山”的内堂大爷，洪门在江浙声势不及青帮，在其他地方，尤其在四川、湖南、广东则是势力极厚。可见张竹平对自己事业的前景规划可能还不止上海一地。

　　史量才自然很清楚张竹平意欲何为，但是他却不能采用同样的办法。1932年11月恒社成立时，已任市参议会长的史量才已俨然上海地方领袖。要他放下身段加入恒社不但势所难能，也会使得杜月笙处于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况下，《申报》编辑唐世昌名列恒社监事的内情就可想而知了。

　　“张竹平——张仁奎”和“史量才——杜月笙”这两条人脉沟联着上海的报界和帮会，张竹平和张仁奎的实力分别弱于史量才和杜月笙，惟其皆弱才有深度合作的必要；史、杜在各自领域都是力压群雄的盟主，所以他们之间只要存在默契就足以应付，有限度的合作反而可以避免活动领域重合导致两强不并立的对耗。而且1931年以后黄炎培等南市人物在《申报》逐渐取得主导地位，也使得杜、史之间的合作难以进一步开展。

　　史量才被刺使得微妙的格局发生变化，此后上海报界再也未能出现公认的“盟主”。张竹平和李济深、蔡廷锴的特殊关系使得蒋介石一系对他是要除之而后快。史量才的死使杜月笙失去了一个有限合作的盟友，但也使得他升任市参议长，为他渗透报界消除了顾忌。于是杜月笙先是透过成立“申新时商四社联营处”挤走黄炎培，接着又和孔祥熙合力从张竹平手中攘夺“四社”，1935年6月杜月笙出任“四社”新任董事长，社务则由以党国要角兼任“四社”总经理的魏道明全权掌控。在稍前的5月，张竹平在以“一病经月……急须迁地修养”[3]为由辞去“四社”董事长的同时却全力筹备“仁社”。成员全是镜湖门生的“仁社”成立后，张竹平被张仁奎指定为理事长，“仁社”的组织模式和入会标准和“恒社”完全一样。张竹平在报界和帮会的一进一退几乎发生在同时，正可以看作他和张镜湖试图采用更深度的合作来和实力进一步提升的杜月笙抗衡。但是杜、张各自进退却是在中央政府影响下形成的，而且还未等对新的格局报界和帮会产生实际影响，全面抗战就已经爆发。上海“强社会—弱国家”的格局从此不复存在，帮会和报界的关系变化也就更非它们自身所能掌控。

　　报界和帮会似乎在1930年代前期渐行渐近，但却始终各自保持着基本的独立。互相渗入仅限于各自的上层人物，而且各自的运作规则并没有因此发生明显的变化。帮会在合法业务之外照样走私贩毒、包娼庇赌；报界除了对杜月笙一系稍微客气以外，也并没有停止对帮会其他成员的揭露和抨击。实际上从“一·二八”到“八·一三”间，上海社会各界互融的情形正是这样的异部和声。

　　【参考文献】

　　[1](法)安克强著，张培德等译.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8.

　　[2]夏斯云.民国时期的新型帮会—恒社[J].档案与史学，1997(1).

　　[3]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7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