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电视“民生新闻”与美国媒体的“公众新闻”具有某种表象的、话题式的联系，但两者兴起时面临的环境压力完全不同。社会制度层面的差异造就了这两场新闻运动运行的不同方向；公民社会资源的厚薄、社团数量的多寡，也使两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组织-议程支撑。尽管民生新闻不可能成长为美国式的公众新闻，但后者的新闻理念和实践仍然给转型中的民生新闻的提档升级以巨大的启示。

　　【关 键 词】民生新闻 公众新闻 社群主义 协商政治

　　【英文标题】The Civic News and "Public New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vic News

　　【作者简介】王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210093

　　电视“民生新闻”的勃兴，是中国电视新闻界改革发展的重大成果之一，也是电视业界和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滥觞于2002年元旦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随后迅即波及全国地方电视台的电视民生新闻，正站在转型的关键点上。《南京零距离》的名头已经改换为《零距离》，显示出摆脱地域限制、将“零距离”理念推延至全台资源和全地域报道领域的勃勃雄心，“转型”、“升级”的冲动异常强烈。据笔者所知，全国各地电视民生新闻栏目也早已酝酿自身节目转型之策略。“转型”、“升级”乃是正途，因为它预示着创新的活力，问题是，转型的方向是什么？这事关转型的成败、得失，故而值得人们深思。早在前几年，学界就有一种呼声，认为中国电视民生新闻的转型方向当为曾经在美国风行一时的“公众新闻”。笔者以为，“公众新闻”的部分理念可以植入民生新闻的改版升级，但后者的总体转型方向不可能是在理念、内涵和功能上与民生新闻有显著差别的“公众新闻”。

　　一、压力与语境的差异：两种不同的“第三次革命”

　　任何新闻主张的出现，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某种特定情境的反应方式，换言之，都是对某种特定压力的一种回应。因此，了解任何一种新闻主张所面临的压力或语境，就能够准确把握这种新闻主张是否“因时而生”、“因势而成”，从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公众新闻”的产生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性。

　　压力之一：商业主义的泛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发展出现了由媒介兼并而催生的媒介垄断和媒介巨头，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主义的泛滥。商业主义以迎合公众趣味为导向，以刺激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的上升为目标，以“消费主义”价值观影响公众思想，加剧了公民的政治冷漠和社会冷漠症。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媒介资本化程度和宣传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垄断资本为代表的“私人利益”和“私人领域”日益取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报刊的公共特性，操纵了公众话语权，从而持续削弱公共媒体的批判功能，最终导致作为现代公民社会特征之一的“公共领域”的毁灭。他在1961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指出：“随着商业化和交往网络的密集，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宣传机构组织程度的提高……进入公共交往的机会则面临着日趋加强的选择压力。这样，一种新的影响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具有操控力量的传媒褫夺了公众性原则的中立特征。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统领了公共领域。”①显然，随着资本主义媒体工业日益依赖资本力量并趋于垄断化发展，以利润为中心的商业法则消解了媒体的“公共性”，尤其是政治报道的公共性。一个最凸显的例证就是，美国公众对媒体关于1988年总统大选的新闻报道非常不满，因为后者基于自身的“专业理念”，越来越关心竞选活动本身和竞选人的言行以及私生活，对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则缺乏深入、持续和通俗易懂的报道。文化观察家迪狄恩(Joan Didion)甚至把这种新闻报道图景中的竞选政治称之为“局中人的棒球赛”②。类似的糟糕的“公共叙事”不仅败坏了新闻业的形象，导致阅读率和收视率的下降，也持续削弱着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

　　压力之二：媒体的生存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公众新闻”的主要实践者是报纸而非广播电视，更非新兴电子和数字媒体。有学者认为，公认的“公众新闻”较早的实践者是美国佐治亚州的《悬木-探寻者报》(Ledger-Enquirer)和俄亥俄州《阿克伦灯塔报》(Akron Beacon Journal)等，它们分别策划和刊载了关于改进城市生活和改善种族关系的连续报道，这些报道基于报纸和市民的互动③。这些报道的成功波及到其它报纸，并带动了广播电视的创新。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以报业为主体的传统媒体面临着新兴的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的冲击，发行量下降，呈现出自商业报纸以来所没有过的巨大危机，报纸的影响力也江河日下，特别是年轻读者的流失严重。另一方面，主流报纸在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为其摇旗呐喊，实际上沦为政客执政的舆论应声虫，客观上麻痹了公众对严肃政治经济问题的真正关注。在1988年总统大选中，主流报纸不惜冒种族影射、对抗新人权运动“发展权”、“资源共享权”主张的风险，力挺乔治·布什的竞选。应该说，报纸的上述拙劣表现偏离了其应有的公共性立场，也使得公众因厌恶和麻痹而远离了与他们实际利益息息相关的真实的现实政治进程。更严重的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被日益壮大的跨国公司的利益所绑架，成为后者开拓市场的政治工具，兼并后的报纸、报团等越来越依附于跨国财团，成为其利益的代言人。显然，媒体同时面临着“为什么还需要媒体？”、“媒体到底为谁服务？”的合法性危机。

