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先秦语类文献的事实性存在无疑有着久远的历史，并且它的若干文本在漫长的过去受到重视和阐发，至今遗留下丰厚的阐释文本。但是，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系统地加以研究，却是近年来才发生的现象。

　　先秦语类文献的事实性存在无疑有着久远的历史，并且它的若干文本在漫长的过去受到重视和阐发，至今遗留下丰厚的阐释文本。但是，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而系统地加以研究，却是近年来才发生的现象。俞志慧教授在这一领域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是书虽于2010年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但它实肇于俞教授所申请的200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语”新研》。笔者曾在2007年阅读了该课题的结题报告《语：一种古老的文类和教材》，现在蒙俞教授馈赠，再一次拜读《古“语”有之》。回顾这两次阅读过程，窃以为《古“语”有之》之成就，荦荦大者，有如下几方面：

　　一 整体的视角

　　对于先秦语类文献而言，过去主要停留在专书的训诂考证、阐释研究上，《论语》、《国语》即是其显例。这种研究当然有其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从语类文献的生成角度来看，这些研究由于重在专书这样的个体方面，并且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可是它们未能从宏观角度去清理先秦语类文献演变的轨迹。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史”的构建意识，致使先秦语类文献生成、演变的过程长期处于隐晦状态之中。

　　这种遮蔽状态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渐次有所改变。这种突破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新方法的运用。新材料主要是指出土文献，从这方面看，郭店简、上博简等存在很多的“语”类文献，这不但表明它们在当时有着突出的地位，也显示“语”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文体。正是这些出土文献，才引起人们重新思考先秦语类文献本身的意义。除这方面外，新方法也是重要因素。就先秦语类文献价值而言，似乎可做多角度的探索，但这里强调的新方法主要限于文体学方面。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已经存在许多诗文评及文体学的论文和专著，但是这些古代的文论著作、文章总集没有单独胪列语类文体，甚至连古代的一些文体专著也几乎没有对语类文体单独作出评论。这种迹象表明，语类文献在过去并没有当作一种文体而被研究。正是由于新材料、新方法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人们能够从整体上思考先秦语类文献存在的历史及其意义。

　　到目前为止，已经涌现一批从文体的角度研究先秦语类文献的论著，其中既有单篇论文，也有硕、博学位论文乃至专著，这些研究大体可分为具体语类作品文体研究与语类文体总体研究两个方面。在后一点上，就笔者阅读之所及，俞志慧教授的《古“语”新研》（或《古“语”有之》）是较早而又系统地对语类文献加以整体研究的。这种系统性、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作者将“语”作为一种文类来把握。过去对于语类文献的研究多半是分散的、局部的，呈现出窄而深的研究特色；而文类的建构，显然是对一系列而非某一部或几部作品之考察的结果。这样，语类文献的研究就走出了过去的路子而有了整体的眼光。

　　其次，通变的思路。俞志慧教授并没有采用静止的方式对待研究对象，他指出：“学者们在考虑对‘语’这种文类的认定特别是确定究竟哪一些材料可放到‘语’的范畴中讨论时总是左右为难，尤其是很难给‘语’下一个在各个时代、各种形式都普适的定义。但若是我们能用一种通变的眼光去看待它，这种兼容性很强的特色反而使我们更能看出那个时代这种文类的丰富性和生命力。”[1](p.5)这种通变的眼光不但促使作者能够看到先秦语类文献演变的历时性特征，而且在研究过程中被作者自觉加以贯彻，“为了从研究框架上体现古‘语’不同阶段的特色，我选择了《国语》、《论语》和秦简《为吏之道》作个案研究，三份材料大致可以代表‘语’在形式表现上的三个不同阶段。”[1](p.5)由于这种通变的眼光，这就在语类文献研究上建构了历史的意识。

　　再次，作者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先秦语类文献的意义。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在语类文体的观念及具体内涵上仍未取得一致的看法。然而基于自身的立场，俞志慧教授强调：“‘语’这种文类之所以成立，主要不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形式，而是特定的体用特征：明德。当然，因为其特定的施教对象，其中之‘德’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要言之，明德的体用特征是‘语’的身份证明与统一内核。”[1](p.15)就全书来看，这一说法是自洽的。不惟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梳理先秦语类文献对古代训诫读物的影响，“古‘语’从教材功能到流传方式，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给予了古代训诫类读物以深刻的影响，而古‘语’的明德特征、教材功能、嘉言善语的形式、口传文学特色等等又恰恰是训诫类读物之所必需，因此之故，古代训诫类读物成了先秦古‘语’的天然继承者。”[1](p.92)

