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一大批贪官被查处，不难看出一个奇特现象：所有贪官无不具有双面人格，在公众场合他们展现阳性人格，看上去觉悟很高，清正廉洁、正气凛然；而私下里他们呈现阴性人格，利欲熏心，以权谋私，敛财渔色。徐才厚于2008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清廉。”殊不知，这个“清官”家里财宝堆积如山，钞票数以吨计。成克杰在与情妇合伙捞钱之际，却做出忧国忧民的样子，面对央视采访颇动情地说：“一想到广西还有100万人口没有脱贫，我这个当主席的觉也睡不好啊！”

　　其实，具有双面人格的不仅仅是徐才厚、成克杰之类“大老虎”，就是活跃在群众身边的“小苍蝇”也不例外，他们无不人前装模作样，背后鬼鬼祟祟，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假若个别贪官具有双面人格，可以理解为个体行为的变异，然而所有贪官乃至众多社会成员都有双面人格，这就是一个系统性深层次问题，不可等闲视之，更不可听之任之。

　　双面人格，以戏剧性形式呈现

　　贪官的双面人格通常以戏剧性形式呈现，也就是说，他们都具有表演才能，擅长逢场作戏，根据场景或剧情的需要，随时转换角色。贪官的表演才能，有的体现在语言上，有的体现上行为上，有的体现在言行上。无论擅长哪一方面，表演都极为娴熟而精彩。

　　语言类的，如高勇、马德之流，平时会念“廉政经”。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曾说，“领导干部一定要用好‘三盆水’：一盆水来洗头，保持思想清醒和与时俱进；一盆水用来洗手，保持手脚清白，拒腐蚀永不沾；一盆水用来洗脚，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这话说得非常好，不过好话对别人说，戏演给别人看，如果没有被查处，谁知道他贪污受贿2167万元。原黑龙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曾 “创造性”地提出：“领导干部和各级领导班子、各级党组织推荐干部，必须署名，写清推荐理由，实行推荐责任制。”并且倡导 “五个不用”：即溜须拍马的不用，好吃懒做的不用，跑官要官的不用，平庸无为的不用，无德无廉、形象不端的不用。其实“五个不用”只是说说而已，只要私下给他送钱，“五个都能用”。

　　行为类的，如徐国健、王纯之流，平时常做“廉洁秀”。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给人感觉做人谨慎、行事低调、廉洁自律，他下基层调研从来不收礼品，有时实在推脱不掉，一回到部里，立即吩咐司机把东西登记并上缴。徐国健一面做秀，一面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原吉林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刻意为自己塑造清廉形象，穿着朴素，生活节俭，并声称自己是不吸烟喝酒、不坐车上班、不上娱乐场所、不收任何礼品的“四不”干部，而私下他则以贪腐为能事，大肆受贿敛财。

　　言行类的，如徐才厚、苏荣、王敏之流，既擅长吹牛，又善于做秀。原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常在各种会议上大谈廉洁，“苦口婆心”教育干部，再三强调：“一个班子，尤其是党委书记过不了廉洁关，就没有担当的资格。”在同事眼里，王敏对下属以严厉著称，不接受下属的请托事项，不允许搞“乌烟瘴气”，对工作搞不上去的地方和当事人毫不客气；他给外界展现的是一个为人低调、穿着朴素、十足工作狂、非常清廉的形象。在他被调查后，很多干部觉得不可思议。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王敏“落马”消息刚发布时，不少山东媒体记者都在微信圈表示“怎么可能”。然后，王敏收受2000多万元的贿赂却是铁的事实，人们之所以不敢相信，只是被他高超的演技而迷惑而已。

　　双面人格，与文化传统有渊源

　　双面人格，本质上是戏剧性格的显现。当代贪官善于做秀表演，其实与旧式官场文化传统有渊源，或者说他们身上带有旧式官僚的印记。美国传教士亚瑟·斯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有很强的爱演戏的本能。戏剧几乎可以说是唯一通行全国的娱乐活动。中国人对于戏剧演出的热情，犹如英国人爱好体育、西班牙人爱好斗牛。只要略加鼓动，任何中国人都会有模有样地扮演起某出戏中的角色。”“中国人是用戏剧化的语言进行思维……在一切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完全依据戏剧化的样式而行动。”

　　亚瑟·斯密斯曾在中国清朝生活二十来年，作为旁观者指出中国人性格富有戏剧性，不失为深刻的洞见。的确，我们民族性格中含有浓厚的戏剧因素，尤其是在旧式官场早已形成传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被历代王朝奉为正统意识形态，并以此为标准选用官员，儒家理论上崇尚仁义孝悌，而实际选用的官员能否合乎标准则是一个问题。汉代虽以儒家标准“举孝廉”，结果也会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情况，这表明有人通过伪装做戏或施行贿赂而进入仕途；再说，当时官场存在“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现象，则表明正直的君子会被逆淘汰，而精于表演的滑头春风得意。实行科举制之后，旧式官员大都受过儒家文化熏陶，除了少数士大夫忠实践行儒家价值观，大多数官僚只把读圣贤书作为敲门砖，一旦进入官场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异化，以致出现人格分裂，亦即具有双面人格。他们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善于做戏：口头上大讲仁义道德、经世济民，私下里贪赃枉法、弄权牟利。

　　双面人格或戏剧性格之所以形成，并成为旧式官场文化的重要部分，自然有其深刻的原因，除了社会制度因素外，关键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缺乏式求真务实、科学理性的精神，从而在思想与行为上表现出，重形式、轻内容，重表象、轻本质，重法术、轻方法；以识时顺势达到目的为原则，而不以客观公正坚持真理为原则，只要面子过得去，只要目的能达到，可以不择手段。如若作伪做戏能蒙混过关，且能获得实际利益，那么它就会被人奉为法宝，进而成为一种行为习惯，最终浸透到集体无意识里，从而固化为民族性格。