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致胡适信札。梁启超致胡适的词稿、信札，多为诗词探讨、学术研究。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非常敬重，书信工整、词令秀美，尤其学术讨论深刻细致。

　　梁启超是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引领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进步的一个人物。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引领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进步的人物。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里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这是胡适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评价。

　　梁启超旧学深厚，胡适西学中用

　　就治学方面而言，两人都极端重视中国的两头，一个是先秦，一个是清代。先秦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氏则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关于孔子及儒家、老子、墨子等一系列著作。关于清代，梁启超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胡适有《戴东原的哲学》。他们的区别比较微妙，对于先秦，胡适最重视诸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梁氏更重视其所谓宇宙观、人生观。所以梁氏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就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伪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肤浅或谬误。”胡适非常重视阐扬墨子的逻辑思想，梁启超的笔墨多放在讲墨子的兼爱思想。对于清代，梁先生虽然也非常重视清代学者考证学的成绩，但对于清一代今古文学的变化和理学思想的变化做出了更深入的思考，所以有《清代学术概论》那样优秀的著作。胡适除了对戴震（字东原）的反理学思想有高度的评价之外，最关注的是清代学者考证学。胡适关于考证学方法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在清代考证学的文章里总结出来的。

　　胡先生和梁先生在整理旧学、整理国故方面都用了大力气，成绩斐然。但两人的态度与做法有很大不同。胡适先生只把国故当作研究对象，整理国故只能是用科学方法对国故加以整理，还其本来面目就可以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整理国故把国故当做研究材料，就像法官断案一样，审判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胡适认为以往的学者多半都没有条理系统，没有进步、演化的观念，没有科学方法，而有太多的迷信和先入的成见，所以不能认识国故的真面目和真价值，往往有过多的玄虚和神化。所以，他整理国故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梁启超跟胡适不一样，一方面是把它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另一方面绝不可忽视的是从国故里领悟天地人生的道理，从而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梁启超说要领悟先贤做人的功夫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这只有用内省的功夫、用躬行实践的功夫来领悟它、认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