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老虎”周永康落马后，一个局长的落马似乎已不能引起公众的惊愕。但刚落马的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却“技惊四座”。

　　他落马前，是个知名的“专家型官员”。他在任上时申请了35项专利，其中34项与智能交通等领域相关。1999年后，武长顺的部分专利被大规模应用，应用城市，恰恰是他任职的天津市。

　　他从中获利，似乎是“名正言顺，发明致富”。但专利认定、被应用的审批过程是否公正？背后是否有“猫儿腻”？数日以来，舆论已频发尖锐质疑，“局长专利”的立项、审批部门一时也难以洗脱“以公谋私”的嫌疑。

　　但除了这一个会搞发明的“武局长”，在位官员中，还有没有另一个写书出书的“A局长”、雅擅书画的“B局长”？

　　在反腐和贪官的斗争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落马贪官并非直接收受财物，而选择用文化、知识来“曲线贪腐”。

　　其中，官员出书就是一种典型的“权学交易”。

　　如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在任时出过两本书，通过宣传部向党政机关强行“摊派”购买，几年的版权费就达上千万元。四川成都市委宣传部原部长高勇也曾以“支持出书”、“买书”的名义，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数百万元。

　　官员的其他文化爱好，又被称为“雅腐交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也被报道“借书法生财”。当地有不少商界人士求字，为其书法作品开出天价“润笔费”。

　　从“专利费”到“润笔费”，公众有理由怀疑，每一笔巨款的目标都不是落马官员胸中所具的学识，而是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力。

　　因此，“发明局长”揭示的，不止是某一个官员独有的生财“捷径”。

　　目前我国干部队伍正逐步走向高学历化、专业化，“专家型官员”绝非一个贬义词。但“权力”和“学术”的联姻则更值得警惕。

　　无论是呼吁追查“专利局长”的公众、还是锐意反腐的有关部门，都更应警惕“学”后面的“权”，别让“权学交易”成了贪官的保护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