　　“公众新闻”(Public Journalism or Civic Journalism，或译“公共新闻”)恰恰就是此一时期在美国新闻界兴起的一场变革运动，是新闻界针对其在商业化过程中招致的社会批评和种种信任危机而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作为媒体之本质的“公共性”被商业利益消减之后最直接的反思与挽救。被称为“公众新闻之父”的纽约大学教授杰伊·罗森描述的理想的“公众新闻”具有如下特点：1、视人民为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2、帮助政治性社群针对问题而行动，而非局限于知晓问题；3、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而非听任其遭到破坏；4、帮助改善公共生活，使人们对它感兴趣并投身其中④。概言之，美国公众新闻学运动提倡新闻以成就民主的社会秩序为目标，克服公众政治冷漠症，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改善社会公共生活，通过关注社会问题，并经由公众讨论发现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使媒体重新得到公众的信任，并以媒体最直接的方式促进美国民主的健康发展。毋庸讳言，“公众新闻”的提出，也是美国报业企图重新恢复“公器”声誉、以期在与新兴电子和数字媒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一种努力和自我拯救。如果说从政党报纸到商业报纸是第一次革命，从自由放任的媒体到“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是第二次革命，那么，把相对抽象的媒体“责任”建立在唤起公众政治参与的“公众新闻”范畴则是所谓的第三次革命。

　　中国的民生新闻最初也源于报纸，脱胎于边缘型的“社会新闻”和“市井新闻”，经电视引入改造后方获得“正名”并名声大噪。但与美国“公众新闻”完全不同的是，民生新闻所面临的现实压力和语境不是商业主义的泛滥和新闻合法性危机，首先是传统新闻叙事观念与新时期观众新闻需求的巨大脱节。在新世纪初期的电视新闻领域，“国家主义叙事话语”是中国电视新闻的主流话语形式，从中央到地方，“大政方针”、“宏观政治经济形势”、“重要会议”、“领导人活动”等以社会精英为主角的宏大叙事主题牢牢占据着中国电视荧屏，民生主题是以上述电视叙事的“派生物”或“证明物”的面目出现的，没有自身的实体性意义。这种状况脱离了广大电视观众的实际需求，自然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有作为的电视人开始思考电视新闻的突围之路。就此而言，民生新闻运动必然意味着对上述新闻叙事理念的变革。民生新闻的最初实践者和标杆栏目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创制人景志刚认为，2001年冬天来临的时候，当时的电视人“身陷困局”，他们苦苦摸索出“民生新闻的巨大生命力在于它体现了我们这个平民时代新闻必须具有的精神品质。我把民生新闻的精神品质归结为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⑤。民生新闻取得成功的本质乃在于地方电视台寻找到了寻求自身突破的现实策略，顺应了中央高层对于新闻工作提出的新的政策性要求(“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以及由此派生的新闻工作“三贴近”要求)。这种顺应不仅使民生新闻获得了“正名”和合法性基础，而且争取到了自身生存的最大政治空间。

　　其二，民生新闻是媒体环境和市场压力的直接后果。新世纪开始之际，央视一枝独秀，占据着中国电视市场的巨大份额，客观上对各地方电视台形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各地方电视台尤其是城市电视台在较低的层次上争夺着有限的地方电视市场，“频道中心化”、“制片人制、主持人制”、“栏目化、杂志化”等创新招数之后，电视新闻的改革空间似乎释放殆尽。此外，彼时的电视节目缺乏自身的包装和营销手段，市场诉求方式单一，难以激发观众持久的收视欲望。民生新闻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视呈现方式和营销方式(晚间黄金时间播出的大容量本土新闻信息，最能体现电视媒体独特优势的直播形态，政策话语的新闻化表述，具有亲和力的主持人“说新闻”，多种形式的“有奖收视”营销活动等)，使观众眼前一亮，从而成功化解了媒体呈现和观众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当时的电视竞争从“红海”走向“蓝海”。

　　民生新闻在自身内容上从“宏大叙事”转入“微观社会学”观察，颠覆了观众对电视的原有认知和期待；媒介现实和生活现实的重合，既满足了观众期待已久的新闻收视欲求，同时也使这种欲求定型化和模式化(笔者注意到，民生新闻诞生之后不仅在横向上被各地方电视台“克隆”，从纵向看，各电视台的各类新闻节目也有“泛民生化”的倾向)，以致电视观众产生这样的想法：好的新闻就应该是民生新闻这个样子。

　　李幸认为，自1993年以来，中国电视有过三次革命，第一次以央视《东方时空》为始作俑者(讲述“百姓故事”和记者主持人制、制片人制)，第二次以湖南电视台《幸运3721》、《快乐大本营》为标志(娱乐电视的地方经验)，第三次则是肇始于《南京零距离》的民生新闻，“第三次革命里出现的平民主播，使得电视的大众性、平民性终于浮出水面，电视回到它应该有的样子上来了”⑥。

　　很显然，美国媒体的“公众新闻”和中国电视民生新闻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环境，它们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完全不同，应对方式也大异其趣。如果说“公众新闻”面对的中心压力是过度商业化以及新闻公共性的丧失，民生新闻的环境则是“太不商业了”、“太宣传化了”以及新闻本性的丧失。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超越表象的联系，达到对其差异性本质的正确认知。简言之，中国转型期的民生新闻不可能直接承接美国上世纪末期作为一场新闻反抗运动的“公众新闻”的余绪，因为它们在质上有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