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综艺节目火爆荧屏，先还一阵热闹，后就招来种种质疑、反感直至厌恶。就报章所见，大抵是嫌其大张旗鼓地“舶来”甚至抄袭，之后就换汤不换药地跟风、炒作，以致创意不足“杂碎”凑，不思开掘文化底蕴以彰文明文化之风，而是借助声、光、电比拼场面比拼奢华比拼怪异……正因其此，文化人大抵不看这类节目。

　　然而且住，前些日，无意中拨到了不知中央台已经播了几期的《中国好歌曲》，我一下子被那节目的氛围、在场人的语言神态吸引住了，我由此想到了艺术家的目光、胸怀、创作状态、创作人彼此会心的交流……久违了，这种令人陶醉的艺术沙龙式的话语情态！我于是不时地寻找这个节目，自是为听这些新奇大胆、独辟蹊径的原创歌曲，更是为看和听刘欢、周华健、蔡健雅、杨坤四位“导师”与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职业不同背景的“学生”们的互慰互勉互动的令人熏熏欲醉的欣赏关爱。

　　不消说，这四位导师确是来自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众口皆碑颇有造诣颇有建树的演唱艺术大家，可当他们面对那些来自草根名不见经传的音乐人、倾听他们自创自唱的演唱与诉说时，我看到的第一是发现，第二是欣赏，第三是陶醉与共享，第四是激情与完善。艺术路上无老幼，创作园中无贵贱，只要有探索有发现就激赏就扶助，只要有能为有创建就欢呼就敬畏，这才是艺术家的胸怀和风度！

　　因又想到从前乃至当今一些别的栏目特别是“选秀”节目的情状，往往是经过众多“专家”们翻箱倒柜搜来的犄角旮旯的种种偏难问题，由“导师”们或“主持人”们背熟后，再以他们貌似无所不知君临天下的姿态向选手们一个个发问，待到选手们答不上来或答之一二时，他们就或冷嘲或讥讽或高深莫测地引经据典尤其是引自己之“经”之“典”指导教训一番，每看这样的节目，总觉那些“导师”和主持人们已成无所不知的“神”，而选手们连在他们膝下的人的资格都嫌不够……这哪里是选秀，哪里是节目互动？更谈不上艺术园地里培育切磋与欣赏了。

　　其实，“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师友相亲、奖掖后人历来是中华文明的传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正是在这种传统文明之风的熏陶下，年仅24岁、学历不过是顺天高等学堂毕业（相当于大学预科）的梁漱溟就被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聘为北大哲学系教师，前后整整7年，以致成为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东方文化大师；1924年前后，还是湘西文学青年的沈从文历经战乱后来北京闯世界，他一心想去北大求学，可能够投靠的亲戚世交不愿帮忙，他只好靠写稿投稿维持最简陋的生活。可投出的稿件也大抵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万般无奈，他写信给几位从无交往的大作家求助。一个风雪交加的隆冬的下午，接到沈从文信的著名作家郁达夫按照信中地址亲往西城一家小公寓看望这位求助的青年。当他见到仅穿一件夹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正用冻得发肿的手写小说的瘦小的沈从文时，郁达夫抑制不住满腔悲悯，不禁热泪盈眶，他立即解下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围在沈从文的脖子上，之后，拉着他去饭馆吃了一顿热腾腾的酒饭，临别时将自己身上仅余之钱全部给了沈从文。回家后，他奋笔疾书，连夜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借以揭示黑暗、呼吁社会。此后，这两位在中华文坛上冉冉升起的巨星成为终生的师友和莫逆。

　　近读苏缨之《纳兰词典评》，当他点评到纳兰之《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争做两处销魂”一句时指出，此句乃为骆宾王“相怜相念倍相亲，一生一代一双人”之化用。继而议论道：“诗词史上，大有原版藉藉无闻，而一经他人化用，反为世人千古传诵的佳话”，“眼前这首《画堂春》，骆宾王的原句不知还有几人记得，容若（纳兰）的词章却传遍于有井水处。”早于纳兰近千年的骆宾王自不知纳兰化用了他的诗句，因料想，他若地下有知，也会为着“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王国维语）的纳兰的诗词成就而欣慰而称羡，而绝不会如当今某些“导师”们一样指斥说“这都不懂？”“你这是抄袭我的！”对这个化用，苏缨还引经据典啧啧称道，这就是文艺家的相互欣赏和宽博胸怀。

　　长者就该有长者的风范，大家就该有大家的胸襟，这风范才是艺术大海的航标，这胸襟才是温暖后继者敬畏、信心与激情的沃土。我们呼唤这种风范与胸襟，我们期待更多些《中国好歌曲》这类节目，因为它不光为我们送来了一席审美盛宴，更让我们享受着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砥砺的人文精神与君子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