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中国都市类报纸的时评方兴未艾，在这“热”的背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都市类报纸的新闻时评“讲时效性选题缺乏判断”、“追求眼球效应忽视理性思考”、“一味夸夸奇谈而不讲专业深度”。本文主要从常识的生成与公共性的角度，对当今的都市类报纸的时评进行研究。

　　关键词：时评；常识；公共性

　　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的言论版“青年话题”诞生，尽管《中国青年报》并不属于都市报，但是“青年话题”的诞生之所以屡屡被称为启动都市报评论话语实践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青年话题》是都市报评论起步的诱因，那么促使这个诱因的意义无限放大的动力则是都市报‘主流化’战略的提出。 ‘主流化’就是要扩大都市报的影响力，作为能够反思社会、提供建议、针砭时弊的媒体评论来说，当然是提高媒介影响力的重要形式之[1]” 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在全国都市报中率先开办社论版，同样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一举动不仅实现了时评观念的革新，也最终将都市报评论引向繁荣，尤其是《南方都市报》利用时评作为迈向主流化的策略成功运用，使得都市类报纸在市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找到了平衡点，在南方都市报时评成功的效应下，各地的报纸都纷纷创办时评版面，如《江南都市报》的“江南时评”，《楚天都市报》的“望图生议”、《广州日报》的“今日时评”等。到了2008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不约而同地或增扩言论版，或增加刊期，或创办“评论周刊”，言论版的竞争更趋火热[1]。

　　从中可以看出市场逻辑依然是重要的推动力，主流化跟市场在逻辑上并不是对立关系，报纸要获得好的经济效应，就必须占有市场，但如果报纸“唯利是图”的话，就没法塑造报纸良好的声誉和公信力，最终也无法实现经济效益。

　　一、都市类报纸时评与公共性

　　在论述都市类报纸时评与公共性的关系之前，我们先要仔细区分公共性与公共领域这两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甚至在一些文章中这两者是不分的，但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公共性为何会生成，首先就人们不是孤立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那么必然就存着共同的问题；其次在公共空间里人们对共同的问题发表意见，进行协商，这种表达需要一个公开化的交流平台，因此说达成公共性便要具备两个要素：公共性的问题和公开化的平台，哈贝马斯认为大众媒体创造了个体非强制表达公共意见的条件，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总之，‘公共性’是人们通过在公共领域内的协商和谈判，产生的具有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共识，其目标是实现和增进公共场域内的公共利益”[2]。公共性的标志为理性和批判精神共识的达成，归宿点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

　　在市场经济中诞生的都市类报纸，以及在以争取高端市场和长远利益为目标的“主流化”转型中，都市报评论所担负的责任是彰显“主流化”所包含的价值形态。“《南方都市报》的评论选题充分地体现了这些观念，大多数的评论选题都可以归结到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报社认为只有这样的取向才可以反映报纸的主流化转型诉求，而广大读者也从这些取向中感受到报纸为公众利益说话的姿态以及为公众意见提供平台的努力”[3]。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市场经济对都市类报纸公共性的重要作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一起书面信息都是有价的；很显然扩大销量，可以增加效益。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现成的信息材料被定期翻印，匿名发表—这样，它们就获得了公共性” [4]。但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对公共性具有负面的影响，我们还是先回到“主流化”这个关键词来，《南方都市报》提出的主流概念实质上是要“针对主流社会、锁定主流人群、吸引主流读者”，其动因在于：“只有针对主流读者，才能吸纳主流广告”[3]，而主流市场、主流人群、主流读者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就是高端读者。因此这个主流的诉求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这种对高端读者的追求，实质上是对底层人群的忽视，这就与关注弱势群体的理念有了差距。然而社会的共识的达成，不能漠视弱势群体的呼声，公共性的落脚点还是公共利益，正如前面所述，公共性的达成需要理性和批判精神建立共识，这种共识达成的过程是通过意见的交流，报纸在实现意见交流的功能，有其特性，报纸是一种大众化产品，不是对抽象价值观的严密的逻辑演绎，若不与常识相结合则无法奏效。

