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从生活到结构的探索——访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

　　冯尔康教授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之一。在60年的习史、治史过程中，他恪守“论从史出”的治学信条，坚持“求真”、“致用”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上下求索、耕耘不息，形成了以断代史为基础、以专门史为研讨方向的治学体系。为使读者了解冯先生的治学之道和他对历史研究的见解，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采访，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史学事业的真挚情怀。

　　郑天挺先生引导我走上史学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冯先生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让我们从您的大学时代说起吧。20世纪50年代的南开大学历史系集中了郑天挺、雷海宗等一大批在中西方历史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您是如何在这种名家荟萃的学术环境下踏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呢？

　　冯尔康：我于1955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工作于斯。50年代，先师郑天挺（字毅生）、雷海宗（字伯伦）等教授执掌教鞭。我在读本科时聆听郑师的明清史基础课，选修史料学、明清史专题课，毕业后留校当助教，改读明清史研究生，师从郑师，治学之道受郑师影响最大最深。记得在研究生第一堂课上，郑师讲授“明史的古典著作与读法”，指出《明史》是史料价值高的“好书”，是学习研究明史的基本读物，因此要常读常新，要刻苦钻研，坚持不懈。

　　郑师讲授史料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要用第一手史料找史源，例如档案；二是要对史料做出考证，用他的话说叫作“史料批判”，要考察它的真实性，要了解作者的史观与为人。我接受老师的教导，牢固树立选择精读一部书、搜集与审慎运用第一手资料的意识。在治史方法论上，我接受的是从乾嘉考据学到实证史学的理念与方法，治史求真的理念，可以说是由此得到确立。

　　《中国社会科学报》：习史、治史的求真理念，在您的治学实践中一定经历过一个愈走愈明确、愈走愈加坚定的过程吧？

　　冯尔康：的确如此。求真，无论研究哪一个领域，我都一以贯之。求真，就是要千方百计寻求、阅读原始著作，穷搜史料。我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常客，还常在书库读书，那里有张桌子，是管理员有时需要用的，我时不时就在那张没有配备椅子的桌子旁站着读书。我还多次从天津去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次去若干天，以至一两个月，还曾住宿在位于沙滩的高教出版社的半地下室招待所，因为那时科研经费很是紧缺，而不在意房间的阴暗潮湿。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对这句话的深切感受就是从师教中领悟出治史之路，上下左右求索，至今不敢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