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在进入一种新常态，如何找到新常态下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令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发展队伍中，都需要“智库”在细节及战略展望上给出实践和理论支撑

　　在中国经济换挡转型之际，“智库”建设的重要性正愈发受到高层的关注。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中国智库建设存在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为此，《意见》中提出将依照8个基本标准，在全国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须的高端智库。

　　“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在进入一种新常态，如何找到新常态下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令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发展队伍中，都需要‘智库’在细节及战略展望上给出实践和理论支撑。”23日，山东社科院研究员、山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导报特约评论员郑贵斌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此次《意见》强调高端智库建设，正是顺应形势之举。

　　导报记者采访获悉，在山东，无论是官方智库还是社会智库，近年来都相当活跃，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智慧支持，已成为政府、企业倚重的“外脑”和“高参”。如省内推出的海上山东战略、黄三角地区发展规划等，背后均可以看到山东社科院、山东大学等“智库”的身影。

　　不过，也有受访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官方“智库”的各项制度基本参照政府机关或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体制设立，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与智库的有效运行尚不适应；社会智库又因为资金、认可度等问题无法快速崛起。中国“智库”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低调的“智库”

　　“虽然知道我们的不多，但研究院成立后短短几年时间，对蓝色经济区、黄三角地区建设、经济结构调整、港口业整合等都做过深入研究，一些成果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批示，对省、国家有关政策制定和管理工作均做出贡献。”23日，山东大学山东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导报特约评论员黄少安教授对导报记者表示。

　　据悉，山东发展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是在山东省委、省政府支持下建立的综合性和开放性的实体机构，由于其专家团队中囊括了政、学、商各界的多位重量级人物，在山东“智库”中已经有了较强的影响力。此前，该研究院发布的“蓝”“黄”两区发展报告等研究成果，均获得了各方认可。

　　“‘智库’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为重大战略部署做前瞻性研究的重要基础。”郑贵斌对导报记者表示，虽然并不为公众所熟悉，“智库”对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通过“智库”所出的研究报告、对策建议，决策者才会更为科学地进行判断，整个社会发展才会向着更为有利的一面推进。

　　资料显示，作为山东最大的“智库”，山东社科院近年来朝着新型智库发展方向，不断加强区域经济、海洋经济、人口学等学科，巩固儒家哲学、山东区域史等传统特色学科，并加大对财政金融、城市发展等新兴交叉学科的扶持和培育力度，搭建了众多科研创新平台。而在各平台研究成果的推动下，省内相关领域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官办“智库”成绩的显现，一些社会智库也逐渐显露出来。

　　“去年我们出了20多个课题调研报告，其中1/3为公益性报告，2/3为政府、企业委托的调研报告。”23日，山东大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汉斌对导报记者说。在其的办公桌上，一份份的研究报告为政、企的决策者们，提供了详实的决策依据。

　　“与官办智库不同，我们这些社会智库多数是做实证性的调查研究，能够掌握第一手数据。”据王汉斌介绍，山东大明已经成立了近10年，最初就是因为一份《山东服务业满意度调查报告》而受到业内关注。“当时做了几千份的调查问卷，历时数月，调查成果引起较大反响，相关企业也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积极改正。”

　　据悉，山东大明目前仍然会坚持每年做类似社会公益性的市场调查报告，以推动相关行业向着更受公众期待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开始受政府或企业委托，进行一些具体问题的调查分析。“都是针对性很强的领域，获取最真实的情况，多数都要保密。”王汉斌说。社会智库受重视

　　在上述受访人士看来，《意见》推出后，“智库”行业显然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意见》中提到规范和引导社会智库健康发展，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变化。”王汉斌对导报记者表示。目前，社会智库发展普遍存在资金难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对于民间“智库”机构缺乏认可，不愿购买相关产品更不愿对其进行投资。而这直接导致机构人才的流失和研究水平的降低。

　　一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意见》提出，凡属智库提供的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规划设计、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并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等多种方式购买，给社会智库发展更大空间。“以前对民办、官办不能一视同仁，跟领导人打好关系就耗得精疲力尽了。”

　　同时，也有受访人士认为，虽然官办智库没有社会智库的市场制约，但是其僵化的体制，制约了科研人员发挥创造性，也降低了人才的流动性。如与以绩效为导向的西方智库经费管理方式相比，我国智库的经费管理方式是以过程导向，重物不重人，物的价值算得很清楚，人的智慧不能体现；另外，社科院、大学等部门人事制度上参照事业单位，无法做到有效激励。而《意见》中，对于此类问题也给出了初步解决思路。“如果官办智库的效率问题能解决，那中国的智库发展将迈出一大步。”王汉斌对导报记者说。

　　另外，建设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也是此次《意见》中提出的重点工作。据此前一份关于2013年的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智库数量虽然以超过400家的数量位居第二，但是能排在全球前50名的仅有2家。“一些先进国家在军事、经济等领域细分化、专业化的程度，值得学习。”王汉斌说。

　　不过，多名人士也表示，《意见》的出台仅是框架，要想解决中国智库存在的弊病，仍需较长时间的改革推动。

　　值得关注的是，受访人士看来，此次《意见》中提到的“中国特色”，将是引导今后国内智库发展，赶超国际先进智库的关键。“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首先得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过度商业化；其次，要坚持客观、独立、理性原则，不能做党政机关的附属，不能当文件和领导讲话的注释者和宣传者；再次，要有国际视野，能够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最后，体制要灵活、开放，研究力量要精干、多学科。”黄少安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