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宗俊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 唐代敕使印度的外交家王玄策应为曾出使大夏等中亚古国的王名远，二者为名与字的关系；《大唐天竺使之铭》为王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去程所刻，该序铭对于廓清“吐蕃—泥婆罗道”的南段走向十分重要，并是王玄策途经该道宝贵的标志性遗迹；王玄策数次出使曾先后取道“吐蕃—泥婆罗道”与西域古丝道，历次往返及相关事迹多可进一步考证，其中亚、陇右之行意义亦很重大；唐宋之际撰成的史书及佛教典籍所见《西域记》并非裴矩《西域图记》或玄奘《大唐西域记》，而多指王玄策《西域记》，《通典·边防典》“西戎”门保存了佚失千载的唐官修《西国志》的许多内容。

　　【关 键 词】王玄策；王名远；《西域记》；吐蕃—泥婆罗道；《大唐天竺使之铭》；吐蕃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0)04-0011-12

　　王玄策是我国唐代杰出的外交家，唐初数度敕使印度而建功异域，但不幸生平事迹史书缺载，其本人行记大部分散佚，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其事迹近乎湮没无闻。近代以来，众多的中外史学者①根据《法苑珠林》等的零星记载，以及1990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之铭》对其事迹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钩沉稽考，同时对与之相关的初唐历史、对外关系史、历史地理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其事迹渐已昭彰于世。

　　但就是因为王玄策生平史书缺载，其事迹见诸史籍者又零碎而语焉不详，虽经多年研究，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如其出使的次数、历次出使的时间与出使往返所取的路线，以及其《中天竺国行记》的散佚及与诸典籍的关系等，至今皆为聚讼纷纭的难题。尤其对他是否曾途经大夏等中亚古国，学界的争论最为激烈，正如霍巍先生言：“关于王玄策是否到过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大夏国的确是王玄策史迹中的一个疑点，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②本文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及当时的民族关系、交通道路、各文献之间的关系等情况，对其事迹及相关问题作一新的探讨。

　　一、王玄策即王名远

　　王玄策的事迹学界关注的已经很多，而与王玄策生活在同一时代，且与其出使的时间几乎一致，亦建功异域，生平事迹亦不为史书记载，千百年来不被史家所关注的还有一位出使西域的大使，他就是王名远。史书记载了几条与之相关的材料，其一，《唐会要》卷七十三载：“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③其二，《唐会要》卷九十九记载，吐火罗国“（显庆）三年，其叶护那史乌泾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县使王名远到其国，以所理阿缓大城为月氏都督府，仍分其小城为二十四州，以乌泾波为都督”④。其三，《唐会要》卷一百载：“龙朔元年，其国王卑路斯使奏频被大食侵扰，请兵救援之。诏遣陇州南由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为都督。”⑤另外，龙朔初年唐在吐火罗等原中亚国家设立州府之事两唐书《地理志》皆有载。这几条资料反映，王名远曾于显庆三年和龙朔元年两次被唐王朝派遣出使中亚，而他的这些信息与王玄策事迹颇有相似之处。

　　其一，上引文所记的时间“龙朔元年六月”，结合上下文显然是王名远继显庆三年出使归来后进书与朝廷再次下诏令其出使的时间。前次其出使西域归来的时间虽无从知晓，但因此时向朝廷进书，应该与龙朔元年六月相去不远；《法苑珠林》有条记载王玄策出使归来的资料曰：“（迦毕试国）古王寺有佛顶骨一片，广二寸余，色黄白，发孔分明，至大唐龙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从西国将来，今现宫内供养。”⑥这里明确记载王玄策出使归来的时间为“唐龙朔元年春初”。二者皆为龙朔元年，前者为“六月”，后者为“春初”，但若将这一时间之差理解为王名远前次出使归来后休整与整理其《西域图记》的时间，则两人这次出使归来的时间正合。而且据下文所考，两人这次出使出去的时间也是相同的。

　　其二，两人出使归来后皆有行记呈递给朝廷。据上引文，王名远所进者为《西域图记》（此不见其他史书），而王玄策所进，据《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等为《中天竺国行记》，共十卷，明谓“王玄策撰”。对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撰成的时间，学界有争议，但相比之下已大都倾向于冯承钧、陆庆夫先生提出的“在龙朔元年到龙朔三年（公元661～663年）之间”⑦，此说明两书撰成的时间也是相同的；另外对于两书书名，似乎也有关联。上引文谓王名远出使归来后向朝廷所进者为《西域图记》，而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一书在《法苑珠林》、宋人志磐《佛祖统记》等书中就多次被称为《西域记》，此前贤已经指出，所谓的《西域记》实际上是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一书之别称。⑧而对于王名远所进朝廷的《西域图记》，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所修的地理志书图文并举，而图文又是分离的，《西域图记》因图遗失或分离后，即可单称《西域记》。由此，也就是说两人大约在同时撰写的书名也是相似或是相同的；另外，据下文考证，二人撰书皆为唐官修《西国志》所依据的重要资料。

　　其三，王玄策与王名远的行程有相似之处。关于王玄策出使印度所取的道路问题，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难题。这其中孙修身先生坚持王玄策历次出使皆经今天的中亚，并非走唐蕃古道的北线——长安至逻些段。我们暂不讨论孙先生此观点正确与否，但可注意的是他所坚持的观点其中有王玄策到过今天的中亚，而且先生列举了许多王玄策曾到大夏等西域古国的可信资料，其中典型者如《法苑珠林》等记载王玄策到“大夏”、“迦毕试国”等，日本奈良市药师寺佛足迹石铭文所引王玄策《西域记》记载“丘慈国城”佛堂玉石上佛足迹见闻等，⑨都说明王玄策曾亲履其地。则两人应皆有出使中亚“大夏”等国的经历。二者几次出使前后职任的品级也是相符的。

　　最后，“玄策”与“名远”互为表里，彼此释义。“玄”，古文有“远”之意，《说文》曰：“玄，幽远也。”《庄子·天地》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而“策”，古文有“简册”或“写在策上，记载”之意，且古文有“策名”的陈句。《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由此，结合下文我们对于两人事迹的进一步考察，以及古人起名取字多出史籍，追求文雅含蓄而彼此释义，而史官不称名而称字又为同僚间的彼此尊重等常识，我们提出“玄策”与“名远”应为一人，二者实为名与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