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是中国学术史上存疑两千多年的历史悬案。

　　《周礼》一书原名《周官》，其内容主要包括两周职官制度及相关礼制。自汉代整理先秦经籍，此书得以发现而正式问世。同时，又因此书在官制、礼制上丰富的历史内涵，故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有重要的研究及参考价值。而《周官》一书至西汉末王莽篡政时，始改名为《周礼》，及后遂以此名行世。

　　笔者之所以要撰写《〈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一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乃有感于两千年来，学者对《周礼》一书的内容与成书年代的探索，著作甚多，各陈胜义，但时至今日，对作为《周礼》主体内容的“六官”系统，从其官制渊源及相关人物史事等问题的研究上，迄未能中其要旨，以致《周礼》成书年代的问题，亦根本没能得到解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另辟蹊径，从如下若干方面来研究《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力求解决这一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悬案。

　　其一，笔者从《周礼》的“六官”制度渊源入手，从早期“六卿”官制之萌芽、发展的形成过程及历史演变，结合传世文献和甲骨、金文的相关资料，力求融会贯通，阐幽发微，以冀开出新路。而笔者于研究过程中发现，从帝舜至夏、商、周三代，在以“六卿”官制为主体的职官制度上，有十分明显的承袭关系。从夏启时“六卿”官制的产生，到商代“卿士”和“卿事寮”制度的设立，以及西周初年周公所作《周官》（即《尚书·周官》篇）中对“六卿”职官制度的发展，乃至春秋中期晋文公以“被庐之法”所建立的“三军六卿”制度，最后归结到战国初年与《周官》一书关系最为密切的魏文侯身上。笔者经过反复考证，发现有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周官》亦即《周礼》一书是在魏文侯主导下，由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编制成书的。而《周礼》一书中的“六官”体系，恰好与帝舜时代及夏、商、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晋国的“六卿”职官制度，有其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其影响及于后世。所以，在研究方向及方法上，笔者根据历史事实，首先确立了以“六卿”官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史的整体观念，而《周礼》一书中的“六官”系统，正是这一职官制度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可以说，笔者的这一论述，正是本书主要的理论框架及借以论证的重要理据所在。

　　其二，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深刻地认识到，由于《周礼》是一本记述两周职官制度的专书，而与两周官制有密切关系的关键历史人物，无论周初的周公，或是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乃至战国初期的魏文侯，他们显然都属于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姬周系统。因此，研究此中的关系，关键在一“周”字。而《周礼》一书与许多冠以“周”字的经典，如《周易》《周书》《周诗》《周礼经》等一样，在经典的来源及整理编修上，都与姬周王室及姬姓侯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研究两周时期的社会政治、典章制度和相关的人物史事及典籍文献，如果不明周礼“亲亲”之义，那么在考证《周礼》一书的制度渊源，以及研究其究竟成书于何时和成于何人之手的问题上，肯定不得要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