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即经学研究的全面复兴，而其中礼学研究最为引人注目。这种新趋向经过多年酝酿，当前已经蔚然成风，并与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相互呼应。经学研究的全面复兴，其核心关切是尝试再次激发中国文明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以适应并补充现代国家想象，而礼学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则适应了新礼俗建设的需要，其意图在于应对当前社会整合危机。

　　在文化与学术意义上重建经学

　　当前的经学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由学术驱动和文化驱动的两种研究范式，且均以“经学重建”为目标，这是当前的经学研究迥异于此前所谓“超经学”的经学研究之处。应该说这是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呼应着从中国文明史的独特道路中寻找中国原理的实践需要。以往无论所谓文献学意义下的经学研究，还是对经学加以历史还原审视的“经学史”研究，都是在现代学术视野下配合启蒙心态而进行的批判性或超越经学研究。而以“经学重建”为目标的经学研究，则首先尝试重新贴近“经学”在传统学术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在其本来面目上展示“经学”之所以为“经学”的意义同时，试图从中重构传统中国文明的精神。

　　与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不同——就其实质而言，“五四”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过是“另一种五四”传统而已，文化驱动的“经学重建”运动的展开本身具有应对当前中国问题的鲜明的“致用论”倾向；而学术驱动的经学研究，则以一种蕴藉知识的态度，实证且历史地展现“经学”作为文明传统核心的意义。

　　当前的“经学研究”在有意无意地回避“国学”的概念。且不说“国学”概念发生在视“传统”为“国故”的现代背景之下，即使是在视“传统”为“国粹”的激进修正之下，此概念仍然是一个现代语境下的后设性建构，远没有“经学”渊源深厚。在“经学”概念的运用中，更多关注的不是传统学术体系的恢复和打造，而是文明教化与文化象征系统之间的关联，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都关涉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社会人心凝聚等难题的解决之道。

　　学术驱动的经学研究和文化驱动的经学研究具有不同的意趣。后者大多以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为圭臬，不可避免地蹈袭了康有为、廖平一派“异议可怪”的学术风格；前者则更多以一种贴近历史和传统的保守心情来对待经学传统，是对文明传统怀有敬意和温情的研究。这是当前经学研究中最值得称道之处，因为这种态度使得对传统和历史的研究重新具有了灵魂，使实证研究不再是拆解和批判传统的手段，而转变成重建传统的方法。

　　经学研究是发现传统中国文明独特性的必由之路，其中蕴含着的文明的基本原理以“经史”融合，即两者相互支撑的方式实现。经学中所传达的文明价值是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因此，“经学”总是需要面对开放的历史来创造新的文化形式，而经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能够从中掘发出适应并引领时代的文明价值，并同时也必须有能力以此价值原理贯通性地解释中国历史的新发展。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何种“经学重建”的路线，都必须使“经学”经受现代学术和历史事实的考验，使其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新的价值导引的作用。

　　深入解释传统中国礼治精神

　　关于中国历史上经学与文明之关系，钱穆先生曾将其概括为先有《春秋》学之“兴王致治”，后有《周礼》学之“广道术”。也就是说，《春秋》学之兴起是时势改换之先声，而《周礼》学之相继则是对政教新施设的创造，在历史大传统中对“旧邦”与“新命”实现更高层次的辩证综合。在当代经学研究中，大致也经历了一个由《春秋》学向礼学的重心演化过程，而礼学研究之重心则在于三礼学的全面复兴。

　　当代礼学研究的复兴，首先是三礼郑氏学的复兴，其中尤以仪礼郑氏学为重点，而这一潮流应该说是承自清代以来礼学研究的传统，特别是对被称为“最后一位经学家”的曹元弼之学统的发掘与继承。其次，在当前礼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对朱熹礼学的重视，特别是对《仪礼经传通解》之重要性的再发现，其中对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的发现和整理则具有标志性意义。

　　礼学研究所关注的领域与问题，则有两大重点，一是对国家礼制的研究，特别是对作为国家之大法的“五礼”研究，侧重于探讨古代王权的礼制象征性意义及其在礼治运作中的作用。二是对丧服制度的高度重视，侧重于揭示宗法伦理在化育中国人伦社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丧服制度研究的思想关切在于如何重建中国传统的人伦秩序，通过丧服制度固有的收族敦亲作用，来恢复传统中国的生活世界及其生命意义。这一点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整合危机有关，如何经由传统文化教育和人伦社会重建，来替代庶民宗教在基层社会的传播，转化基层社会的组织方式，从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当前礼学研究背后的重要思想关切。

　　当前的礼学研究还内涵了一种重要的理论努力，即如何通过对传统礼制的研究，来深入解释其精神与价值。有学者指出，礼器与用具之间的形而上学差别实际上构成了中西之间最为根本的文化差异。礼治精神是另一种不同于法治主义的形式系统，它通过整体和谐的世界观来协调人的行为，关注的是行为在整体秩序之下的合宜与否，而法治主义则是对人在追求目的时可能发生的行为冲突加以协调。礼治主义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是服务于世界整体和谐的功能主义政治，因此也决定了传统中国从来不是单纯的政治国家，而是文明国家。在此意义上，如何讲出中国礼治主义的内在道理，关乎重建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我们在现代条件下如何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

　　在中国哲学学科深厚的学术积累背后，总蕴含着深刻的时代关切和理论诉求。如何让这些关切与诉求和历史研究更自觉地关联起来，或许是今后中国哲学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只有如此，中国哲学才能适应时代之需求，积极发挥其理论介入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