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全球学反映了世界问题的发展潮流和趋势。首先，越来越多的议题在本领域专业化发展的同时，还与其他议题密切交织在一起。同时，在国内因素、地区因素和全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非政府行为体在跨国政治与经济活动中更加活跃。因此，全球学的构建有助于人们以全面和立体的视野观察世界问题，理解其本质、根源和复杂性。

　　全球学中的全球思维。在全球化时代，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相互交织和渗透，各个领域的问题彼此关联。任何问题的发生、发展和解决都牵涉各种行为和要素。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分野，使学者对问题的关注主要囿于传统的学科知识架构和学科界限。而政府组织结构中普遍存在的按领域划分部门的情况，导致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很难具有综合视野。特别是部门主义和局部思维，极大地限制了政府政策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另外，在民众中间，依旧存在问题归类的思维惯性，以至于对普通社会问题背后的全球根源缺少关注。因此，全球学的构建对于重塑学界、政界和公众的全球思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学科不应只限于理论和政策研究，同时还应当在观念上引导政府和公众，这是全球学构建者不可或缺的社会责任之一。

　　全球学中的地区主义。当前，许多全球性问题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比如金融危机、生态灾难、恐怖主义、海盗、走私和贩毒，等等。同时，无论是欧洲、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地区组织和制度的日益成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说明，全球治理的“地区节点”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欧盟是一个成功的地区主义范例，但是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在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地区主义道路，这些探索本身对全球事务和国家事务有着重要影响。在学术研究中，地区主义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以及地区主义与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关系都应是全球学的研究对象。其中的地区性联合研究，不仅对解决某些具体的全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还能够带动全球学的推广和普及。

　　全球学中的国家贡献。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政府、知识界、企业还是社会团体，都需要重视在全球话语中的表达权，这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全球学固然需要形成全球公认的研究范式、话语和议题，但各国学者也可以根据本国的现实国情或学术研究的历史积淀，为全球学的知识生产提供新鲜血液。比如，在世界和平研究方面，挪威的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就独具特色并具有全球影响力。当然，强调国家贡献并不是追求封闭式的学术研究，而是走开放合作的全球联合研究道路。在这方面，中国需要吸引各国知识精英和研究力量，以建设成为世界性的全球学研究中心。

　　全球学中的人本主义。全球治理的终极价值在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全球学所关注的各种议题、所讨论的秩序构建以及所畅想的未来愿景，最终价值指向都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以及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主张代际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世界各国普及，实际反映的就是人本主义思想。因此，全球学研究在叙事方式上应当超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叙事模式，更多地着眼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关注人的安全、人的环境、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组织和沟通方式的变化。在研究内容上，除了对国际组织、全球贸易、全球金融、全球市场、全球军事权力继续进行研究之外，对城市、家庭、族群、共同体、移民、文化多样性、环境和生态等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全球学中的技术变革。除了市场力量的推动作用，全球化背后的技术变革及其导致的深远影响值得深入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仅是讨论科学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的转移和配置，而是应当分析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国际与国内活动在组织、动员和实施方式上的根本性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全球性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快速革新使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关系交错复杂，网络时代的全球舆论、外交决策、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经济活动方式和文化传播形式等都发生了重要转变。因此，全球学的新的“增长点”就在于探究那些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技术力量。

　　全球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其发展不仅需要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还需要整合国际经济、世界历史、国际法、社会学、宗教学、民族学、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力量。不过，如何在实现跨学科融合的同时，保持全球学研究的主体架构和路径的内在连贯性，仍是当前尚待解决的问题。全球学能否形成公认的研究范式，能否在众多学科研究者中引发重大争论和辩论，能否形成所谓的“全球话语”，都直接关系到这一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