　　二、都市类报纸时评公共性的达成：常识的建构

　　在西方哲学中常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指感觉，但它不是视、听等外在的感觉，而是指一种内在的感觉，另外是指人们在日常行事中所具备的一种基本的理智、见识和判断能力等。从第二种常识的界定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常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政治等相关的公共性实践中起约束与规范作用的基本准则，另外一种则是与认识论密切相关即一种认识世界的能力与知识形态。在探讨公共性与常识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要认识常识、日常知识、科学知识以及理论的关系。“在概念中要区分常识与日常知识，日常知识内涵比常识要广，可以这样认为日常知识包括常识，常识只是其一部分”[5]。而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系来看，科学知识在其起源上与常识关系密切，其次当人类在建构科学知识之时，常识在其中起到了公理和方法的作用。但同时要指出的是常识与理论两者不是处在一个层面上，就拿常识解释与理论解释来比较常识解释呈现散点状，并不是系统化，而是就事论事；理论解释则不同，理论解释呈现系统性，理论里面所包含的各项定理是有机的勾连，对世界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说“常识解释就事论事，而一种理论对各种现象的解释互相勾连，形成一个整体”[6]。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常识是散点状，随着科学的发展，常识与科学、理论分离，在这风险社会里，人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需要理论来解释，然理论解释如用抽象的言语来表达则效果欠佳，因此理论解释须用日常语言来陈述，使得理论内化为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

　　作为都市类报纸的时评，是公共舆论表达的一种形式，时评的受众是公众，都市类报纸通过时评来到大公共性的塑造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时评的内容的选择上，都市类报纸的时评遵循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从自身角度来看，这种公共利益的取向是都市类报纸主流化转型诉求的重要途径，从读者角度来看又可以为公众提供表达意见和利益的平台。公共性价值的达成，还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不同于以往那种依靠政府强制性的权威共同体，公民不同于以往的臣民，臣民并不是国家的主人，也不同于以往的人民概念，人民是个政治性概念，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从“公民”这个词来说，它没有“人民”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是中性的，“公民”是单数，强调建立在自主性基础上的个人权利，公民社会的建构在中国是个现实的问题，在中国首先要启蒙的是公民意识，都市类报纸的时评在这社会转型期是不能缺位的，在时评的设置上主要是两种，一类是开辟读者来信版或栏目，让公众参与、让公众发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加强了报纸与远置的良性互动更在于经过持续不断公众表达是民意得到凸显，第二类通过社论等方式利用固定的版面，达到公民意识的启蒙，都市类时评的价值就在于告诉人民公民社会的常识，并且能利用这些常识来理性思考。都市类报纸时评对公民常识的启蒙，并不是在抽象层面的逻辑愿意，而是通过议题的常识处理，将其内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善恶、是非标准。

　　只有公民社会的常识、常情被大众所知道、认同、并内化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时，公民的意识才算形成。二是通过一种常识的话语来进行叙述，常识性的话语形态是从“这是从常人而非专家的视角出发而阐释的心理学形态。因此，常人关心的是生活的原则，而非普遍性的规律”[7]。科学性的话语虽然精密，但却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用这种话语作为时评的叙述方式，很难形成对话，最多只不过成了媒体的自白。因此都市类报纸的新闻时评在叙述时应该用常识性的话语的叙述角度，新闻时评不能只是作者的独白，而是想象与读者的对话，因此说常识性叙述的话语就是相对于那些抽象性、使用概念的专业语言而言，它更强调用生活经验、以通俗的话语来表达，体现一种平民的交往方式，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话语，让平民能理解复杂的专业性事实。

　　三、结 语

　　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正面临着转型，公民社会还见雏形，如何提高公众的公民意识，成为都市类报纸必须承担的责任，而提高公民的意识，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作为媒体而言，主要是传播公民社会的常识，让公民了解公民社会的常识、常情、常理，将其成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这是最大的公共利益。而时评为公共领域的建构创造基础与条件，同样时评是建构公共领域的最新锐增长点。

　　基金项目：本文是江西省人文社科课题：“中国都市类报纸新闻评论的实践与公共性的建构——以江西都市类报纸为个案研究”（10tw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范海诚，男，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实务研究。

　　参考文献：

　　[1] 郑根岭.新闻评论新态势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5).

　　[2] 高红,魏平平.公共性的产生与生产——兼评中国语境下的公共性生产问题[J].太平洋学报,2010(12).

　　[3] 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D].复旦大学,2006.

　　[4]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5] 李醒民.知识、常识和科学知识[J].北方论丛,2008(1).

　　[6] 周晓亮.试论西方哲学中的“常识”概念[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3).

　　[7] 王广新,王艳芝.常识话语形态的心理学[J].理论探讨,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