　　二 新颖的材料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新材料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p.266)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的学术景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的问题意识、理论观点及新的材料。那么，什么是新材料，新材料是不是仅指那些出土文献呢？出土文献毫无疑问可归于新材料之列，但在一定意义上新材料也应该包括那些在新方法或理论观照下显出新义的常见文献。

　　《古“语”有之》一书的新材料兼具上述两方面的特征。就出土文献而论，该书考察了《汲冢琐语》、郭店简《语丛》、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称》及银雀山汉简《要言》这些语类文献。对于这些材料的使用既反映了作者对于考古材料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能够及时对它们加以研究。然而，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能够在一些旧材料中见出不同寻常的新意义，他在该书《前言》中说：“我将《左传》、《国语》及其他先秦文献中引诗、赋诗、诵诗、议诗的内容逐条抄录、排比，在这个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先秦士人在言谈和著述中除了大量征引《诗》、《书》外，还同样喜欢引用先贤时哲具有精警特色的嘉言善语，……结果在先秦文献中统计出凡500多条散见的嘉言善语。”[1](p.1)这些材料以“先秦文献中散见的言类之‘语’汇编”的名称作为该书的附录部分。与此同时，作者“顺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慢慢发现，除了这些散见于各家著述中的嘉言善语外，先秦时期还有大量或成篇或结集的嘉言善语，它们共同拥有一个名称：‘语’。”[1](p.1)依据这些叙述，作者正是在收集过程中才逐渐发现这些材料的价值，而这些新发现反过来又促使作者更为系统地思考这些材料的意义。

　　总之，在《古“语”有之》一书中，无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世传文献，在经过作者的系统处理之后，均呈现新的特质与价值。需进一步提及的是，作者的上述辑录工作虽说是基础性的，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努力初步厘清了先秦语类文献所可能具有的对象范围，它们不但为作者在《古“语”有之》一书中的论述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方便。

　　三 合理的分类

　　作者指出，不但有关先秦文献征引嘉言善语的统计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而且对于这些嘉言善语来说还是一个研究的盲点。这个说法并不夸张。现在我们虽然不能说前人对于先秦语类文献的存在一点也没有察觉，但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工作确实未曾展开过。这一现状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利的地方是在这方面还缺乏研究范式，一切工作尚待研究者自行探索。

　　在这一方面，《古“语”有之》迈出有益的一步。该书对先秦语类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清理工作。面对收集的材料，作者首先从总体上对其属性进行规定，将它们视为一种文类——“语”。接着讨论“语”的存在形式，这是着眼于先秦语类文献内部的划分。作者将“语”划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个类型，并进而指出“每一类又表现为散见的和结集（或成篇）的两种”。[1](p.19)在作者看来，散见的言类之“语”存在谚语、宪言、法言等形式，而结集的言类之“语”包括诸如《国语》之《周语》、《鲁语》、《郑语》、《齐语》、《楚语》，《论语》，《逸周书》之《武称》、《王佩》、《周祝》，《文子》之《上德》、《符言》，《管子》之《枢言》、《小称》、《四称》，《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中、下）》、《武王践祚》，《新语》，《新书·修政语》（上、下篇），《淮南子》之《诠言》、《说山》、《说林》中的记言部分，《说苑·谈丛》等；出土文献如郭店简《语丛》，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马王堆帛书《称》篇，银雀山汉简《要言》等。在事类之“语”问题上，作者认为：“散见于先秦文献中明确标明‘语’的事类之‘语’确实不多，……至于成篇或结集的事类之‘语’则有：刘向辑录《战国策》的底本之一《事语》；出土文献中如上述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国语》中之《吴语》、《越语》明显重在叙事，《晋语》则是记言与记事并存，其主体线索则是叙事。”[1](p.40)尽管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于语类文献的类型划分还存在诸多歧见，譬如从生成角度来看，可分为仪式性、政典型、教学型、著述型；从文体形态来看，又可分为格言体、问对体、事语体三类；而从编纂单位角度来看，先秦语类文献则经历了从“国语”到“家语”的演变过程，如此等等。但是，《古“语”有之》一书是较早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并加以讨论的，它将“语”划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个类型的作法到现在仍然富有启发意义。

