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红包批评在文艺评论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虽然电影评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影片宣传营销的手段，但2013年12月《私人订制》上映以来，导演冯小刚与影评人之间的纷争，仍然将电影评论的尴尬再次呈现在公众面前。这种尴尬显然不是电影评论独有的，而是当下整个文艺评论界普遍存在的。这种尴尬也不仅仅是评论界自身的原因造就的，而是有其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

　　本期，我们邀请3位电影评论人和研究者，一起探讨电影评论的生存困境和发展路径。　

　　嘉宾：电影评论人 周黎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 星

　　电影评论人 虞 昕

　　尴尬身份导致权威下降

　　红包批评是对自身羽翼的伤害

　　记者：按常理，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有分歧、有碰撞，都是正常现象。但关于《私人订制》的争议，显然已经突破了这个层面，这也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下的电影评论与电影创作之间、影评人与创作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周黎明：这件事跟我有关。最初是我写了一篇影评，10分制的前提下我给了它7分，结果遭来很多影评人的围攻。他们认为，我一定是收了影片出品方的好处。

　　影评可以赞，也可以贬，但必须说出道理。道理说得越有据有理，对于创作者和观众就越有价值。影评人和创作者之间，两者是平等的，都有表达的权利，但都不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表达。

　　周星：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是一种共生关系，评论不只是针对创作者，更是针对观众。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创作和评论的相互参照必不可少，遇到创作和评论之间的抵牾也是正常现象，创作者和影评人之间相互尊重的良性互动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当下一些电影创作与评论之间的激烈交锋有复杂的背景，显然不是良性状态。

　　虞昕：就时下国内的情况而言，电影评论和电影创作之间、影评人与创作者之间都缺少真正有效的沟通，基本上是“你评你的，我拍我的”，这无疑反映出了影评和影评人的尴尬地位。从目前的电影生态来看，商业电影以票房定胜负，其它一些电影则可能注重电影奖项，而影评人在这两方面都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电影创作者也不会把影评人的话放到心里去。

　　当然，一个客观原因也是影评人群体本身就鱼龙混杂。现在是一个“人人都是影评人”的时代，新媒体的出现让电影评论变得非常容易传播，电影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又经常成为大众议题，谁都可以说上两句。在“众声喧哗”的当下，影评人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都遭遇了挑战，许多影评人对现实的电影创作语境缺乏了解，常常出现隔靴搔痒或者找不准病灶的情况，这也使得电影创作者愈发轻视影评人的意见。

　　记者：在业内，许多人都认为影评与整个电影生产、宣发、营销构成了一个产业链，影评人与电影出品方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否会影响评论的公正和评论生态的健康？在这样的环境下，又该如何保证评论与创作的促进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