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组部近日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据披露，此前四轮中央巡视发现，全国19个省区市被指存在超配干部问题，仅辽宁一地超配干部数量就达26272人。（《新京报》1月6日）

　　官员超配现象不乏媒体报道，比如福建龙岩市被曝政府办有18位副职，其中，副秘书长就有13人；内蒙古全区12个盟、市，设有30多个巡视员、63个副巡视员，区发改委班子成员多达17人。但是此番中组部首次披露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的“规模”，让认识从个案上升到整体，震撼之余不禁让人发问：为什么会存在数量如此大的超配干部？

　　有专家指出，“副秘书长”超配已成一种普遍现象，各地近来也频频砍掉很多“副秘书长”，为党政机关瘦身。不过，干部超配成风，似乎也不能将目光仅仅盯在“副秘书长”身上，还有大量的巡视员、调研员、助理等职位，滋生并容纳着不同级别的干部。“副秘书长”只是一种典型表征罢了。

　　一方面，官员大量超配，或与机构编制执行不力、政策界线缺乏刚性有关。尽管国家层面的《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暂行规定》明确禁止干部超配，并有相应的惩处规定，但在实践中，各地各部门仍有足够的游移、博弈空间，千方百计拓展干部职数。而每一次专项清理，均陷入“越清越臃肿”的怪圈。风头一过，官员又如雨后春笋，一茬茬冒出来。

　　这其中，执行到不到位确实是一个问题，相关政策规定的模糊性也加大了超配的弹性空间，很少有机关部门因为超配干部被问责。常见情况是，即便被发现超配，往往也是要求在一定时间内“消化”，通过内部调整解决超配问题。能上不能下、只要成为既成事实，就不会被拿下。这样过于“人性化”的处置，为各地各部门超配干部提供了可操作余地。

　　另一方面，官员拥塞于途，也与掌握公权力者占据大量经济社会资源，同时社会相对发育不足密切相关。官员在资源配置上依然掌握着不可低估的话语权。尽管近年来主动请辞的官员不乏其人，但从总体数量上看，仍属个例。在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往板结的“官本位”现象或许正在松动，社会上有能力的人实现个人价值的渠道得到了拓宽。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为官仍是社会精英的主要选择。

　　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当然离不开包括官员在内各种人才的努力，但若是由纳税人供养的官员队伍过于臃肿，不仅会直接耗费巨量经济社会资源，也会间接影响民众正常的生产生活。鉴于此，有必要加快超配干部的清理速度，既要鼓励官员主动离职，让出位置；也应该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甄别，褫夺那些不该获得官帽的人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