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5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2015MZD046。

　　“讲故事”如今成为政治和商业传播领域的流行观念。人们认识到了故事的价值和讲故事的重要意义，譬如故事易于传达情感、意见和信念，易于倾听、理解和分享，易于激活或沉淀集体记忆。在对外传播中，讲故事能够缓解多元文化的传受焦虑，唤起共情合意。然而，人们一边强调讲故事的力量，一边又对如何讲故事语焉不详。本文从六个方面切入，试图廓清故事的要素与结构，进而为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参考。

　　一、叙事学与戏剧五因

　　叙事学对故事和讲故事的研究用力最多。叙事学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在60年代以后渐趋兴盛。它所关切的核心问题，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探究人类叙事中潜隐的稳定模式或曰“永恒”结构。叙事学的研究者们乐观地相信，表面上千差万别的故事文本其实存在着稳定、趋同的要素和结构；一旦尽在掌握，便可自如地阐释、创造某些历史和社会生活文本。

　　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确发生在变动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之中，但对其叙事却存在抽离了时间和空间的稳定结构。“叙事”把凌乱的生活秩序化，将千头万绪、流注生灭的历史“格式化”，进而生产出能够解释今天、规约未来的意义。我们通过叙事描绘人生图景，并藉此实现自我认同和合理化。

　　在20世纪早期，叙事被狭义地理解为讲故事。随后，叙事的强势崛起扩展了它的边界，除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外，神话、文学、电影、电视剧、广告、公关、新闻报道乃至日常生活中相对完整的交流、说服皆可归入叙事的范畴。也就是说，生活处处皆叙事；所谓叙事，就是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话语建构。

　　1984年，费舍尔(Walter Fisher)提出了“叙事范式”(narrative paradigm)的概念。这一范式的基本假设是，人是叙事的动物(narrative beings)，“体验和理解生活，就像经历一场持续的叙事，它有冲突、分享、角色扮演、开场、中场和结尾”①。因此，说者应当为听者提供好的理由，花力气讲一个让人佩服的故事(story)，而非生硬地加工证据、枯燥地展开推理，或者企图建构一个牢不可破的论点。②叙事范式强调了人是讲故事者，同时认为价值、感情和美学构成我们的信仰和行为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更容易被一个好故事而不是一个好论证说服。③

　　伯克(Kenneth Burke)比费舍尔更向前一步，提出了“戏剧五因”理论。这一理论来自伯克对一句俗语的“再发现”：人生如戏。人的动机、行为及其创造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在结构上恰恰如戏剧一般。伯克据此提出了用以分析人的动机、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五个“戏剧性”因素：行为(act)、执行者(agent)、方法(agency)、场景(scene)、目的(purpose)。

　　“戏剧五因”的每一个方面都不难理解：行为即人区别于动物的“运动”，人的行为有意识、目的、选择的自由；执行者即行为主体，可以是个人或团体；方法即执行者实施某种行为时所采用的策略、手段和工具；场景即行为发生的时空语境和外部情势，提供行为的条件和理由；目的即执行者欲求的效果或结果。

　　“戏剧五因”形成了标准的戏剧结构、叙事结构，可以普泛地解释“如戏的人生”，亦可生成商业、政治和文化的各种文本。事实上，在“戏剧五因”理论诞生后，它一直被应用于文学、影视和新闻等叙事作品，以及广告、公关、演讲等说服性文本分析之中。

　　基于伯克的“戏剧五因”，我们可以提出说服性叙事的五个要素及其操作化的策略模式。为了对“戏剧五因”进行说服、传播意义上的对接和转换，我们不妨用“语境”替代“场景”，“角色”替代“执行者”，“行为”“方法”和“目的”不变。以下即探讨叙事的这五个要素及其对应的故事结构和讲故事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