　　俞志慧教授不但合理地对“语”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同时还探索这些类型的流变及其二者的关系，他指出，“无论是言‘语’还是事‘语’，其产生过程都是一个动态的不断积累的过程，因而其源头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多彩的。”[1](p.45)譬如言类之“语”，《古“语”有之》一书从六个方面论述其渊源：文献中精警之语、古圣先贤之嘉言善语、史官之语、思想家的思想成果、训诫之语以及民间智慧与民间思想。同时又从形式的角度指出言类之“语”有两种变异倾向：一是大致遵循由口语到书面、由精警到生动、篇幅由短到长的轨迹变异，二是“原先可能是一段对话或者一则小故事，在人们反复引用的过程中，不断浓缩、提炼，最后定格为一个精警的句子，有许多甚至就成为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成语”。[1](p.54-56)通过这种清理工作，就把言类之“语”的生成、衍变过程清晰地展现出来了。此外，俞教授还揭橥了言类之“语”与事类之“语”二者间的转化关系，他指出许多纯粹的言“语”是从事“语”中浓缩、提炼出来的，并总结说：“无论是言类之‘语’还是事类之‘语’，作为教材自然要求生动形象、短小精悍，但为了明德，它更要求精警，虽然这种精警之语来自于对具体历史、传说、故事的概括、提炼，但既经概括和提炼之后，它就可以完全独立，……这个时候，‘语’的叙事成分也就完全淡出，以格言警句的面目出现，我们现在能频繁接触先秦时期的言类之‘语’，但难得碰到完整的事类之‘语’，原因盖在乎此。”[1](p.78-79)总之，这些源流辨析工作大大深化了“语”类型划分的意义。

　　四 精细的考证

　　读《古“语”有之》一书，还有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作者精细的考证功底。因为这一特点可以说是贯穿了全书的始终，这里就只胪举一例以明之。

　　该书第一章标题是“作为一种文类的‘语’之成立”，它分三节进行论证。第一节是对《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九类教材性质的考证。这些教材中，《春秋》、《诗》、《礼》、《乐》属于后来的“六经”范畴，其余五种教材（《世》、《令》、《语》、《故志》、《训典》）由于“古籍散佚严重，故从传世文献中也不易见其全豹，后人想了解它们就得多费一番文献考索功夫”。 [1](p.4)譬如《故志》，作者连引成玄英、郑樵、吴曾祺、王晖诸家说法后，又从《左传》、《国语》中迻录14例引及《志》的例证，通过比勘，指出“‘故志’确有‘记事之史’，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记言之章”。 [1](p.9)由于经过扎实地考证，上述结论就显得有力而可信。作者在分析九类教材性质之后，接着对前人有关“语”内涵的界定做了进一步考察，提出“语”的体用特征的观点，“‘语’这种文类之所以成立，主要不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形式，而是特定的体用特征：明德。当然，因为其特定的施教对象，其中之‘德’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因而，只要是围绕这种体用特征编选的，不论其篇幅长短，也不论是重在记言，还是重在记事，都可称之为‘语’。要言之，明德的体用特征是‘语’的身份证明与统一内核。”[1](p.15)这一结论是承接前面的一系列考证而来，同样是令人信服的。正是基于这种实证的作风，《古“语”有之》一书的许多结论就显得相当的“坚实”。

　　上面从四个方面粗陈阅读《古“语”有之》一书的一些体会，这些看法或许很疏略，也难免挂一漏万之嫌，但权作抛砖引玉之议。最后需提及的是，我们不应忽视这部著作的理论特色，俞志慧教授在《前言》中早已言明理论建构的愿望：写作此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恢复“语”这种文类与教材的原貌，“从一个角度和层面恢复当时人们的一般知识和思想、话语资源，尤其是能恢复‘轴心时期’思想家们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话语平台，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时间上再往前回溯，在内容上更扎实也更丰富”。[1](p.3)至于这方面的景观，就留待读者在阅读此书过程中去领略吧。

　　参考文献：

　　[1]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三联书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